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中央苏区03

邓小平也亲笔写下了许多没有署名或署名的消息、新闻。一些重要的文章和社论，也是出自邓小平的笔下。毛毛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邓小平白天采写和修改稿件，晚上编排、校对，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油灯下。《红星报》深受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因此，它的销售量大增，仅江西革命根据地，1933年的销数就达1.7万余份。成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良友”、“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裁判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广大读者的喜爱和称誉，给了邓小平极大宽慰，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被“左”倾错误者批判以来不曾有过的笑容。长征开始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将《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停刊。这样，《红星报》便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唯一的报纸。身为《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肩上担子更重。

邓小平率领《红星》报也随中央军委纵队一道长征。《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铁皮箱子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扔了，买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每次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邓小平和工作人员便冒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支起摊子坚持工作。在战火纷起的长征路上，邓小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主编出版《红星》报，每期印刷七八百份，分发到红军各个连队，成为广大红军战士的重要精神食粮。《红星》报通过简短的新闻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宣传了党的主张和政策，报道了红军指战员的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模范执行群众纪律的事迹。《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以及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和社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贺昌都为《红星》报撰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

长征路上，邓小平还十分注重对沿途广大劳苦大众进行党和红军宗旨的教育。第五期《红星》报上，邓小平载文发动红军战士开展书写标语的竞赛活动。号召全体红军指挥员“凡是能写的”，“每人每天写l一5条标语”，“凡是宿营和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红军战士热烈响应《红星》报的号召，凡是红军经过的地方，在墙上、大树上、山路旁，无不留下红军的宣传标语。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担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红星》报社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主持编印了七十多期《红星》报。一个“主编”，几个（很长时间是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每期至少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小。邓小平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能够叱咤风云地指挥千军万马，也能够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这就是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