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南大相继退出，大学排名有荣耀也有丑闻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将不再参与各大世界高校排名，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也发表声明称，学校未来在整体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均不再将国际排名作为主要目标，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实在国外，各大高校对于大学排名的抱怨也不少——高校们为了取得好名次，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甚至采取了一些“削足适履”的手段，给教职人员带来负担。此外，“虚高”的排名也难免“坑”了不少学生。

今年，为了让自己在榜单上的名次更好看，世界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还被曝出“数据造假”丑闻，令全美咋舌。

这些让国内大学愤怒，外国大学折腰的榜单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它们的运作方式如何？对大学的教学质量又有怎样的影响？今天的文章让我们一起走近世界高校排名。

看到最新的全国排名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官员们高兴坏了。

文理学院院长艾米·亨格福特在一次Zoom会议中，称这是哥大的一个里程碑。招生办主任杰西卡·马里纳西奥则在哥大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将我们视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为此感到自豪。”

让哥大如此不淡定的，是该校在US News2022年度全美大学排行榜上，从第三名上升到了第二名——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同列第二。

只是，这种荣耀感带来的欢喜氛围并未持续太久。今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迈克尔·萨迪斯（Michael Thaddeus）公开了自己一项长达21页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对公开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哥大第二名的成绩“虚高”，他进而质疑学校向榜单机构提供了“不准确、可疑和具有高度误导性的数据”。

这并非第一次有高校陷入刷榜丑闻。早在2012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就因为数据造假，被US News扔进了“不排名”部分。这也是该榜单第一次因为数据造假，取消一所大学的排名资格。此后，“不排名”名单上出现的大学越来越多。

2019年，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5所大学，因为数据出现问题，被划进“不排名”分类中。

去年，天普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波拉特，因为提交虚假数据提高学校排名并以此增加学校收入而获罪，最终被判14个月监禁。

而就在迈克尔举报哥大数据造假之后不久，4月8日，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的一名管理人员同样提起诉讼，指控该大学虚构数据，以欺诈性手段，提升罗格斯商学院的全国排名。

自从1983年，US News设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单以来，各种大学排行榜纷纷出现，它们也成为无数年轻人选择大学时的重要参考——中国留学生申请学校时，会将不同榜单作为其择校标准，他们回国后求职，简历上也多会清楚标明就读学校的排名。

只是，频繁出现的造假丑闻同样令人们注意到排行榜给大学带来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机构屈服并讨好排行榜机构的做法，让很多教育界人士扼腕，甚至不惜举报自己的学校来表达不满。现在，连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顶级名校都深陷数据造假疑云。

“尽管哥大在排名中上升到了第二名，但我仍有理由担心它的优势并不是建立在做学问上。”迈克尔说，“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然而它正在用痴迷追求排名的行为贬低自己。”

排行榜，为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学带来了荣誉，却也把那些造假、刷榜的院校推入丑闻深渊。

留着金黄头发的迈克尔，可不是什么小角色。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自1998年以来，就一直在该校任教。这位数学教授爱好广泛，甚至发表过一篇关于费鲁乔布索尼钢琴协奏曲的文章——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协奏曲之一。他在哥大个人主页上留下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来自《圣经·传道书》：“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

现在，他就因为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感到忧伤。近些年，迈克尔一直在关注学术政治领域，尤其是大学官僚化问题。今年2月，他觉得自己不得不站出来了。依托于数学专业知识进行分析，他发现自己服务了二十多年的学校，为了美化自己的大学排名疑似造假。

据他解释，之所以变得爱和学校对着干，主要归咎于2017年至2020年的一段经历。在那期间，迈克尔担任哥大数学系主任一职，见证了不少学校在行政方面的问题，从而开始变得“激进”。自那时起，他频频针对行政膨胀、捐款使用等问题向学校开火。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迈克尔坦言，哥大近些年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因为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不符，学校在排行榜上的某些得分立马引起了他的警觉。

