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蝶恋花

      ——王国维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注释
（1）蝶恋花：词牌名，又名“凤栖梧”“鹊踏枝”等。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2）阅：经历。
（3）不道：不料。
（4）如许：像这样。
（5）绿窗：绿色的纱窗，指女子居所。
（6）暮：也有书籍上写作“莫”，傍晚的意思。
（7）新欢：久别重逢的喜悦。
（8）旧恨：长期以来的相思之苦。
（9）朱颜：青春年少的容颜。
（10）辞树：离开树木。

 提到王国维，我们就会想到他在《人间词话》里提到的三种境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人生“三境界”，不知有多少人将其奉为学问、事业，甚至是情感、人生的圣典。

人间词话已成绝唱，世间再无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永观，谥号忠悫，生于浙江海宁。海宁王氏，世代书香，学人辈出，有深厚家学渊源，也有忠君爱国之门风，备受当地人敬仰。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集大成者，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颇有造诣，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翻译理论家，一生著述60余种，勘校古籍200余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的母亲凌氏体弱多病，生下他后，身体越发孱弱，在他四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在县衙里做笔贴士，主要负责翻译满、汉章奏文书之类的工作。平日里，父亲公务繁忙，很少顾家，但对他的教育却颇为严苛。母亲过世得又早，幼年的王国维可以说是孤独的，家中唯有一个年长他五岁的姐姐常伴，叔祖母照顾他们姐弟二人生活起居。

父亲王乃誉博学多才，对书画、篆刻、诗文颇有造诣。他对长子既充满期待，又忧心忡忡，他曾写到：“静儿出门，吃亏有数端，貌寝，一也；寡言小，少应酬，无趣时语，二也；书字不加，三也；衣帽落拓，四也；做书信条，字句不讲究，五也。”在我们心目中只能仰望的学术大师，在父亲眼中依旧有各种的不完美：长相没有威仪，寡言木讷，字迹不佳，衣着潦草，不讲字句。一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父亲对儿子要求之高，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诸多挂心。他是秉着“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的心愿来培养长子的，他希望长子学贯中西，独立自立，这是一位饱学、睿智而又开明的父亲。

在父亲的影响下，王国维自幼博览群书，也开始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王国维聪颖好学，15岁就中了秀才，可是在乡试中却屡屡受挫，一直未能中举，究其主要原因是“嗜古籍而不喜帖（tie3）括”“科场贿辨”，他嗜好古籍，却不喜考场那些迂腐的陈词滥调，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传入的西方科学、思想这些新学上，还有一点就是科场有人贿赂考官。他想留洋，但是因为家贫一直未能实现留学的愿望。

当时，清王朝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原本富庶的王家也逐渐败落。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回忆说：“我家原属小康，洪杨（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之乱，遭逢变故，仅剩薄田，仅得糊口。”

当时执政的慈禧对外软弱可欺，割地赔款，摇尾求和；对内则暴戾恣睢，血腥镇压，奢靡无度。再加上各地战乱频发，水患不断，以致于饿殍满野，民不聊生。

王国维常纵论时政，慷慨陈词：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他扼腕捶胸，仰首问天，痛斥清政府对正人君子的不公，他也因此弃绝了科举之路。

1898冬，21岁的王国维在父亲的陪送下赴上海求学，1900年，在教育家罗振玉等人的资助下，又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后，因病回国。此后，他主要从事编译西方学术著作的工作，介绍西方科学、哲学、教育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文学……，加上他深厚的国学底蕴，他遂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的顶级学术大师。

三十岁后，王国维又开始研究文学，他向国人介绍了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他还对美学、词学、戏曲史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等。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他将西方的哲学、美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开创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名满天下的王国维是学术界的巨擘（bo4），也是前清遗老。任时局风云变幻，天翻地覆，他依旧守着三纲五常，他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着宽大的袍子，勒着粗布腰带，梳着辫子，一个老派学人风范，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1923年，已经逊位的皇帝溥仪破例让王国维担任故宫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一职，能在此行走的臣子，才学应该是朝中一流的。按惯例，在南书房工作的大多应是进士、翰林，王国维以一介布衣，入职于此，确实显示了浩荡皇恩。

不过一年，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国会，软禁当时的总统曹锟，并且修正了清室的优待条件，没收清宫，永废帝号，把溥仪小朝廷彻底赶出了紫禁城。

