张爱玲（上）：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在美国公寓中去世。5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张爱玲去世的消息，而《洛杉矶时报》更是作了详细报道：“张女士非比寻常，如果不是生逢国共政治分裂之际，必然已经赢得诺贝尔奖。”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传奇，起点就与众不同。她出身极其显赫，祖父张佩纶曾任福建巡抚；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廷重是家中独子；母亲黄逸梵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1920年张爱玲出生时，这个家庭却丝毫谈不上幸福。

父亲张廷重不光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还吸大烟、打吗啡、娶姨太太。母亲黄逸梵反抗无效，只得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跟小姑子一起出国留学。

等到父亲病重，把姨太太赶走了，母亲这才回来。可父亲病一康复，就一心只想从母亲那里要钱，两人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吵架。一番打打闹闹之后，母亲终于决定离婚出国，父亲也再娶了。

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在父亲和继母的尖酸刻薄和家暴中，终于熬到了中学毕业。17 岁那年，张爱玲被继母冤枉，父亲对她拳打脚踢，打得张爱玲倒地不起，还扬言要一枪崩了她。自此，张爱玲被锁在一个空房间里，煎熬度日。但她没有放弃，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希望有一天能够逃走。

可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张爱玲突发痢疾，父亲却不给她医药，以至于她差点死在那个房间里。生病的那半年，她的文字就像房间里的那扇窗子，落寞不堪：“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后来，张爱玲终于找到机会逃到了母亲那里。她开始补习，准备报考伦敦大学。不久之后，张爱玲的弟弟也从父亲那里逃了过来，还带着一双篮球鞋。但母亲却说，自己只负担得起一个人的教养费，弟弟只好又带着那双篮球鞋，哭着回去了。

（张爱玲，女，18岁）

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我的学习很好，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母亲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她对我说：

（黄逸梵，女，42岁）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想把我的女儿培养成一位“真正的名媛”，于是花钱为你请来家教，并亲自指导；

然而，你却连削苹果都学不会，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了如何补袜子。

你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还不知道电铃在哪儿。

你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却仍然不认识那条路。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是一个废物。

唉，爱玲，我给你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练习行路的姿势，如何看人的眼色。

我还叮嘱你，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平时多照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还有，没有幽默天才，就千万别说笑话。

但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你只能显露出惊人的愚笨。我对你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你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的沉痛警告没有给你任何影响。

每当想到“这周没去喝咖啡，都是为了你”“这月没添新衣服，都是为了你”，我就懊恼：我不笨，何以有这样一个笨女儿。叫我如何拿得出手？害人精呀！

（张爱玲，女，18岁）

母亲对我的杀伤力与父亲那把未射出子弹的手枪，不相上下。我痛恨向她讨要生活费的自己。

我在学校吃最便宜的饭菜，不坐车走很远的路去补课。在学校，我过得相当艰难。

有老师送给我800元，权当奖学金。当我将这个消息开心地与母亲分享的时候，母亲当晚就打牌把这笔钱输掉了。

那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可以支撑我一学期的生活费。从这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绝不可再信任这个女人。

母亲有不同的男友，熟练地打包行李，妥妥贴贴，方便她随时拎包去欧洲旅行。

可她就是不问我，一个学生，一个人的时候，学费、生活费怎么办？

我难道是喝西北风就能活下去的吗？

大三，我想读完书。在欧洲的母亲没有寄钱回来，只催我赶快嫁人，她对我说：“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多年后，我把钱换成了二两小金条，还给母亲，对她说：“多谢你的养育之恩。”

母亲临故前，曾说：“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

我不知这是最后一面，不想见她，只是寄了一张一百美金的支票。

你问我有没有遗憾。有，我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

我不会生孩子的，怕孩子替母亲报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