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春秋》审案的主要依据

知识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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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必本其事而原其志”，也就是必定根据事实而探究当事人的动机这个原则，董仲舒为此举了四个例子：

分别是逄丑父该杀，辕涛涂不该抓，鲁季子追捕庆父，吴季子宽恕阖庐。

这四个人罪行相同而论罪不同，因为他们当时“犯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欺骗军队，却既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同样是弑君，也是既有该杀的，又有不该杀的。

知识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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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逄丑父该杀”，《左传》的记载是：齐国和晋国在鞌这个地方决战，齐顷公的战车落了单，眼看要落入敌手，而车上还有一位逄丑父，他急中生智，冒充了齐顷公。于是，假齐顷公作了晋国军队的俘虏，真齐顷公就趁机逃之夭夭了。晋国主帅发现到手的是个假冒伪劣产品，气不打一处来，但最后还是说：“放了这家伙吧，以此来勉励那些认真侍奉国君的人！”

故事完了吗？完了。

可是，董仲舒不是说“逄丑父该杀”吗，怎么却把他放了？

答案是：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他自然是取《公羊传》而不是《左传》的说法。

《公羊传》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又和《左传》发生了矛盾：虽然对故事的前半部分两家说的没什么区别，可当晋军发现逄丑父假冒齐顷公之后，《公羊传》的说法却是：主帅问大家说：“欺骗三军的人该怎么处置？”大家说：“该杀！”主帅点点头：“那就把这小子杀了吧。”

那，到底是杀了还是没杀呀？要不，就让《谷梁传》来评评理吧，但可恨的是，《谷梁传》根本就没提逄丑父这回事。

我们既然在讲董仲舒，就以《公羊传》为准好了。《公羊传》说：“逄丑父该杀。”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会发现《公羊传》这个逻辑很奇怪，不合情理：一个甘愿献出生命而忠心护主的人怎么会“该杀”呢？不但不该杀，还应该大力表彰才是啊！

其实，这是因为主语已经被偷换了：《公羊传》只是在叙述晋军对如何处置逄丑父的讨论过程，是晋军得出结论说“该杀”，《公羊传》在这里只是客观叙述这个事件而已，并没有从自己的角度评论说“逄丑父该杀”，再看看《公羊传》的上下文，也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分析论述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意味着：说“逄丑父该杀”并不是《公羊传》的意思，而是董仲舒自己的意思。

那么，董仲舒又为什么认为“逄丑父该杀”呢？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里详细讨论了这个逄丑父问题，简要来说，他认为逄丑父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他虽然救了齐顷公，却使齐顷公成了丢人现眼的逃兵，这就叫“陷国君于不义”，这让人家一国之君今后还怎么抬头做人？

《春秋》认为：最高的尊贵不能加之于大羞大辱之上，对于失去君位而又回国复了位的国君尚且不以国君相称，更何况做了逃兵的国君呢！

知识点3

00:09:48

再说说“辕涛涂不该抓”，此事见于《春秋•僖公四年》。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春秋经》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所以是依鲁国纪年的，这里的“僖公”就是鲁僖公，“僖公四年”就是鲁僖公在位的第四年。

这一年诸侯联军到处打仗，领头的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辕涛涂不该抓”这件事就发生在“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之后，两件事是紧挨着的。

话说齐桓公统率中原诸侯联军南下攻打楚国，热闹半天却没打起来，跟楚国使者屈完定了个盟约就撤军了。联军和屈完定盟的地方是在召shào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郾城一带。

根据《公羊传》的说法，齐桓公要从河南回到山东，按照正常的行军路线，应该会经过河南境内的陈国和郑国。联军里，陈国大夫辕涛涂给齐桓公出主意说：“您这次南征，虽然仗没打起来，但也算把南蛮子驯服了。我看呢，大军遛了这么久，总得打两仗吧，所以，您回军不如取道东边的海滨，搂草打兔子，顺手把东夷征服，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啊！”

齐桓公采纳了他的建议，不再按原计划从河南回山东，而是取道海滨，准备再打几仗。可没想到海滨这条路实在太不好走，大军竟然陷在沼泽里难以脱身了。这可把齐桓公给气坏了，当时就把辕涛涂拿下治罪。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齐桓公该不该抓辕涛涂呢？

《公羊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明确：“不该。”理由是：《春秋经》里说了，“齐人执陈辕涛涂。”意思是：“齐国人抓了陈国一个叫辕涛涂的家伙。”

这就奇怪了，《春秋经》明明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并没有告诉我们齐国人为什么要抓辕涛涂，更没告诉我们这件事谁对谁错，《公羊传》为什么会得出齐桓公不该抓辕涛涂的结论呢？

想那《春秋经》以微言大义奖善罚恶，这个“齐人执陈辕涛涂”里肯定藏着什么微言大义等待着我们的发掘。可这七个字里只包括了两个国名和一个人名，动词只有一个“执”字，难道“微言大义”就落在这个“执”字上吗？

我们看看《公羊传》是怎么解释的：

《公羊传》首先设问：“明明是齐桓公抓的辕涛涂，齐桓公是侯爵诸侯，照理说《春秋经》应该写成‘齐侯执陈辕涛涂'，可为什么写成‘齐人执陈辕涛涂’呢？”

这时候，或许有人要问了：“齐侯和齐人有什么不同？值得深入研究吗？”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公羊传》严肃地认为，“齐侯”和“齐人”虽然在这里都是在说齐桓公，但含义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大约就像同样称呼齐老三，叫“齐总”和叫“齐三儿”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态度”这个词很重要，孔子就是在用一些字眼上的细微差异来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态度的，于是就有了“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贬”。

那么，在对逮捕辕涛涂这件事的记载上，本该写作“齐侯”却写成了“齐人”，就好比本该称呼“齐总”却偏偏叫他“齐三儿”，这分明是在批评齐桓公。

古代经学家们的主流解释是：如果是“齐‘侯’执陈辕涛涂”，那就意味着齐桓公是以霸主的身份拿下了罪有应得的辕涛涂，这是堂堂正正、理所当然的；可如果是“齐‘人’执陈辕涛涂”，就意味着齐桓公捉拿辕涛涂并不是堂堂正正、理所当然的。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这样看来，《春秋经》用“齐人”而非“齐侯”来称呼齐桓公，摆明了是对他的批评，但是辕涛涂出了馊主意，害得大军深陷沼泽，看来确实有罪，齐桓公为什么不该抓他呢？

对此疑问，《公羊传》拿周公举例，周公率领的是仁义之师，打到哪儿就解放哪儿，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所以不论哪国，国内的老百姓都向着周公，盼着周公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

齐桓公联军南下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一次陈国，如果齐桓公统率的军队能有周公军队的那种作风，陈国人欢迎还来不及呢，可陈国大夫辕涛涂却唯恐齐桓公在撤军的路上再像蝗虫一样经过自己的祖国，这才出了馊主意。不错，辕涛涂确实是别有用心的，但齐桓公又怎么能责怪辕涛涂呢，他应该自己多做检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