被赶出来的那天，王国维始终侍行溥仪左右，未敢稍离，每一步都是屈辱。他想起自己的朝服衣冠还在宫中，千方百计恳请将其数套朝服归还。这件事对他打击极大，他此后曾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愤而投水，以殉前朝，好在家人阻拦，未能殉节。

1924年，王国维接受清华聘请，成为导师。1927年6月2日，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而亡。

王国维不仅是卓越的学术大师，也是优秀的词人。他对自己的词作亦是非常自信，在《三十自序》中，他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意思是我所作的词虽然不足百首，自南宋以后，除了一二个人外，还没有比我写得好的，我是有这个自信的。比起五代、北宋大词人，我自愧有不如他们的地方，但是这些人恐怕也有不如我的地方。三十岁的王国维并非口出狂言，说此话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人间词话》，这部书被奉为词论界的圭臬，在诗词论著中首屈一指。

今天我们就来读他的《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这首词作于1905年，词人暂归海宁家中，与夫人莫氏相见，此后又要北行。这首词一反常态，不写归来之喜，却写归来之愁，显示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词人早已历尽了天涯离别之苦，没有想到归来，看到的却是春花零落的情景。

王国维与妻子莫氏的婚约，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说起这段婚姻，和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国维一心想要出国求学，但父亲提出必须先成亲，再出国。于是求学心切的王国维便与莫氏成了亲。

新婚不久，他便漂洋过海，求学日本，此后四处奔波，先后辗转上海、南通、苏州等地，二人聚少离多，有一段长达十余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但二人并未有任何嫌隙。身为丈夫，王国维始终牵挂着家人，他时常与妻子通信，但凡有空闲，他都要回家看望妻子和三个孩子。莫氏是商人家庭出身，家境殷实，当时王国维是“海宁四才子”之首，妻子对丈夫是爱慕丈夫才华的。

莫氏是一个温柔贤惠的传统女子，王国维不谙俗物，平日里只会埋头纸堆，潜心学问。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全由莫氏操劳，莫氏体弱，又要持家，又要照顾老人孩子，平时辛劳可见一斑。

一人漂泊在外，一人操劳在家，各种心酸只要经历者才能说清。终于回到家中，应该是难掩的喜悦才对，可词人说“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暮春时节，春花凋零，久别重逢却见残红遍地，这在敏感多情的词人看来，有一种悲凉。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我跟她在落花底下相见，久别后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见绿窗下的春光与天色一样黯淡了。

再见正是春归日，重逢亦是日暮时。花败了，日落了，美人也一样迟暮了。她不再有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好颜色，和这即将逝去的春天一样憔悴，让人凭空的生出伤感。

他还记得他们曾经相见的美好：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樱桃花开，浪漫如雪，她因羞涩腼腆低垂下头，如云的发髻倾斜了，那一刻人与花都是鲜妍，春色正浓，人间正好！

归来时，曾无数次幻想着重逢的喜悦；归来后，却发现百花零落，春意阑珊，斯人憔悴。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涌上来的是无尽的惆怅。

他喜欢把人与花放在一起，繁华如斯，零落如斯。原来，花开花落间，有人的悲欢离合，也有人的起落荣枯。这次回家，他忽然发现，莫氏已经憔悴衰老了不少，在他无知无觉中，佳人与春色已然渐渐消褪，猛然发觉，心陡然一惊，悲凉满溢心头。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燃一盏灯，在暮色中倾诉别后相思，但似乎只有相见那一刹那的欢愉，往昔全是旧恨，千丝万缕，除了惆怅还是惆怅。

久别后，总该说不尽的相思，道不完的情意，千言万语，只有新欢一缕，除此之外，全是离愁别恨。这灯下衷肠互诉，更添柔肠百结。深谙离别之苦的他们，更应该珍惜这短暂的相聚不是吗？王国维在另一首《蝶恋花》中还写到“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西窗之下，和爱人箭灯共语，何等温馨，何等宁谧，而“草草”二字似又道出仓促、草率之意，也许是他未曾珍惜这西窗共语，所以，觉得“草草”；也许是他太过珍惜这燃灯倾诉，所以，也觉“草草”。如今又是这相聚时刻，到底该怎样珍惜？

