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真实状况及其当今需求

儒家经典是中国统治者驾驶国家航船时所依据的一张航海图。
这是由人所绘制的最好的一幅航海图，或许已故的卫三畏博士、理雅各博士等人的说法并不为过，即这些经典的作者们就某种意义而言得到了神授。中国人在驾驶自己的航船时获得了多大的成功，他们已经驶进了什么样的水域，此刻又在朝哪个方向航行——这些问题如今都是头等重要的，中国正在与如此之多的西方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在将来似乎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意义重大；在这些指标全都得到验证的时候，它们就能提供出一个关于该社会真实特征的准确检验。这六项指标就是：（一）工业状况；（二）社会习俗；（三）妇女的地位与家庭的特点；（四）政府的构成和统治者的品质；（五）公共教育的状况；（六）宗教崇拜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作用”。
在对引起我们注意的中国人的各种性格进行讨论时，上述几点中的每一点都已经附带地得到了说明，尽管还不够全面，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全面阐述这些问题时应该把握的比例。中国人的性格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许多话题只能略去不谈。挑选出来加以讨论的这些性格也仅仅是一些点，通过这些点的连线或许可以绘出一个整体轮廓。中国人的风貌如果得到充分地展示，其中就应该还包括许多附加的“性格”。
在举例说明中国人的各种“性格”时已经给出了大量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因为这些事例对于被考察对象而言似乎是典型的。它们就如同一副骨架上的骨头，只有在这些骨头各就其位的时候，整个骨架的结构才能够呈现出来。这些骨头是不该被忽视的，除非可以证明它们或许根本不是骨头，而只是一些石膏模型。确实会有人提出异议，说每根零散的骨头都放错了地方，其他一些会对最终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大骨骼也没有放对地方。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批评，我们不仅认同，而且还要特地说明，不可能仅通过这里选出的诸多“性格”就去得出关于中国人的完整概念，就好比不可能仅通过对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就得出关于一个人的正确概念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提醒读者，这里的判断不是匆忙得出的，而是建立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这里所引用的只是那些观察中的很小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一些观点可能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可它们却被事实所充分地论证了。这些事实就像是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经历了中国北方的沙尘暴，眼睛、耳朵和鼻孔里满是沙子，头发和衣服上落满了几乎触摸不到的细尘，风沙时常遮天蔽日，有时中午也要点灯。人们也许会在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出错，但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描述却是准确的。不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对道德现象的观察有着很大的差异：自然现象本身就能引起每一个人的注意，而道德现象则只能被那些具有良好机遇并且善于观察眼前事物的人所意识到。
事实上，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是互相矛盾的。无论是谁，如果他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就一定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还永远都意识不到自己出错这样一个事实。把两个显然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却往往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在中国则尤其如此。在这里，看清事情的一个面已然如此不易，更不用说同时看清两个面了。
我们已经谈到了儒学高尚的道德属性。我们乐于相信，儒学造就了许多道德高尚的人。这也是这样一个如此杰出的道德体系所应该给出的结果。但是，它对此类人物的造就是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是否保持着同样的水准呢？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性格，都可以通过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回答被揭示出来：他与他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同胞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其性格的立体图像就可以被描绘出来。那些跟着我们的论述一路走来的人已经能够知道，我们用这些测试题来测试当今的中国人时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来：他与他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都是缺乏诚信的；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缺乏利他主义的；他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的、泛神论的和不可知论的。
中国人缺少的并不是智能，也不是忍耐精神、实践能力和乐观性格，他们的这些品质都非常杰出。他们所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有些中国官员经受不住贿赂的诱惑，做了错事，还以为这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过，有多少中国人能顶住压力，不举荐自己显然不能胜任的亲戚去担任公职呢？请想象一下这种拒绝会导致的家庭后果，每个中国人都害怕面对这样的后果，这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然而，中国人在将理论上的道德引入这个领域时作何感想呢？看到这种依附关系和任人唯亲在中国的官场、军界和商界盛行，还会为中国的看门人和警察不忠于职守而感到惊奇吗？
一个想要了解中国人道德状况之真相的人，可以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帮助去进行，尽管他们随时准备掩饰他们自己的和朋友们的缺点，却时常会十分坦率地承认民族性格上的弱点。一些中国人对于另一些中国人的某些描述，时常会让我们想起卡莱尔在《腓特烈大帝史》其中一卷中带着明显的愉悦写到的一段对话。这位君王手下有位督学，他很宠爱这位督学，喜欢跟他谈点什么。有一天，国王问道：“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怎么样了啊？我们的教育事业进展如何啊？”苏尔泽先生回答说：“当然不错，陛下，最近几年好多了。”“为什么说是最近几年呢？”“是这样的，陛下。过去，人们总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学校里因而采用了严厉的制度。可是如今，我们意识到了人生来是善的而不是恶的，校长们便采用了较为宽松的管理方式。”“人生来是善的！”腓特烈摇了摇他那苍老的头颅，苦笑着说，“唉，亲爱的苏尔泽，我看你是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啊。”
