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研究之路与心得》3

于是我考求龟板的历史，追溯乌龟在历史上的运用变化，从药性功治的变化，到用药部分的变化，以及改变的原因。最后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
“龟板,败龟, 龟甲”考辨—论龟甲当用上下甲，《中医杂志》,1982,23(3):56
2年后，我建议内子杨梅香（当时在江西中医学院药理教研室教学研究）用实验证实龟甲上下甲当同用。她在江西申请到了课题。1985年解决长达八年之久的两地分居问题，她调入北京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药理室，又申报了课题，1987年课题验收，同年获得卫生部乙等科技成果奖，龟上甲获得新药证书，1991年《药典》修改龟甲来源，此后所有教科书的龟板全部改成龟甲。
这个例子证实，本草文献考证的成果如果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就能扩大药源，纠正历史错误，为中医药发展服务。

另一个尝试就是本草科普。我在读研究课程时，听马老师讲《证类本草》的体例，感觉非常复杂难记。该书的标记符号特别多：白大字、黑大字、白小字、黑小字、谨按、唐附、唐本先附、今附、今按、新附、新补……
我在学习冈西为人《本草概说》时受到启发，从本草发展结构入手，高屋建瓴，掌握《证类本草》的体例。同时把我在研究生期间寻找资料的体会也糅合进去，在《中药材》杂志开了一个《中药书籍资料的查找与利用》连载专栏。
中药书籍资料的查找与利用(一) 中药材科技,1983,(2):40
同上 (二) 同上 1983,(3):38
同上 (三) 同上 1983,(4):36
同上 (四) 同上 1983,(5):29
同上 (五) 同上 1983,(6):39
同上 (六) 同上 1984,(1):37
同上 (七) 同上 1984,(2):42

这个连载反响很好，使得复杂的本草资料变得简单清晰。在毕业后的小试牛刀，感觉很好，觉得这书读得有用，更增进了我深研本草的决心。

4、开门求径（1981-1989）
1981年研究生毕业，我的研究生班年龄最大的邬家林学兄因为孩子多，留在北京解决不了户口，决定回峨眉药校当校长。他是四川医学院药学系1961年毕业生，是我班最大的学兄，后来在谢宗万老师手下研究中药品种来源。我们因为专业接近，又都是谢老师的学生，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对毕业后的发展畅谈了一晚，他告诫我：
我回四川，尽力在地方上做好本草学和生药学的研究，唱好地方戏，折子戏。你留在北京，即是中央，我希望你要站在国家的高度，唱好整本戏，大戏。
邬兄的叮嘱，成为我此后努力的方向。那么，“整本戏，大戏”体现在哪里？我反复思索，只有两条路，一是摸清家底，二是搭建平台。
所谓摸清家底，就是遵照古人所说：做任何学问都要从目录学入手。那么1980年代的本草目录学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的本草书目（有作者、书目与藏馆）、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只是一本小册子，收了200多种本草书名与简介）。这太简单了！古代涌现过哪些本草书？现在还存世哪些本草书？它们的内容特点如何？相互传承关系如何？没有专书，不知家底，如何为整个本草学研究提供门径？
我立即动手收集有关资料:《联目》《现存本草书录》《本草概说》、尚志钧老师的文章，但这还不够，不能从资料来到资料去，必须要看原书。1981-1982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全国访书，为编写《中医人物词典》收集一手资料。长达8个月的全国访书，扛着几十斤重的翻拍架。拍摄了几百个胶卷，3个电影拷贝的胶片。在收集医书的同时，也基本完成了全国现存本草古籍的调研。
日·冈西为人：《本草概说》，日本：创元社，1977。
在与尚志钧、林乾良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撰写《本草述要》（后来出版社改名为《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又承林乾良寻找出版社，最后在1989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40万字，全部都是手写成书。书出版还要包销，经常去邮局邮寄，苦不堪言。但这书得到了本草学界的认可，台湾同仁谢文泉的评价让我觉得这份功夫没有白花。
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该书2021年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再次出版，修正了一些错误，但没有增补新的材料。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撰写一部更为充实的《本草书录》。


5、柳暗花明（1985-1993）
我毕业以后，家属在江西调不进北京，两地分居，孩子也上中学了。这是我人生中最迷茫徘徊的时候。《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完成之后，我该如何完成第二个目标？
那时我手上有早就校勘整理好的《履巉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绍兴本草》3书，我也想把古代所有古本草图全部收集起来，解决本草考证的一个最花功夫、最难做到的图片收集工作。
那时出一本书，太难了。我为了出版《履巉岩本草》，找了好几个出版社，都碰钉子。就为了复制金陵本《本草纲目》的药图，还是借助日本影印的《本草纲目》图版才复制了1109幅图，但是现存的古图2万多幅，我要做多少年才能收集齐啊？申报课题，一个课题最多3万、5万，我那时不到40岁，课题哪里轮得到我们！而且医史文献的书，经济效益不好，哪家愿意出啊？
1983年，在蕲春召开李时珍逝世490年大会，中国药学会药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我是学术秘书。有了队伍，就有了力量。各地同行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给我很大的鼓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愚公移山，贵在先行。
我采取了以下最笨的办法：
手绘全部《履巉岩本草》黑白图，复印成书。
自费打印《宝庆本草折衷》《绍兴本草》，内部交流、
但这种迷茫徘徊的时候没过多久，1985年，我家属调入北京，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在慕尼黑召开的第一届国家中医药历史文献研讨会，在大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履巉岩本草》考校”（英文）。结识了此后长达30多年老伙伴德国文树德教授。
1987年，我第一次到日本，参加第12届东西方医学史比较会议（东京，日本），论文“中国明代的食物养生及相关文献”（英文）
1992参与国际合作课题“《黄帝内经》英译”（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
眼界扩大，学习电脑，广交国内外的同行，为此后的本草研究攻关奠定了基础。
1993年，回国，被任命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此年底迎来了此生最大的机遇。主持《中华大典·药学分典》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