此时西窗灯下，倾诉离愁别恨是苦；他时天涯异日，今时相聚，变成别后思量，更觉悲凉。在王国维眼中，离别是苦的，相聚也是苦的。他总是陷入这样的苦痛中。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人世间最留不住的美好，是那镜中年轻的容颜和树上那鲜妍的花朵。待它们渐渐消褪和簌簌飘零时，这人世间，想留也留不住。

妻子莫氏未必有如丈夫这般悲情，他回来，便是好的。他的丈夫有才华，有责任，忠诚又淳厚，是难得的好男子，她自始至终，毫无怨言。

这个男人就是一副书生模样，矮小瘦弱，少言寡语。回到家中，就扎进了书本里，年幼的孩子不懂事常追着他玩耍打闹，从后院追到前院，再从前院追到后院，从书房这角追到那角，再从那角追到这角，最后缠到在他膝下，嬉闹着滚作一团。而他呢，始终拿着一本书，躲避退让，眼睛就像黏在了书本上。在莫氏看来，这大概就是她眼中最幸福，最温馨的时光了吧！

莫氏在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去世，王国维消沉了很久，在家人的劝说下取了莫氏的远房表亲潘氏。她将莫氏的三个孩子视为己出，又生下了三个孩子。

这首诗不写相见之喜，却写相见之悲。词中流露出他对于妻子的爱怜、愧疚、懊悔、自责，其实，词人感慨的不只是春光的流逝，容颜的憔悴，这首词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就在于它已不囿于爱人之间的悲欢离合，而是道出了人世而是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在以一种不可挽留的态势消失，而他最是无能为力，像一个垂手而立的旁观者，看世间所有世间所有的美好渐渐消颓，他悲悯的看着，怜惜着，却不知不觉中也在消耗着自己。

最美好的是人间最容易逝去的，也是最难以留住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但所有美好消失殆尽，这人间还有何值得留恋？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盥洗、早餐完毕，来到办公室，发现试卷、文章没有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之后，他伏案认真地给即将毕业的研究生评定成绩。他还和同事一起谈了下个学期的招生事宜，又借了五元钞票，随即走出了办公室。一切都看不出任何异常。出门后，他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他在园中昆明湖鱼藻轩的池，这里的水并不是很深，但池底都是陈年的淤泥，他静静地吸完一支纸烟后，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

事后，人们在他的上衣口袋李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外有封，上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他的三子，落款是“五月初二日”（农历五月初二，公历六月一日）是他临死前一天就已经写好了，临行前装在了衣袋里。书中内容条理清晰，思虑周到，可见并非是仓促之举，而是早有求死之心。但没有人知道这位国学大师真正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包括他的家人。

清废帝溥仪事后赐予王国维谥号为“忠悫”，意为厚道，恭谨。

有人说，他是为清室殉节，王国维是前清遗老，对溥仪又有国士知遇之感，清王朝倾覆，他早有死志，自杀以保节；有人说他是为债务所逼，王国维早年曾受罗振玉资助和赏识，他对他亦心存莫大感激。二人是挚友，又是儿女亲家，后二人因子女经济问题发生龃龉，王国维在临死前烧掉了和他来往的信件。有人说他是因时局突变。当时北伐军进逼北方，王国维清室南书房行走的身份加上他脑后始终不肯减去的发辫，让他感觉大祸将至。他曾对学生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有人认为他是文化殉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辞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将自己视为中华文化“所寄”之人，也许他会将文化的存亡续绝作为个人存在与否的理由。……总是有那些天赋极高，智力极高的人在痛苦无法解脱的时候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终结他无法解决的矛盾。对于王国维而言，他个人生活是不幸的，幼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生活辗转流离，清苦拮据；这些虽不足以让他走上绝路，但悲剧的生命体验总会带给他悲观的人生感悟。他生活的时代是不幸的，清室覆灭，外强入侵，军阀混战，他是清室遗民，脑后的小辫子总让他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他是学者，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残忍杀害，让他对政治时局更为悲观，他为文化人为文化所死更为痛心和绝望。这也与他悲剧的性格有关。他天性忧郁，心境枯槁，羸弱多病，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学问学术。鲁迅先生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样”。语言大师王力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他的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他一天到晚都在看书、写书。他生性木讷，从不主动与人交往，极偶尔的应酬，他总是谦恭而拘谨地坐着，一言不发。

一位国学大师，学术巨子，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了却他的凡尘俗世，给后人留下无尽的迷惑和悲伤。陈寅恪在他的碑文中，这样写道：“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