中国的社会就像中国的某些风景。稍稍离开一些看，它显得美丽而又迷人。可是一到近处，就肯定会发现许多破败的、让人生厌的东西，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公正地反映中国的风景，尽管摄影被描述成了“不带怜悯的公正”，在中国的摄影就不是这样，肮脏和臭味都被忽略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满目皆是那种表示幸福的符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不长的体验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的确全都是外在的。我们相信这样一个意见大体上是公正的，即在亚洲没有真正的家庭幸福。
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及其实践方式进行思考时，我们时常会想起在干道跨越河流的地方立着的那些石碑。树立这些石碑的目的，就是为了“永远铭记”那些建造、维修桥梁的人。有的时候，在相隔很近的地方会出现五六块这样的石碑，它们都有着程度不等的破损。我们对过去朝代留下的这些纪念物很感兴趣，便问起为之立碑的那座桥梁在什么地方。“哦，那个东西啊，”我们被告知，“好多代人之前就没有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的！”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上旅行，刮起的逆风阻止了我们的航程。我们沿着河岸漫步，看到农民们正在田地里耕种。那是五月份，乡间的景色美极了。任何一个旅行者都会赞美道，是精耕细作和不知疲倦的勤劳把这广大的地区变成了一片大花园。但是，与这些农民稍作交谈，就能够获悉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刚刚熬过的这个冬天是非常严酷的。上一年，洪水和干旱毁掉了庄稼，周围的每个村子里都有人饿死——不仅如此，人们此时还在忍饥挨饿。官员们给了一点儿救济，但是根本不够，零零星星的，还成了无耻盘剥的对象。穷人们对此一筹莫展，这种情况还是一如既往。然而，这些情况从表面上却看不出任何迹象。那一年，别的地方年景很好，粮食丰收，人民安居乐业。
北京的《京报》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报刊也没有报道这些事实。但是，由于其他一些情况而忽视这些事实，肯定无助于改变这些事实。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还在继续挨饿，无论别人是否知道。即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无法证明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先验地推论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回事；仔细地考察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指出的那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诸多弊端，在西方那些“徒有虚名的基督教国家”里也同样可以看到。没有看到关于这一事实更为明确的阐释，也没有看到系统地进行比较和对照的某些尝试，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有过这样的打算，但是后来不得不放弃了。笔者除了自己的祖国之外，对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了解也都极其有限，不足以承担这一重任，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也使得这项工作难以完成。就让每一个读者自己去进行比较吧，让他们尽量摆脱那种“爱国主义的偏见”，永远都要在反面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正面评价。在进行了这样的比较之后，我们至少可以指望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正面向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在面向遥远过去的黑夜。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最意味深长的事实，一个我们要请读者来深入思考的事实，而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的需要是很少的，需要的只是品格和良知。更确切地说，这两样东西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品格就是良知。曾有人这样评论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挺直而又高贵”。有谁在中国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在为几年前去世的一位英国文学家所作传记的结尾处，他的妻子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外界会称他为一位作者、一位牧师、一位社会成员，但只有那些在家中每日与他亲密生活在一起的人才能说出，他作为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在他生活中真正的浪漫故事之上，在他私人信件中最温情、最充满爱意的段落之上，自然是蒙有一层面纱的，但即便不去揭开这层面纱也可以说，如果在人间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爱情，一份纯洁、热烈、持续了三十六年之久的爱情，这份爱情从未从其神圣的高度降低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动，无论是在病中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如果这份爱情可以证明骑士时代并没有永远逝去的话，那么查尔斯·金斯利就完全是一个典范，‘对于一个今生和来世都享受着这份爱情的女子来说，他就是一位最真实、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产物，就在于它所创造出的美好人生。这种美好的人生并不少见，这一代人当中就已经记载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人生，此外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生没有成为公开的记录。每一位读者都应该至少知道一例为他人的利益做出真诚奉献的人生，有些读者在自己的体验范围内还获悉了许多这样的例证。该如何解释这些人生呢？这些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激励呢？我们不愿胡乱猜疑，但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地、长时间地思考之后，我们确信，如果把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力量，能够造就出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样的人物，那么这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道德奇迹，远胜过道家寓言故事中的任何一个奇迹或所有的奇迹。没有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可以逃脱规律，这一规律不可抗拒的原因在于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儒学的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早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再也不会创造出新的成果来了。它已经完成了人类所能做的一切工作，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任何条件下的作为。在对中国所能提供出的一切进行了一番耐心的考察之后，一位态度最为友好的批评家也会无可奈何、不无悲哀地给出这样一个裁定：“中国自身就是对儒学所做出的回答。”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三种互相对立的理论。其一，改革没有必要。这毫无疑问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尽管不是全体中国人的态度。某些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外国人，也持这样的观点。其二，改革不可能进行。持有这一悲观结论的许多人过于看重那些巨大障碍了，任何一次持久的、真正的改革一旦开始实施，都肯定会遭遇这样的障碍。在这些人看来，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庞大的躯体进行彻底改革，似乎是一项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就像要通过电击来恢复一具埃及木乃伊的生命一样。在我们看来，这第二种观点的荒谬也仅比第一种观点少一些，不过，如果前面已经道出的一切并不能使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作为补救了。