比如，迈克尔对“持有研究领域最高学历的教职人员比例”产生了疑问，这项评分隶属于“师资力量”大项，得分占比3%。

按照哥大向US News提交的数据，该学校所有教职人员都应该拥有研究领域中的最高学历（100%），大幅超过哈佛（91%）、耶鲁（93%），以及在综合排名中居于首位的普林斯顿大学（94%）。

可翻阅哥大958名全职教师资料后，迈克尔发现66名教师持有的最高学历为本科、研究生，或者专业干脆与所教科目不同。“100%”的比例似乎难以站住脚。

“这66位同仁，不是来自语言班，就是出自艺术学院，哥大也许会辩解称，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被排除在统计范围以外，但这很难自洽。”迈克尔写道，“一方面，如果排除掉上述两个学院的老师，哥大很难达到自称的1：6师生比，另一方面，他们都是有投票权的全职员工，学校没有理由将其区别对待。”

这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从学历而言，他只拿到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对于这项得分上的异议，哥大解释，迈克尔似乎忽略了一些事实，比如“写作”等学科的最高学历并不是博士。此外，100%是四舍五入后的结果。“关于决定何种学历为该领域中的最高学历，我们也相信排名机构允许大学有一些自行解读空间”。

此外，报告质疑的问题还有很多：

对于课堂规模，迈克尔很难认同哥大自称的“82.5%的课堂学生数量少于20人”。通过参考点名册，他认为真正的比例应该在62.7%至66.9%之间。对此，哥大反驳，迈克尔参考课堂点名册的方法并不准确，因为名录不是学校的官方记录。

通过公开数据，迈克尔同样怀疑1:6的师生比例过高，而根据他自己的分析，这一比例应该在1:8至1:11之间。这次，学校辩解称，如果把所有兼职教师包括在内，那么这一数值甚至比1:6还大，但他们相信自己的统计方法符合US News提倡的精神。

只有在财务支出方面，哥大承认了迈克尔的推测。迈克尔在报告中写道，“哥伦比亚大学每年教学支出31亿美元，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超过了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的总和。他们似乎把医学院为病人治病的花费都算了进去。”

对于这点，哥大总算松了口说，“学校有近4000名全职医学生，教学和治病是同时进行的，所以算了进去。”

尽管哥大回复了自家教授的质疑，但考虑到他们并未完全公开数据且解释得颇为含糊，人们甚至更加相信大学排名中存在猫腻。对于这起风波，US News排行榜并未就任何细节展开讨论，只是说他们相信高校自己提供的数据准确、可靠。

不过，无论如何，这场争论都已经席卷了美国教育界。

迈克尔在调查自己学校的爬榜之路时发现，哥大从1988年上榜开始，排名就一直在稳步上升，从第18名直到今天的第2名。虽然很多学校的排名也在上升，但他认为，“没有一所大学能与哥大的非凡崛起相提并论”。

2003年，哥大首次进入了前十，但当时，学校官员们对此并不是太在意。那时刚刚担任哥大校长的李·博林格(Lee Bollinger)还曾对《纽约时报》说，“排行榜名次给人一种错误观感，扭曲了大学教育的意义。”

确实，大学排行榜已经深刻改变了大学的生态。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很多顶尖学府都是私立院校，因此某种程度上，一所大学的排名会关系到它的招生，也就是收入和经费。因为工作原因，一直关注大学排名问题的广州摆渡学人留学顾问张芳圆认为，大学毕竟不是纯商业机构，声誉才是校方的主要考量。

“好的声誉可以为学校吸引来优秀的生源和师资，优秀的生源、师资会形成一个良性的上升螺旋，这样才能打造出充满活力的研究氛围。排名只是声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如今，大学排行榜已经在教育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影响系统，甚至给大学行政人员带来了压力。

