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14年，“英雄”与“懦夫”的震后人生

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4年，它是一场灾难，也是一个人性检验场。人的脆弱、冷漠，坚韧、温情都在这个特定时空放大。这之后，人的改变，复杂，微妙，难以道明。

大地震十周年时，《看天下》杂志记者与其中一些人对话，试图揭开他们复杂的真实的人生。

汶川地震，是一个人性检验场。人的脆弱、冷漠，坚韧、温情都在这个特定时空放大。

当时，9岁的林浩救起两名同学，成为英雄，是悲苦中希望的投射；中学老师范美忠弃学生而逃，被斥为耻辱、贬为懦夫，成为众人泄愤的出口——一个是被抬上殿堂的“小英雄”，一个是被打入地狱的“范跑跑”，地震带来的标签占据着道德评判的两极，印记看似蕴含着改变命运的力量。

面对即将到来的地震十年，林浩和范美忠身边记者如蜂。林浩和经纪人谈论着十年“公益业绩”，即将开办公益电影节；辞职在家的范美忠兜售着庄子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信条。

十年对人的改变，复杂，微妙，难以道明。看似名利双收者，有难言的苦恼，而毁名之下，则仍有一以贯之的自得。

比道德审判更复杂的是真实的人生。

清癯、嶙瘦、背微耸。北大历史系毕业20多年后，范美忠还保持着典型的书生形象。蓝白相间的短袖，一条褪色牛仔裤，走在路上不会引起任何回头。

2018年4月28日，成都东郊，他家的安置房小区里，一路经过银林会所茶楼、十三月休闲水吧，牌桌上的手推来送去，麻将声哗哗啦啦，范美忠不无鄙夷，“我们远一点找一间环境好的。”

他坚决与“低水平娱乐”麻将划清界限，因为“只喜欢动脑筋、比较深刻的东西”。他遗憾家附近没有咖啡馆，“好的环境才有交流的欲望”，“我们现在搞反了，越低俗的越觉得正当，我觉得高雅的、本质的才是心灵最深的需求。”

这些“阳春白雪”的坚持，贯彻到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他家客厅没有“反智反深度”的电视，一进门，两排通顶的书柜，上面是《卡夫卡全集》《鲁迅全集》，岳母来看不了电视，也找不到读得懂的书，最后只好去看小孩的童话故事。

高雅的生活里，同时渗透着琐碎日常：做饭、开车，家里没米、没油了，要交水电气费了，都是他，“我妻子是一概不管的”。每天早上起来，他要给3岁的儿子穿衣服；星期天下午3点，他要带12岁的女儿学滑冰。正在看球的赛点上，儿子突然一顿乱喊，他会毫不犹豫地奔去陪他。

这非常“不范美忠”。在其学生王一山看来，地震还未发生前，范老师在学校就独来独往，孤魂野鬼般。“只和学生打打乒乓球，和同事少有交流，只对宏大的命题有兴趣，很少做家务杂事。”范美忠也承认那时自己焦虑、孤独、虚无，“只有鲁迅能抒发我的愤懑，但他到死没给出答案。”

用范美忠的话来说如今是“得救了”。得救的表现是，做一切家庭日常之事时的满足，在很多记者缠绕追问地震之事时的“无所谓”，“如果没有人找，我也不会刻意去炒作，如果有人找，我也不拒绝。刻意拒绝和炒作都是一种活得不自在的状态。”他认为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

周末的早晨，阳光剪碎树叶，投在窗帘上，范美忠逗弄小儿，原木桌上放着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妻子和女儿盘坐在沙发读书，客人来也没能撬起她们的头，几颗枇杷静静躺在拙朴的小碟里。