对于那些认为在中国进行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来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改革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会做出几种不同的、不相协调的回答，这并不让人惊奇。
首先，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够关起门来进行改革吗？”那些能够感觉到改革之必须的中国政治家们肯定会认为，中国能够实施这样的改革。北京的《京报》最近刊登的一份奏折就是这种设想的一个例子。奏折的作者抱怨中部某省的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富有才干的人去巡察该省，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中的训示，显然是希望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地感化人们。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格言的方式（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不会获得什么结果，却是改善当时道德风尚的一个常用药方。这个药方总是不灵，失败之后也别无他法，只能再用一次。它肯定不灵，长期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每一个尝试改革的举动，其结果都无一例外地趋向于零。在前面那篇关于那位能言善辩而腿部却是石头的老人的寓言里，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地说明。
但如果训诫无能为力，就可能会指望榜样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前文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一点，即为何最优秀的榜样最终也总是产生不出预期的结果。这是因为，这些榜样无力去宣扬那种赋予他们以生命的推动力。就以原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例，据说他曾竭尽全力禁止官员吸食鸦片，禁止百姓种植鸦片。有多少他的下属会诚实地在这件事情上与他合作呢？缺少这样的合作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所依赖的那些中国中间人不赞同他的改革计划，那么这个外国人就不能不承认自己在中国事务方面是相当无助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外国人是相当无助的，那么一个中国人，无论他官居何位，也都一样地无助。至多是这样的，这位清廉的官员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会着手于眼前的一切事情（像是表面上的），就像一只猫待在阁楼上，会清除阁楼上的老鼠。但是，只要这位官员一走，几乎就在他真的走远之前，老鼠们就立刻跑回来干它们的活了，一切又都将恢复原样。
一位中国政治家有单枪匹马地改革其国家的愿望，这对于他自己来说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他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途径。一位聪明的英国官员，如果了解到“东方式的冷漠和宿命论——即席勒称之为神灵对之也无能为力的愚蠢——的可怕惯性”，如果他了解到这持久的“改革”中所包含的一切，他就可以绝对准确地预言其结果。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中的某些弊端时，贝德禄先生指出：“在这些矿藏得到充分开采之前，云南的人口必须得到扩充，罗罗必须得到公正的对待，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总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嫌太短，除非借助某些外力来加速这一进程。”试图不借助“某些外力”来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面之下的海水中造船，所有关于空气和水的定律都使得这种尝试不可能进行。有这样一个机械学方面的定律，即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是无法带动这部机器的。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北河上有一个河湾，旅行者能在那里看到，岸边有一座只剩下一半的破庙，庙的另一半已被河水冲走。庙的下面有一道精心制作的挡水栅栏，用一捆捆绑在木桩上的芦苇构成。栅栏的一半也被洪水冲走了。神像们暴露在外，任凭风吹雨打；土地失去堤坝的保护，任凭河水泛滥；河流的一半也淤塞住了。这就是这个国家之现状的一幅悲愁图景。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朽木不可雕也。”必须砍去所有的朽木，老根上才能发出新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改革。
可以通过把中国领入“国家间的姊妹关系”而使中国获得复兴，这是不久之前在西方各国家得到了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中国被领入“姊妹关系”的这个过程，其结果却的确无法给出一个民族复兴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他们的存在对帮助中国消除各种弊端究竟发挥了什么有益的作用呢？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谁也不可能占上风。中国人是敏锐的观察家，他们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治理方式中所看到的东西难道能够让他们相信，那些国家的改革动机要比他们“改革”这个国家的愿望更为高尚？如今，中国本身也成了一个“大国”，她正忙得不可开交，试图让外国的利益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却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中国而没有教给她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些什么。如果中国要改革，也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
也有一些人坚信，中国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有自由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兄弟般的友谊。商业的福音，是满足中国各种需要的一副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过境税。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或许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在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比以往更为充分地渗入了澳大利亚和合众国，其结果却并非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和“兄弟般的友谊”。说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儿的质量不符合要求，这样的大声抱怨难道没有过吗？这一缺陷不是也可以和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某些低劣产品相提并论吗？
