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中央苏区02

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上，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同时对“邓毛谢古”分别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此后，临时中央对邓小平进行审查，邓小平再次提交了书面报告，进行了声辩和抗争。

此后，隔几天邓小平被“提审”一次，但是，每次“提审”邓小平总是义正词严地进行抗争。逐渐，看守人员送来的饭菜也降质减量。邓小平仍顽强地坚持着。几天后，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的离婚报告被送到“拘留室”。邓小平咬咬牙，挥手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事业上的沉浮，人生的波折，邓小平都赶上了。“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都不能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这天，当邓小平被看守人员从“审讯室”押回“拘留室”时，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从对面走来。唐义贞看着邓小平又黄又瘦的脸色，看着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朝自己走过来时，一下子被惊呆了。两人对视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邓小平轻声对唐义贞说：“我饿极了，吃不饱。”唐义贞的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她回到家，急忙从枕头底下摸出唯一的一块银元，到老乡家里买了两只鸡，炖熟后浇上一点盐水。唐义贞趁夜色赶到“拘留室”，给看守人员说清缘故，并请求给予方便，然后让他们把邓小平带到自己家中。

唐义贞端出炖好的鸡，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吞咽起来。吃了一只，怎么也不忍再吃第二只了。唐义贞再三劝说，邓小平才将这只鸡带回“拘留室”，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狠狠地咬上一口。过了一段时间后，“左”倾领导者在这个硬汉子面前感到无法可施了，最后给邓小平记了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邓小平被流放到乐安县南村，他托人捎话给蔡畅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

1933年夏天，遭受撤职和处分的邓小平被派到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邓小平一生中多么难忘的凄凉忧伤的行程！从宁都到乐安的南村，路程300多里，中途隔有几座大山，山势绵延，林深草密，多有岔道，此时又是毒蛇活动的季节，没有一匹马或骡子，连向导都没有派一个！不用说一个外乡人，就是本地农民也不会单人独身地走这段路的。乐安南村就是中央苏区的“西伯利亚”！这是名副其实的“流放”，很难想象，只身一人的邓小平背着行装，是怎样走完了这段象征着人生命运曲折多变的漫漫路程。邓小平来到南村区后，对南村区的同志说：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在短短的时间里，邓小平以务实的精神积极帮助南村区委同志开展工作，给南村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下心来到基层考察研究，帮助下面工作的邓小平，没料到在南村住不到10天，又被命令返回宁都省委机关。“这是怎么搞的？”他满腹疑惑，只得收拾行装，同区里的同志道别。原来，临时中央有人说，邓小平不应该到南村这样的地方去，那里离前线很近，他们怕邓小平跑到敌人那边去。邓小平回到宁都，等待他的是更大的磨难，他被指派到距七里村7里路的山上挖山开荒。不但行动上不给自由，饮食上也加以限量。对于这样一项残酷的惩罚，“左”倾领导者竟然美其名曰“接受党的新的考验”！夏日炎炎，邓小平独自一人在山上挥锄开荒，身上出力，肚里饥饿，心中愤慨，邓小平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拍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时曾采访一位84岁的老人，她叫危秀英，是当时的中央苏区干部，她回忆说：

“我不知道邓小平在劳动，我戴个草帽，背一个包。他就用手点，点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什么人在点。我以为在点我后面那些人。结果走到前头听到：秀英，秀英！我一看，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快到省委，你给蔡大姐（蔡畅）说，说我肚子好饿，我在劳动，你不知道我的事。他说我到农村，下农村劳动嘛，劳动了几个月我不知道省委的情况。他说，你跟蔡大姐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哎呀，好可怜的呀，真是。”这天中午将近1点钟，正是省委机关食堂开完了饭的时间，邓小平与危秀英一前一后相隔几十米，从后门走进了省委机关的厨房。蔡畅已将饭菜做好，用禾草捂着藏在厨房里。危秀英到后门望风去了。邓小平狼吞虎咽，把满满的一盒饭全吃光了。邓小平遭受冤屈的事情不久由李富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详细汇报。王稼祥早在莫斯科留学时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商量，决定把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来担任代理秘书长。

可是临时中央的个别领导人一听邓小平要去总政治部，表示暂时不能起用，需要再考验一段时间。王稼祥一听很生气，不久，他又亲自打电话给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力荐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来当代理秘书长。他对博古说：“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知邓小平是难得的人才，见此情景，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很快与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同意了王稼祥的提议。这样，邓小平在不出一月的时间里，又奇迹般地复出了。

重操旧业，昔日留法的“油印博士”担任《红星》报主编。

邓小平在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因为秘书长一职没什么事做，他主动请求辞去这个职务，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邓小平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这个10年前巴黎《赤光》杂志的“油印博士”重操旧业，干上了《红星》报的主编。《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报纸、书刊，没有广播，文化生活极为单调，因此，这份《红星》报，自然地成为了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地。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别具特色。他首先从形式上对报纸加以改进。恢复报纸铅印，改变一段时间来因油印效果不理想的状况。为活跃版面，增强宣传效果，邓小平还广泛联系作者，约请他们搞栏目标题和尾花设计。有些文章的标题，经邓小平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印出后，更为醒目。

为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使报纸更贴近和吸引读者，邓小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调整或增设了一些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合在一起。邓小平深知，要想把报纸办得更好，单靠自己和少数几个工作人员是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请示王稼祥同意后，他以总政治部名义向广大红军将士征用反映前线英勇杀敌的照片。他还亲自起草了一则《优待投稿同志》的启事，鼓励广大红军将士积极投稿，并协助一些军团配备了战地记者的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