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在斗争中成长为旅欧党团领导人

1922年邓小平加入共青团后，曾在巴耶支部担任过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支部的命令与傅烈共同办理工人旬报。在革命实践中，邓小平很快成长起来。吴琪回忆道：“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宏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国的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等一批批骨干相继回国或到苏联去学习。于是，邓小平等一批年轻的同志补充进入旅欧党团组织，并逐渐成为负责人。

1924年，邓小平的革命生涯迈进了第二个阶段。这一年的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成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成员，担任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支部下设的监察处成员和工会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六大以后，旅欧团支部又作出了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支部下属宣传部设副主任六人，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负责工人运动事宜。1925年春，邓小平在担任了一届青年团支部委员之后，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立昂小组书记，在那里做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独当一面，担负党组织交给的重任。

1925年夏，中国国内爆发“五卅”运动。消息传到国外，旅欧华人、华工、留学生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欧洲，吓坏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中国共产党人。数天之后，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0多名留法学生驱逐出境。任卓宣等支部领导人的被捕，使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支部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在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邓小平和他在外地的战友傅钟、李卓然等，从里昂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邓小平曾回忆道：“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邓小平在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充分显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勇毅精神。

1925年6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与傅钟、毛遇顺组成书记局。由于临时执行委员会只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生活异常困难，但他们的工作热情依然很高。临时执行委员会刚一成立，就开始继续进行活动。7月1日、2日两次开会，与会者抗议帝国主义，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言，主张应联合苏联政府，反对帝国主义。1925年8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上，邓小平与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了书记局。在这一时期，他同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的一切工作。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久，他搬到了比扬古紧挨着雷诺汽车厂的卡斯特雅街3号一家全是中国人居住的旅馆内。在这里，他继续卓有成效地领导着党团组织开展工作。

1925年10月25日，在巴黎肖莱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邓小平以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一次有25名中共党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这是在法德等国政府将一批声援“五卅”运动的中共党员逮捕或驱逐出境后，邓小平、傅钟等在法国的旅欧党团负责人及时研究对策，重新加强组织力量，以继续推进党在欧洲的各项工作。同年11月15日，在巴黎博耶大街23号一个大厅里，邓小平主持了悼念国民党人王京歧的会议。他在会上呼吁，继续努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6年1月3日，在旅欧华人援助上海反帝运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应该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箫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派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从这次会议的组织到内容完全可以看出，它是几个月前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说明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行动在继续进行着。

这时期的邓小平，已是一名具有一定政治才干和经验，行为更加成熟的年轻政治家。他积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警方在一份报告中声称：“他（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活动分子，经常在共产党的各种会议上发言，并极力主张亲近苏联政府。他还拥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在邓的身边有两名追随者，与他同住同行”。“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1925年1月7日，一批法国警察闯进了卡斯特雅大街3号的旅馆里，直奔邓小平等住过的5号客房。但他们扑了个空。几个小时前，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等20人已离开巴黎，向着久已向往的苏联进发，开始了他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