某教育机构高级资深顾问Kath告诉本刊，有些学生在申请学校时，就是要上名校，这其中可能有一点虚荣心和“名校崇拜”心理在作祟。“不过这十分正常，我自己也会和别人津津乐道，自己大学的专业排名又排到了世界第一。”

据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一份研究报告，US News发布的大学排行榜，的确会影响到招生。当一所大学进入该榜单的前25名时，申请该校的学生数量会上升6%-10%。而哈佛商学院和大学理事会的一项研究则发现，US News排名下降一位会导致申请大学的人数下降1个百分点。

“以前，我会责怪那些过分看重榜单的学生，但后来，变得开始理解他们。因为，排名往往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门槛’。”广州摆渡学人留学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泳说，“就连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学生都要给大学排个名，你能怎么破局？一些国内知名投行明确指出，只招收位列前多少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你打算毕业后回国工作，能不在乎吗？最近，英国移民局也在发放工作签证时，对申请人的毕业学校做出了规定，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学生想在乎排名这么简单。”

“我认为，如果排名消失，大多数机构都会很高兴。”美国里德学院前校长科林·迪弗(Colin Diver)说，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大学排名的书《突破排名：大学排行榜如何统治高等教育》。

2002年7月1日，科林·迪弗成为了美国俄勒冈州里德学院的校长。他进入自己的新办公室，把私人物品一一摆上书架，其中有一些是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时的纪念品。

“肩上的重担已经卸下了，我不再受制于大学排名的专制。”科林·迪弗如释重负，“我不需要担心一些新闻杂志告诉我该怎么做。”在他来到里德学院之前，这所学校就明确表示，不再与US News的排行榜进行合作。

科林承认，自己对这种排名是出了名的厌恶。他在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文章中，甚至称大学排名为“暴政”。

1989年，科林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第二年，US News就开始发布法学院的年度排名。“在接下来的九年中，这个榜单像乌云一样盘旋在我的头顶。”

科林说，学院排名一直在七到十二名之间上下浮动，“每一次上升，都会引起一时狂喜；每一次下降，都会引起痛苦。”

周遭与学院有关的人，也在盯着排行榜。招生办主任会一直向院长抱怨，因为排名会影响学生们的报考意愿；那些著名校友——他们通常是一所大学或学院的重要捐助来源——也会经常询问。“如果我们从第八名下降到第十名，校友会问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上升到第七名，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入前五名。”

于是，深受排名影响的高等学府们，不得不想尽办法，刷榜，提升自己的排名。为此，有些大学踏踏实实做出良性改变；有些大学如哥大一般，一边切实改革，一边在不违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把每一个得分因素“操作”到极致；还有的大学不惜弄虚作假赔了名声。

“纵观其历史，大学排名一直备受伪造和操纵数据的指控。”科林分析道，“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公开披露出来的丑闻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加里·莫尔森曾在《芝加哥论坛报》撰写文章，揭露大学如何通过操纵“offer发放率”美化自己的排名。2018年之前，US News排名的评分标准包括“offer发放率”（学校发出的offer数量除以申请学生的总数量），“offer发放率”越低，说明学校越抢手，在榜单上的得分越高。

加里透露，有些大学在发出录取通知书前会致电学生，试探后者的入学意愿。如果答案是积极的，那么学校将如常发放录取通知书，如果学生表示要考虑考虑，学校则将其放在“等待名单”上，这样就通过减少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数量，降低了“offer发放率”的数值。

同理，一些大学还会邀请学生推迟半年入学，或者直接发出下一学年的“录取通知书”，由于这些特殊的offer不被纳入本年度的统计，因此也降低了“offer发放率”的比例。

对于以上操作，李金泳的机构在帮助中国留学生申请学校时也会遇到。比如，一所常年位居QS世界大学排名30位左右的英国高校，就经常把申请者放在“等待名单”上，等七八月份临开学，再和学生说“不好意思，没位置了”。但李金泳也特别强调，他观察到的只是现象，并不能断言上述行为和榜单排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其实，中国的大学同样重视自己在排行榜单上的名次，尤其是在2010年教育部出台《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让高校“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增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之后。