而就在十年前，有人贴大字报到学校，恐吓要报复他全家。

与范美忠不同，林浩此刻迫切期待得救——从艺考的艰难中解救出来。

18岁的林浩，早已脱离了2008年奥运开幕式上，牵手与姚明入场时的稚气模样，那个头上有一块白斑，举着国旗抚慰全国民心的灾区儿童。

一副大黑框眼镜，为了更精神梳一个背头，再把两边剃光，毛衣里面会仔细搭配衬衫或一条围巾，林浩的打扮与普通艺考生无异。依稀还能辨认的，是一双逗号式溜光的小黑眼。

地震后，有人找他演留守儿童，到后来演抗日神剧里各种打鬼子的小英雄，林浩开始认定要成为一个“演员”。2018年地震十周年，正好赶上他高考，从2月到4月，他参加了中戏、北影、上戏等学校的艺考，结果并不理想，甚至是残忍，在南京参加考试，同宿舍的几位都进入复赛，唯独没有他，“颜值、身高”两样硬指标把他卡住。

曾经三年内上过央视70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有人还说要为林浩造个十数米高的雕像。但在艺考时，“小英雄”并没被评委认出来，“没有时间给你去做任何方面的介绍，阐述自己是谁，出场大概只有30秒，有时甚至只有十几秒。”他措手不及，很多情况下，还没到表演，考试就结束了。

在映秀镇，林浩的家乡，一家豆花店老板回忆起今年初他回乡的情形，“大家都跑街上看，毕竟大人物、大明星回来了。”言语里带有一股酸味，同样经历了地震，命运迥异，老板还不忘加上一句真假难辨的话，“救人也说是造假的，小娃娃嘛，哪能背得起两个人。”

家乡纷扰，林浩一家人早搬到成都。他感到地震过后小学同学挺疏远，“别人觉得你有一种光环，自带一种价值，他们不想因为这个影响他们的学习，只要跟你在一起，那就避免不了被采访等一系列的打扰。”

难过的艺考，回不去的故乡，都只是这个少年暂时的困扰，一个道德模范标签架上后，每年，相关部门都要他填回馈表，列出一年在校内校外的所作所为。

“当模范的成本太高了。”林浩的经纪人田万良感叹，“高到不是一个正常人，比当演员还要演技。”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想说的，端着、坐着都很累。旁边接待的电视台编导，把你当一尊活佛。“他们可以骂人，可以抽烟，和林浩就说，你好好待着，不要动就行。”

田万良说，最近他还掉过一次眼泪，在看《芳华》时，目睹道德模范刘峰遭遇的种种，“这不就是林浩嘛。”田万良咧嘴哂笑。

所有的改变，或许要追溯到地震。

林浩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回忆，地震把他的生活打碎重塑。9岁前，他是在偏远农村捡矿泉水瓶的留守儿童，之后他的理想是当演员。

重塑离不开他的“田爸”，林浩接受采访时，恭敬地叫田万良“父亲”。“父亲”今年46岁，接手林浩前，是成龙一个徒弟的经纪人。在成都西郊，田万良把公司安置在一个小区，办公室一幅大照片，年轻的田万良与克林顿握手，笑眼眯向前方。

如今田万良留着时髦的背头，发白了也不去染，“谈成很多项目多亏这白头发。”这些年他一手做文艺演出项目代理，一手带林浩，“林浩念书期间不赚钱，都是公司在支持。”

他认为自己的很多历练都像是为了遇到林浩准备的，他从安徽农村出来，当过秘书，做过推销，睡过立交桥，在湖南卷入传销还抓进去蹲了一个月。2000年，田万良在深圳认识了一个跟演艺界联系紧密的老板，成了其助理，踏进演艺圈，“做过舞台剧制作人、经纪人、新闻策划，做音乐彩铃，凭兴趣学很多东西，成了一个杂家。这些带艺人必不可少。”

最近田万良为公益电影节开始学编剧，即便是“世界名著没有看过一本”，他感觉恶补起来很快，“悟性比较高。”他认同自己与林浩人生有着相似的底色——农村长大不服输，起点低，没有任何资源，完全靠自己试错。

谈话中他习惯用古老的商业语言，4P、4C、市场营销。“比如林浩是款产品，这个产品经历过地震，汶川地震卖点，又经历过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卖点，现在转型也是卖点。标签有好有坏，最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人买单，关注，带来流量。”

田万良早意识到，“林浩想不淡出公众视线，一定需要一个理由。”他曾对林浩说起，为什么别人请你坐这么多次飞机，因为你被需要。以前是地震，但地震迟早会被遗忘，至少得有一样拿得出手的本事。

