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 惊世大非川（二）

通俗西藏史（七十六）——惊世大非川（二）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老布又来讲藏史啦！

上期咱们主要讲大非川的爆发背景，以及吐蕃军队的后勤运作，最后一段讲了薛仁贵的战役计划。

这期，咱们接着上期的内容，来讲讲唐军的两位将领，也就是统帅薛仁贵、副手郭待封。

由于大非川之败的影响巨大，一定要找个背锅的出来，于是薛仁贵、郭待封就当仁不让的，成了背锅候选人。

其实，唐史里已经把背锅侠指出来了，这就是唐军副帅郭待封。

旧唐书里写得很清楚，“待封尝为部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

也就是说，郭待封曾经做过部城的镇守，对薛仁贵当主帅心里很不爽，多次违反他的军令。

但这里有个问题，一个部城镇守也不是啥重要岗位，咋就敢跟主帅叫板呢？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门荫的问题，郭待封是开国名将郭孝恪的次子，说起来也算是名门后裔。

郭孝恪出道时是跟着李密混的，在瓦岗寨就报号上山了。唐高祖武德元年，他跟着李绩投降了唐朝，那时候李绩还叫徐世勣呢。

然后，郭孝恪一路历任宋州刺史、太府少卿、左骁卫将军、上柱国、凉州都督、安西都护、西州刺史。

644年（贞观十八年），焉耆叛乱，郭孝恪带兵征讨，生擒焉耆王。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郭孝恪跟随阿史那社尔征龟兹，中埋伏死于龟兹城中，儿子郭待诏一同战死。

唐高宗即位后，追赠郭孝恪为安西都护、阳翟郡公。

郭待封本人的能力其实也不康，显庆四年二月，高宗亲自召举人策试问对，九百人里面只有郭待封、张九龄等五个人的答卷为上品，可见郭待封也算能文能武。[1]

但这哥们办事的思路可能确实有点问题，属于脑回路比较独特的类型。

在乾封元年（666年）的九月，高宗发动了第三次灭高句丽之战。郭待封被划归李勣节制，乘船渡海直奔平壤。

负责运粮的船只未能按时到达，郭待封面临断粮窘境。

这时候，郭待封给李勣写的汇报，居然是一首离合诗。

离合诗这个玩意是种文字游戏，有点类似于灯谜的性质。

李绩看得直懵圈，当时就火了，心里想“军情如火，你TM是不是有病呀！”

这时候旁边的书记官看出来了，对李绩说：“估计是郭将军担心被高句丽人截获了情报”，这算是保住了郭待封的小命。

此战之后，在裴行俭的提拔下，郭待封官至左豹韬卫将军，有的资料里还说他做了鄯城镇守。

说完了郭待封，咱们来说说薛仁贵。

在演义小说里，薛仁贵都快成唐朝军神了，好像要是没有薛仁贵，唐朝都没得混了。其实唐朝加入唐军的时间非常晚，别说创立唐朝根本没他的事儿，就连贞观早期灭东突厥、薛延陀时，薛仁贵还是个吃瓜群众。

其实，要从根上说，薛仁贵也算是名门之后，他是河东薛家的后裔。

河东薛家是蜀汉（也就是刘备建的那个汉）灭亡后，从蜀地迁到河东的一个大家族。据说迁过来的时候，就号称有五千户，也就是说有上万人的规模。

当时的情况是北方地区战乱连绵，大家族都尥蹶子往南跑，可薛家正好相反，从南往北迁。再加上这么大的人口数量，很有可能不是自然流动，而是奉朝廷之命搬家。

既然是奉旨搬家，那朝廷也就得给点政策，所以薛家一直都政权有联系，很快就发展成了河东地区的豪族，与本地土著裴氏、柳氏并称为“河东三大豪门”。

之后，薛家又分成了三个支系，也就是北祖、西祖和南祖。

薛仁贵就是南祖系统的后裔。

薛氏的南祖系统，长期以武力值爆棚出名，经常能涌现出名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魏名将薛安都，薛安都的七代孙，就是薛仁贵。

他本名叫薛礼，礼貌的礼，仁贵是他的表字，生于隋炀帝大业九年（614年）。

不过，到了薛仁贵的时候，家道已经不太灵了，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只能靠亲自种地为生。

贞观十八年（644年）的时候，李世民为了征高句丽，发动了大规模的征兵。

这时候已经三十一岁的薛仁贵，正在忙乎一件大事儿，就是给祖宗迁坟。据说，是因为风水风水不太好。

这时候，他夫人柳氏就说了：“现在皇帝征辽东，你不如去参军博取个功名吧。迁坟这事儿，啥时候干不行呀？！”

于是薛仁贵参军入伍，从大头兵干起。

所以，李世民在征辽战役中，看到薛仁贵的时候，见他身穿白衣，冲锋陷阵。从这个记载就能知道，当时的薛仁贵还是个白丁。

古代人经常用“佩紫怀黄”来指代高级将领，比如说《与陈伯之书》里，在形容南梁大臣时用了“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