作为文明的一种附属物，商业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曾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是假设狗会这样做，假设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所，那么这会对狗们的性格产生什么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的那些贸易大国都不是最好的国家，而是最糟糕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任者却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因为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就像基督教，其目标广阔无边；而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的一边。
看一看非洲大陆及其朗姆酒交易和奴隶买卖，两者都是贸易，两者都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无法形容的祸根。这就足以说明，商业是无法带来改革效应的。
有许多非常熟悉中国现状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朋友，他们开出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那些都更加全面。在他们看来，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所谓的“基础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森林中寻觅食物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化了很多个世纪。正是在中国，而不是这地球上任何一个别的地方，这个处方得到了忠实的试用。这样的文化中没有任何改革属性。文化是自私的，它的一句有意或无意的格言就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在中国每天都会看到的那样，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在遭受嘲笑，这并非一种智性上的蔑视。如果中国的文化对那些完全沉湎于嘲笑和蔑视的人无法施加一定的约束性影响，外国的舶来品可能会遭遇怎样的结果呢？
中国人无疑最为迫切地需要科学。他们需要每一种现代科学，以开发这个强大国家中那些还没有得到利用的资源。他们自己也开始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能对这个帝国施加有力的道德影响吗？这个过程该如何展开呢？就与我们当代进步之联系的密切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超过化学。那么，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能成为一种复兴民族的道德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新的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而且也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国家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人们难道还能感到十分安全吗？
“基础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造就的各种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所需，也是中国所需的一切。将每一座城市都连接起来的铁路，航行在内河上的蒸汽轮船，完善的邮政系统，一家家国有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幸福新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半成型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诸如船员之监守自盗”。那么，基础文明的积聚就一定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吗？铁路就能保证其雇员甚至其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吗？该书写道，州与州之间的干道被完全侵占，股东们十分无助，而且“无人可被指责”。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来，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干得更加出色吗？基础文明是一个始初原因，还是一个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过长期缓慢的共同作用而造成的结果呢？把选举投票箱引入中国，是否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使他们适应共和制度了呢？基础文明在中国创造不出它在西方创造出的那些条件，除非在西方创造出了那些条件的各种原因也能在中国产生出同样的结果。这些原因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目睹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一些直观实例，中国人为何还不把“模范租界”引入中国的内地城市呢？因为他们不愿看到这样的变化，即便引入了，也难以忍受。目睹中国海关近三分之一个世纪诚实管理的直观实例，政府为何还不在其他领域采用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要中国人对中国人采用这样的税收方式，这在道德上是绝对行不通的。不列颠人的品格和良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才达到当前的水准，这样的品格和良知不可能一下子就被中国人接受下来并加以运用，就像一门从埃森运来的克虏伯大炮那样，一架起来就能随时开火了。
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培养出了品格和良知的那些力量，就像恺撒登陆不列颠、征服者威廉的入侵这些史实一样，是确凿无疑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普通民众心灵中的扎根，这些力量所创造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反。
请听一听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修·阿诺德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旗手，就如同犹太人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当今的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对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擎举，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品行却成了一件寻常的家庭小事。这个辉煌的希腊就因为不注重品行而消失了，因为，对品行、坚韧和品格的向往……不仅如此，在当今，即便是在当今，在这个时代，当人们需要更多的美和更多的知识，当任何一门知识都受到了如此之高的尊重的时候，凯旋般地统领当今世界的却不是希腊的启示，而是犹太人的启示，不是艺术和科学的卓越地位，而是正义的卓越地位。”
要改革中国，就必须在品格方面追根溯源，良知必须得到实际上的推崇，不能再像一代又一代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当代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很好地表述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般的低劣本能变成黄金一般的高贵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