“杂家”的资源还是派上了用场。比如送林浩在成龙弟子手里学武，利用圈里资源为其录制唱片，但效果不理想，“没有这个天赋”。直到碰到演戏，“呀，天生是做这个的。”他讲起一个例子，一次林浩去央视客串一个公益片，客串完要走，导演让林浩留下，“能不能来演男一号？”田万良回忆导演啧啧称赞，“导演说能不能对着我们镜头一分钟哭出来，真的不到一分钟，哗哗哭了。”

林浩也谈起对演戏的敏感，“会有一种幸福感。”为演好一个角色，他会找老电影、相关书籍，10遍20遍地模仿。“最后这个经验像一把剑一样，每演一个角色所向披靡。”最近他在看《山海经》，认为里面光怪陆离的世界，对表演会有启示。

会“哗哗哭”的演员林浩，似乎打破公众对严肃英雄的想象。林浩也调侃自己的境遇，“英雄坟前无人知，戏子家事天下知。”这两个相悖的角色，无法调和。田万良形容这么多年，林浩像一个纤夫，拉纤缓行，背后一直有人在拽他，舆论、他人眼光。曾有人道出林浩争议原因，“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还有人指出，地震时，公众对灾民一直抱有怜悯心，出于强者对弱者的心态。但当小英雄们跨越阶层，当起大明星，变成宾上客时，公众变成弱者，会因突然角色的转换不能适应。

面对质疑，林浩噼里啪啦地说出一大串，“那我很简单，为了生存，我先干演员；第二我热爱，作为一个演员要做得好；第三还能够为家里面减轻负担；最后我通过演员还能够传递想表达的正能量。不一定需要你去介绍，但是我就这样做，这就是我的做法。不管你说我林浩为了名为了利，为了什么目的，随便你怎么说，我心里面知道就行。”

地震让林浩重塑自我，记者都想问范美忠的改变是否与地震有关。“没有困扰，没有关系。”问句还没成形，答案已经掷来。原本他语速就快，谈及至此，密集得像是机关枪，还有种不易察觉的不耐烦。

范美忠描述地震前人生的状态，物质并不宽裕，经常处于断炊阶段，但从未为这个问题烦恼，曾在广州同学家吃住过一段时间，而当时让他绝望的是，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觉得社会很糟糕，很腐败，大家都追求功利的生活。“我觉得应该是追求诗意、超功利的生活。追求真理、理想主义的生 活。”

但谩骂、围攻、不被理解，却从来是他生存的常态，1997年北大毕业后，他写一篇《评北大历史系诸君》把老师骂了一个遍，认为他们只是考据家，全无知识分子情怀。后在四川自贡一高中教书，上课的基调就是猛批教材，“课本是满纸荒唐言。”待得最短的是广州一私立学校，21天，他在课堂上贬损“严打反右”。一次关于鲁迅的讲座上，他张口即“中国的文科老师多数都是白痴”，台下，人走大半。

有人用10个字形容范美忠：“执着如怨鬼，纠缠似毒蛇。”

而2008年的唯一特殊之处是，范美忠不被理解的程度瞬间达到极致。

“我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当时，自认追求真理的他，在网上只是发表了当下最真实的心态，与一贯作风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舆论凶猛，网络写手五岳散人撰文提出“范跑跑”一词，成为他此生难以揭除的标签。

时隔十年，范美忠用一种知识分子的腔调来描绘这段经历。“历史和上帝选中了我，选我来完成这个时代的思想转型。转型需要有个重大的事件引起讨论来实现。选中我，是它看得起我。”

不后悔，不道歉，他似乎已因诉说过无数遍而不耐烦，“人不需要为他面临死亡的恐惧而向社会道歉，恐惧之下完全失去理智，就像一个人拿着刀追我，悬崖我都要跳下去。”

别人的谩骂、怀疑，在十年后，他早已轻描淡写。“有人写我是摩西，有人写我是恶魔，有人说我是圣徒，也有人说我是神经病。”因为是千面之中的一面，范美忠并没觉得沉重。“如果是一边倒呢？”“那会是一种困扰，没有声音来平衡。”