当然了，这篇要求全篇背诵的文章里，最有名的不是佩紫怀黄，而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到了唐朝也一样，官服的颜色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乱穿，三品以上穿紫袍。

紫色这个颜色，在古代好像一直都是尊贵色，古罗马好像也是尚紫的。我感觉，这是不是紫色颜料，制作成本比较高有关呐。

这个我不太懂，有明白的小伙伴，可以告诉我一下。

唐朝的四品、五品官，衣服是朱红色的、六品和七品穿绿的、八品和九品穿青衫。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写“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白居易，当时不是啥重要人物。

再往下，好像就是白的了，基本就是小吏、平头老百姓，还有就是商人，《三国演义》里有一集叫“吕蒙白衣渡江”，说的就是他们冒充商人。

因为作战勇猛，薛仁贵得到了李世民的赏识，才被封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

“果毅”这个官职是府兵制里，折冲府长官折冲都尉的副手，品级大概是五品下到六品下这么个职务，这时候薛仁贵就可以穿红袍了。

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多注意点细节，能看出很多有关联性的内容。

从此以后，薛仁贵就开始了东征西杀的军旅生涯，

657年，苏定方征西突厥时，有薛仁贵。

658年，程名振征高句丽时，有薛仁贵。

659年，辛文陵擒契丹王时，有薛仁贵。

661年，郑仁泰征铁勒时，有薛仁贵。

也就是这一仗，出了那个“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歌谣。

666年，唐朝最后一次征高句丽，依旧有薛仁贵。

前面我曾经说过，唐朝作为当时的榜首大哥，需要管控的区域太多，长期处于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状态。

那些有名的将领，基本上是东边打完了，西边打，然后再去东边打。

跟现在满天飞的打工人，有一拼！

灭完了高句丽，薛仁贵已经官至右威卫大将军、检校安东都护，封爵平阳郡公。

在唐朝能封郡公，可就快位极人臣了。

在唐朝的封爵制度里排序第四，仅次于异姓大臣里的国公。这可是授永业田三千五百亩，食邑二千户的层级，妥妥的“人类高质量男性”。

不过，刚才说的待遇是开国公，薛仁贵跟开国之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自然也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另外，唐朝的封赏里水分也很高，不是正儿八经的实封。

比如说，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按标准应该是永业田四千亩，食邑三千户，但实际上，他实封只有一千三百户，直接打了个六折。

您还别觉得比例低，别人还不到这个比例呢。

宰相高士廉是长孙皇后的舅舅，封申国公、尚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图形凌烟阁、谥号文献、陪葬昭陵、追赠太尉，这档次够高的吧。那实封是多少呢，只有九百户。

另一个例子是武三思，武周时期他封为梁王，这可是封爵的第一等，食邑万户的标准，结果呢，实封只有一千户。[2]

所以呢，薛仁贵是被封成了平阳郡公，但到底有多少食邑，就难说了，来个百八十户，意义意思得了！

高士廉才九百户，你要啥自行车？！

按照谢越老师的考证，当时唐军的三位主将：

薛仁贵是右威卫大将军，为大将军级，正三品。

阿史那·道真是左卫员外大将军，这职务虽然也是大将军级，但加了“员外”二字。

“员外”在隋唐官制中通称副郎，即副大将军；

郭待封为右卫将军，属于将军一级，为从三品。

说到了唐朝的品级，老布就再多说两句。

可能有人觉得，三品也没多高，上面还有两等呢。

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有两等四级，每一品里还分正、从两个级别。

在唐朝的官僚体系了，当朝一品就别想了，那是皇上亲戚用的，再有就是死了以后的追封。

正二品里只有一个职务，就是尚书令，可惜谁也不敢当。

因为李世民没弄死哥哥之前，干的就是尚书令。

有了这段掌故，谁还敢做尚书令呀，这不找死呢嘛！

所以，唐朝官员的上限是从二品，尚书省的主官——左右仆射，都是从二品。

薛仁贵的大将军级，都已经是正三品了，跟六部尚书同级，基本做到武官的极限了。除非他做了大都护，否则一辈子也摸不着从二品。

我其实一直都对唐史里，郭待封“耻在仁贵之下”有疑惑。

不管从官职，还是从战功上说，都远逊于薛仁贵，他凭啥呢？

郭待封的实职也不过是“尝为部城镇守”，人家薛仁贵可是干过检校安东都护的。

这么明显的差别，郭待封有啥可不服的，而且是“多违节度”呢，就凭你爸是李刚？！

我们得承认，唐朝门荫制度很厉害，尤其在唐朝的前期，门荫入仕基本上朝廷选官的主流。

按照《唐会要》的记载，“三品以上可荫到曾孙子，五品以上可荫到孙子。”

