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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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儒家政治传统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不太较真地说,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倡之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治学非常刻苦,“目不窥园”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董仲舒是研究《公羊传》的专家,当时因为《春秋经》号称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据说孔子他老人家还曾亲口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更显得《春秋经》的意义无比重大。
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权威教材,那么,为《春秋经》编写教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里《春秋》作为教材被称为“经”,那些教辅则被称为“传”。我们一直都说“《春秋》三传”,就是《春秋经》加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谓“一经三传”。
《春秋经》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亲手编订的,其意义正如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却从来不去原创,所以,《春秋经》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作品”,地位自然无比尊崇。
“一经三传”,其实原本该说“《春秋》五传”的,另外两传是《邹氏传》和《夹氏传》,可惜都失传了。后来,继续为《春秋经》作传的大有其人,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却只有一部,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
这部《春秋胡氏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甚至和那“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更有甚者,胡安国这部书还曾被官方独尊,俨然居“三传”之上,甚至隐隐高居《春秋经》之上。
知识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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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姜宝为徐浦《春秋四传私考》作序,把这“四传”的关系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传》负责“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传》则把大家伙儿的工作给统一调理起来,以成就一个大丰收的年景。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请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脱经题,据毛奇龄说:“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的陋习为之稍轻”,这也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曾经专擅科场三百年之久!不过,胡安国的这部《春秋传》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论它再怎么出色,也确实没能一劳永逸地附列于“三传”之下,就好像赵云的加入始终没成就“桃园四结义”一样。
清朝贬斥《春秋胡氏传》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个恐怖的年头哪里还能再谈什么“尊王攘夷”呢,这正是统治者最大的忌讳。于是,“四传”又变回了“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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