这些即便是困扰，他认为都比不上巨大的精神包袱，那才是像一头大象横在那儿。孤独，生命虚无、黑暗，没有爱，没有意义。“一直读书也拯救不了你，最后读书也没意思，也改变不了自己。”

转机是2011年，他“遇到”庄子，和2015年第二个小孩的出生。

范美忠花了一个多小时聊小孩。他学小儿子的动作，“不要妈妈，走开，要爸爸来”，他一只腿蹬向空中，身子横在沙发上，脸上是一种难得的稚气的笑。因为他常陪伴，如今小儿只亲他，黏着睡觉、看书、讲故事。

这种人间烟火气中，范美忠感到一部分坚硬的东西融化了，甚至思索起自我为中心的事。“建立起人与人之中爱的关系，是一种生命延续、承担爱的关系。”范美忠解释，“因为你给出爱就等于得到爱了，就得到疗救了。你给出爱是超越自我的，而所谓生命的困境原因是自我中心。”

在他书柜待了十多年的《庄子》，也在四十岁的节点撬开他的思维，他坚信“四十不惑”有一定道理。以前很长时间他都是个理性主义者、无神论者、科学主义者，觉得庄子是玄学，是要批判的。

而正是庄子把他脑袋里思想的纠结、理性的执着给打破了。“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觉得你的idea（想法）是真理，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而且不同的自以为是还相互冲突，别人的自以为是为什么就要符合你的自以为是呢？”他理解庄子的“心如死灰”不是变成麻木，而是不让心被各种妄念执念困扰，让最真实的灵性本真回归。

即便是“得救了”，在外人看来，范美忠还是有不少骇人听闻的言论，比如他认为表姑、舅舅这些都不算亲戚；给老丈人添饭、倒酒是一种不平等。他不无愤懑地谈到，如果不是母亲在，以后节庆不会再回四川内江老家，“每次回去智力都要拉低好几个档次。”哥哥与他产生分歧，有人揣测是因为没有分匀鸡蛋，让他哭笑不得。

不看重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等，范美忠认为人与人之间只看重精神连接，必须性情相投才有交往的必要。表姑、舅舅甚至亲哥哥，都不产生精神交流，他把这些排除在核心关系之外，“当你拥有这些东西时并没感到多快乐，那你拥有的东西就不是真的，真实的东西一定会感到充实。”他固执认为这是回归本真，是庄子指出的救赎之路。

他不常参加北大同学的聚会，校友中有亿万富翁、律师、政客，他也感到无话可谈。一群人大赞一位同学获得特聘80万年薪，300万奖金，100万的科研经费，“我想天哪，几百万就这样，那跟芸芸众生有什么不同。”段子横飞的桌上，他常常要吟诵诗歌。“古人懂得追求高雅的精神，像兰亭雅集，写诗，思考人生，这才是人应该追求的精神生活。”

一旦选择跟主流价值观不同的生活就要承受压力，“就像一个流浪艺术家也会有不被理解的压力。”除了非议，人脉、资源也和他无缘。曾经有人把他鲁迅的研究作品推荐给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他说了一句，钱教授也水平不高……

范美忠常被提问怎么看待林浩，他直言，官方塑造是脱离善的本源的，塑造的英雄难有精神内核。

林浩的确面对着复杂的成人世界。

前段时间田万良公司遇到一次危机，承接的大型演唱会在即，请来的导演耍大牌。田万良拿来当例子教育林浩，让他懂得处理危机，学会和社会打交道。“别人一看就不爽了，马上拳头就上去，你还是要淡定。”他告诫不要轻易在微信上拉黑人，“再不爽，拉黑了别人会记恨，甚至你有可能冤枉一个 人。”

主动，让别人感到舒服，也是他们信奉的人际交往原则。一看别人有需求合影马上主动提出，为剧组的阿姨拎个包，为一桌吃饭的长辈打饭舀汤都已成为林浩的习惯。一次，一位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负责人鞋带开了，林浩比较矮，一眼看到，就蹲下去帮忙系上，后来会长还专门在微博上感谢此事。