这样的大背景下，各高校纷纷开始为国际排名努力，一些学校也会被曝出疑似“冲榜”行为。其中，大众最熟知的便是留学生质量问题。

不管是QS还是《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排名榜单，“国际学生比例”都在考核指标之中——在QS中占比5%，在《泰晤士报》榜单中占比2.5%。作为中国高校比较薄弱且比较容易改革的指标，很多大学决定向外国学生敞开大门，以至于造成了“部分留学生质量低下”的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曾主持“在华留学生管理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项目。他曾在项目中批评道，在建设一流大学和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一些高校一味追求规模扩张；政府公布历年来在华留学生统计数据时，也总是把留学生规模较大的放在前面；教育部甚至曾提出把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作为考核标准……使“量”对“质”造成了威胁。

大学排行榜强势崛起的背后，是社会对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的现实。

“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里，高等教育可能是最后的赌注。”《大西洋月刊》长期关注职场的作者德里克·汤普森认为，诸多研究不断证明，大学是比股市、地产等回报率更好的投资。每一次教育等级的提升，都意味着失业率的降低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当人们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时，排行榜这种可以直观了解大学质量的产品，无疑会成为大受追捧的对象。

迈克尔在其研究哥大数据的报告中就调侃道：“到现在，US News这本杂志已经不存在了，它的网站上更多也只是转载其他通讯社的新闻，倒是这个排行榜，却越做越好。”

但人们对大学排行榜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比如，由于课堂氛围、授课水准等因素不可被量化，因此，各大榜单采用了师生比例、文献发表量等“替代指标”，试图还原一所高校的教学水平。但某些大学本末倒置，重视提升“替代指标”而非教学质量本身的行为，一再刺激着批评者，让他们相信大学排名的运作从根本上就不科学。

从更加理想主义的视角，一些批评者认为排行榜单抹杀了大学的多样性，将很多美好品质简化成了一套冷冰冰的标准模板。就像迈克尔在报告中写的那样，“试图给大学排名就像试图给宗教和哲学排名一样。为排行榜进行任何改革或修订都是无用的，因为它们整个系统都有漏洞。”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操作，确实帮助大学提升了硬件设施，增加了图书馆里的藏书数量，提升了教职员工的学历层次等。同时，更为年轻人择校提供了参考标准。

“其实在‘哥大风波’中，主要错误在于大学提交了不准确的数据。虽然各种大学排行榜确实存在缺陷，比如简化了高校的丰富性，偏重于英语国家等，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它的价值。”李金泳说，“有些大学可能真的为此改善了研究环境，学生直接受益，甚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水平都间接得到了提升。”

Kath也认为，大学排行榜确实是学生申请学校时的重要参考。“在国内，我们有高考分数，985、211和“双一流”等标签，国外没有，所以对我们这个行业用处比较大。但我们肯定不会只依赖排名，本质上还是看学生想去哪里，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与举报自己学校的迈克尔和为摆脱了排行榜而松口气的科林·迪弗不同，斯蒂芬·特拉亨伯格（Stephen Joel Trachtenberg）对大学排行榜，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

据《华盛顿月刊》报道，当他在1988年成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时，学费为1.4万美元——低于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平均水平。当他2007年离开时，这所学校的学费飙升至3.9万美元。在此期间，乔治华盛顿大学本科申请增加了两倍，捐赠基金增加了五倍，达到10亿美元，SAT成绩提高了200分，大学创建了五所新学院。

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与大学排名的提高有关。

“只要谨慎、安全和适当地使用大学排名，被它们误导的风险就会降低。”特拉亨伯格说，这些排行榜会提供一些参考，一些启示，但不要让它成为主导学校发展的决定因素，更不要让它成为年轻人选择大学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