这些官家的孩子，根本不用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直接就能报备为官。

但这似乎也不能成为郭待封“多违节度”的理由，不过这种强大的门荫影响，是不是造成了薛仁贵在管理上缩手缩脚呢，因为我们也没看到郭待封多次违令，薛仁贵有什么处罚。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高宗时期，唐军的赏罚制度受到了削弱，要知道在李世民时期，唐军对违令的处罚，可是非常严格的。[4]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郭待封违背了薛仁贵的将领。

咱们来看看，两唐书里对战役过程的描述。

《旧唐书》里在写到唐军在大非川的军事会议时，薛仁贵用的是“吾等轻锐倍道”，那么这个“吾等”里面是不是包括郭待封呢？

如果要是包括郭待封的话，薛仁贵的计划就是他亲自带着前锋突击，取得战果后，郭待封带着其余的战斗部队紧随其后。

这样的话，很多网文里所谓的“郭待封看到前锋取得战果，为了争功，违令带队向前，就不成立了”。

再说了，要是想争功，你得走得快呀，结果你还带着坛坛罐罐，这是个争功的样儿吗？

至于这个“吾等”里面包不包含郭待封呢，咱们来看新唐书上是怎么写的。

新唐书里在写完薛仁贵的作战计划后，写了这么一句“乃约赍，至河口，遇贼，破之，获牛羊万计。进至乌海城，以待后援。”[5]

“赍”在古文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携带”，一个是“把东西送给别人”。

我们在史料里经常能看到，皇帝“遣使某某赍册书往”。

也就是说，军事会议上约定的是郭待封带着辎重前往，这不就意味着，郭待封没违令吗？

所以，有人认为郭待封的问题，不是违命，而是走的太慢，没等和唐军会合呢，就被论钦陵重兵劫杀了。

那郭待封遭劫杀，薛仁贵有没有责任呢？

《旧唐书薛仁贵传》里记载，“比至乌海，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

也就是说，郭待封都快走到乌海了，才遭到了围困，结果薛仁贵也没来救援。

所以在日后定罪的时候，唐高宗才会对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肤所恨者，唯此事耳。”

这话的意思就是，薛仁贵的罪过主要是“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也就说是坐视郭待封被围，有消极避战的嫌疑。[6]

但不管怎么说，大非川之战败了就败了。

之后二人被“减死除名”，已经算是法外施恩了，按当时的君臣奏对上看，两人按律是要掉脑袋的。李治免了二人的死罪，之后还被朝臣好顿喷。

我跟大家讲这些，也不是为了给谁翻案。我既不姓郭，也不姓薛，跟这两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就是觉得，大非川之败是有很多原因的，锅全都让这哥俩背，似乎有点过分了。

那还有谁应该分点锅背背呢？

咱们评论区见！！

参考文献：

[1]、《旧唐书·本纪第四，高宗上》__刘昫（后晋）;

四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

[2]、《中国历代外戚封爵食禄制度述论》__朱子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隋唐时，封爵虽各有相应的食邑封户，但实际上都是徒有虚名，称为虚封。只有加上“食实封”若干户之类的名号，才能享有相应的封户租税。

这种情况对外戚来说也不例外。如长孙无忌封齐国公，食实封一千三百户，高士廉封义郡公，食实封九百户，武三思封梁王，赐实封一千户。按唐制规定封王者“正一品，食邑一万户”，但万户仅是虚封，对武三思来说，千户才是“食实封。”

[3]、《唐与吐蕃大非川之役杂考》_谢越；

尽管这些记载存在时间和名称对应上的矛盾。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确定薛仁贵与阿史那道真与郭待封三人地位关系，薛仁贵为大将军一级，为正三品，阿史那道真虽也为大将军，但却加了员外二字。员外在隋唐官制中通称副郎。即副大将军，而郭待封为将军一级，为从三品。 在薛仁贵被任命为逻要道行军大总管之前，薛仁贵的身份与地位已经高于郭待封、如果以按军阶论，薛仁贵早已是郭待封的上级，所谓“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为逻要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击之，以援吐谷浑。侍封尝为都城镇守、与仁贵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颇违节度的说法实难可信，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唐军的指挥与部署不存在史籍中所载的高层不合的问题

[4]、《唐蕃大非川之战与赏罚不信问题》_李学东；

[5]、《新唐书》_宋祁、欧阳修；

初，军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曰：“乌海地险而瘴，吾入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今大非岭宽平，可置二栅，悉内辎重，留万人守之，吾倍道掩贼不整，灭之矣。”乃约赍 ，至河口，遇贼，破之，多所杀掠，获牛羊万计。进至乌海城，以待后援。

待封初不从，领辎重踵进，吐蕃率众二十万邀击取之，粮仗尽没，待封保险。仁贵退军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王师大败。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吐谷浑遂没。

[6]、《论大非川战役与唐蕃政策的转变》_尕藏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