在一些大场面上的语言天赋、得体表现，也让田万良对林浩很有信心，“哪怕生意不干，我也陪着你。”一次和倪萍等人吃饭，敬酒到最后，倪萍笑称他讲得太好，应该拍下来。“小孩子的语言，但他说得很有意思。”田万良时有感叹，一辈子混得好不好，真的跟专业没关系，就看你在任何场合你受不受欢迎。

但有些事并不是某个场域受欢迎即可，舆论比田万良想象得复杂。在2014年左右，媒体称林浩接下7部戏，引来舆论一波大倒戈，网上全是，“林浩都不上学了，天天拍戏。”田万良也明显感到了变化，比如大家对“林浩经纪人”这一称呼的态度改变，前三年，大家对他的认识都是通过这一称呼，到后面谈项目，一听到这一称呼别人慢慢变得无所谓的样子，“之后我也不再提这个称呼。”

他觉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波林浩黑。田万良也曾找过人在网上删帖、还被骗。“想想林浩要是没我，还是真可怜的。”

即将到来的5月12日，让林浩和田万良都格外紧张。

策划两年多的公益电影节，选在纪念日前夕开幕。“这是林浩十年的公益业绩。”田万良谈到。但高考在即，难两全，田万良叮嘱林浩一定要抽出一天，“林浩听说赞助不够，还提过班上同学家长可以赞助。”

这个公益电影节依托于林浩的爱之链公益基金。2013年，田万良在饭桌上向全国政协领导汇报“林浩小朋友这几年的成长经历”。一个月后，全国首个以未成人名义设立的公募基金发起，在田万良看来，地震小英雄的名号毕竟有价值。

公益电影节按田万良的设计，除了把电影带给落后地区课堂，还希望“聚集大量人在平台上去玩”，著名导演、演员、编剧、投资人还有政府官员，各个领域都邀请过来。田万良细致描绘一套“公益生态”，通过电影节聚集版权，“只要参赛都签订协议，我们可以自由剪切，使用。”颁发电影奖做出名声后，可以申请一系列商标，童装、文具、手表。他还去咨询过工商部门，已经申请了相关45个商标。“我定义林浩今后是一个资源整合者。”

电影节的煞费苦心背后是对林浩前途的担忧。田万良近年观察到，林浩当演员戏路很窄，都是文艺片、公益片，没演过商业片。“一个英雄去演杀人犯还是有些别扭。”加上艺考之路的艰辛，如果不能科班出身，今后演戏的机会去哪找。“为什么不自己做制作，公司自己去拍戏呢？”通过电影节解决版权问题后，他俩豁然开朗。

他如今感到林浩的前途有无限种可能，他认为林浩可以做电影节的执行者、企业家，又是中共预备党员，条件适合去挂职当官也可以。“他是非常能干的执行者，他又是林浩，会活得很好。”

范美忠也感到自己活得很好。在安置房小区旁的茶楼里，他见了一个邀请他去做视频课程的人，是以前学生的丈夫，也是曾经报道过他的记者。“每天三分钟，讲历史。”如今互联网碎片化，范美忠也在适应，曾做过“三分钟讲庄子。”

在成都IB学校工作十年后，2015年他主动辞职，专注于小孩教育。两个孩子都是在家学习，他和妻子按认定的理想主义方式培养。“语文主要是阅读，滑冰、游泳等体育项目也花大量时间去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辞职前他还有顾虑，怕不能养家糊口。后来证明担心是多余的，往往在快断线时，突然有个机会蹦出来。之前有人请他开庄子课，每个学生收几千。或突然来的讲座，一场也有几百上千。“算起来比之前还赚得多。”范美忠总结自己填补了一项市场空白，针对不满足于教材知识的学生。

辞职与不辞职的区别，在他看来是更能做自己。最近他在网上讲解《狂人日记》，第一句关于“月光”的解读，他就侃了50分钟。“这都是我想表达的，我的标准不是对于当下，是对应未来的永恒。”

他并不在乎别人眼中北大学子该有的事业，“回老家他们认为去国务院、当大老板才是北大人的出路。”他哂笑，将其斥为“形而下的东西”。

看书、写诗评、研究庄子成为他最热衷之事。不在乎发表，范美忠沉浸在迷醉的精神之乐中，地震似已离他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