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相互猜疑

没有一定程度上的互相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共存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非常复杂的社会，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真理。在承认这是一条公理的前提下，我们也同样很有必要对一系列现象予以直接的关注，无论这些现象与我们的理论多么不相容，可它们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在下文将要谈及的中国人的相互猜疑，并不仅限于这个民族，而更像是所有东方人共有的一个特征，当然这一特征的表现形式无疑经过了中国体制之精英们的改造。这里的整个话题都与前面讨论过的相互负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可能获悉了一些与他无关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的后果却可能是最为严重的，这样的危险似乎最能引起猜疑，不仅会激起中国人的疑心，而且会让任何一种人心生疑窦。
在中国长期盛行的猜疑之风，引起一个陌生人关注的第一个表现，便是这个帝国无处不在的环城而建的高墙。“城”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被墙围起来的城市，这个事实是意味深长的，就像拉丁文中的“军队”一词具有“训练”或“操练”的含义一样。帝国的法律要求每一座城市的四周都必须建起特定高度的城墙。像其他的法律一样，这一条文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因为有许多城市的城墙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丧失了任何防护功能。我们听说，有一座曾被太平天国叛军包围并占领了好几个月的县城，其城墙被彻底摧毁了，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有重建起来。许多城市只有一道形同虚设的土墙，连当地的狗都挡不住，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翻过墙头。但是，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情况之所以会从理想的状态衰败下来，就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贫穷。无论何时，一旦出现危险的信号，第一件事情就是修复城墙。这种维修工程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途径，可趁此向那些官员或其他暴发户们敲一次竹杠。
在中国，这么多城市之所以要建造城墙，其坚实的根基就是政府对其人民的不信任。尽管皇帝在理论上是其子民的父亲，他的臣下也被称作“父母官”，但上上下下各个方面都心知肚明，这都像加法和减法一样，纯粹是一些术语，人民与统治者的真实关系，就像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都充斥着各种叛乱，其中的大部分叛乱显然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然而，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或许政府根本就不想那样做，或许是力所不能及。与此同时，正如政府早该预料到的那样，民众渐渐地起来反抗，官员们则迅速躲进这些现成的防御工事，就像一只缩进壳里的乌龟，或是蜷成一团的刺猬，把一场动乱留给军队来慢慢解决。
在中国的城镇中，就像在其他东方国家的城镇中一样，所有的房子四周都有高高的围墙，这是那种同样的猜疑特性的另一个证据。如果说，在向一个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些地方时，无意中居然没有说明这是一些“围有高墙的城市”，这是会让一个外国人感到不好意思的。那么，同样困难的事情就是，该如何让那些对西方国家感兴趣的中国人懂得，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何不在自己的住处周围修建围墙。中国人马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坏人，尽管这种想法并无根据。
中国的农村人口几乎都聚居在村庄里，村庄其实就是一个个微型城市，这也构成了相互猜疑的又一个例子。防御的对象不是外来的敌人，这是彼此之间的提防。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人的群居方式而言，仅有的例外，一是在某些山区，那里的土地十分贫瘠，只能供养一两户人家，而那里的人又如此贫穷，根本就不怕小偷来偷；二是在四川省，据贝德禄先生描述，“地主和他的佃户可以说是没什么差别地居住在田地间的农舍里，他们与其说是群居，不如说是分散开来的”。如果说，这种不同于一般规律的例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这个偏远的省份，人们对和平的渴求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强烈，就像冯·李希特霍芬男爵所指出的那样。那么，这恰恰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观点，即这一渴求经历了许多痛苦的失望，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暴乱时期，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一段很长的和平时期。
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发现的中国人以及所有东方人的猜疑之最为明显的例证，就体现在面对妇女的理论和实践之中。这样的理论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也难以说清这个分支话题。女孩子一进入青春期，便被公认为一种“像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一旦她们订下了亲事，就要过起比先前更为封闭的生活。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足以招来种种恶毒的流言蜚语。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已经成了一条社会公理。中国妇女比起她们的土耳其姐妹或印度姐妹来，有着无可比拟的更多自由，但是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依然无法获得高度评价。妇女们普遍地缺乏知识，普遍地处于从属地位，还有一夫多妻制和纳妾现象的存在，凡此种种，都是不够尊重女性的表现，而尊重女性却是西方文明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可以信手拈来一些日常用语，来证明中国人对妇女普遍抱有怎样的心态，这些说法可以被看成是长期经验的归纳。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低人一等，目光短浅，不可信任。女人还被视为忌妒的化身，有道是“蛾眉善妒”，“妒”这个字会让人联想起它的同音字“毒”，这种联想正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这一理论很好地体现在这样一首中国古诗中：
青蛇口中舌，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在中国语言的每一种结构中，这些观点都常常会以醒目的方式突兀地表露出来，带有一种绝对化、潜意识的公正。为了回答笔者的询问，一位优秀的汉语学者仔细地考证了一百三十五个“女”字偏旁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词，如“好”“妙”等，在其余的汉字当中，有三十五个是贬义词，八十六个是中性词。但是在那些贬义词中，有些是中文里意思最不好的词汇：“女”字偏旁与表意的另一半合在一起，表示“欺诈、欺骗、邪恶、不忠、自私”等含义；三个“女”字合起来，意思就是“乱伦、通奸、诱奸和私通”。
据说，人们之所以相互不信任，原因有两个：其一，因为他们彼此不了解；其二，因为他们彼此了解。中国人认为，这两种不相信人的理由他们都有，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很符合这一点。尽管中国人天生具有结盟的能力，这种能力时常令人联想起化学原子的聚合，然而，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向适当的对象小心提问，就很容易确知，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绝对地彼此信任。同一家庭中的各位成员，也时常成为相互猜疑的牺牲品，这种猜疑多由嫁到这个家庭里来的女人们挑起。妯娌们钩心斗角，常常会竭尽所能地在她们的丈夫们之间煽起忌妒，目的就是瓜分共同劳动所创造的收益。
不打算在此展开讨论家庭生活的这一层面，若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足以占据整整一章的篇幅，我们跳过这个问题，来看一看另一种同样普遍的情况，在这些事例中，人物并没有被中国家庭生活的复杂关系捆绑在一起。如果一个家庭里的一群仆人不是由某位该对他们全体负责的人士介绍过来的，那么他们彼此就时常处在那种所谓的“武装中立”的关系之中。如果他们当中某个人做了某件不光彩的事情，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老爷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儿告诉老爷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道自己有错，他的第一个念头仍然是，可能有其他的仆人对他怀恨在心。我们听说，有个中国妇女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讲话，便立刻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从屋里走了出去，因为她觉得，既然有人在吵架，那就必定和她有关。可外面其实是在谈一桩买卖，有人想买一堆秸秆当柴火烧，但卖主的要价太高了。
如果一个仆人出乎意料地被解雇了，几乎可以肯定他会疑心别人，这种猜疑往往会煽风点火，酿成一场纠纷。他会怀疑到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断定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要知道解雇他的原因。尽管他也知道，主人能举出十来个理由，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理由充足地让他立马走人。但他的“面子”必须保住，他的猜疑的天性也必须得到满足。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中国人家庭里，也会发生在雇用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里，但是程度却不相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利用外国人的善良天性，如果主人是中国人，这样的做法他连想都不敢去想。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一群不称职的中国仆人，这些仆人早就该被解雇了，主人却不敢解雇他们。雇主们知道，一提到解雇的事儿，就等于捅了马蜂窝，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就会是那个受到指责、“没有颜面的”仆人，雇主们没有勇气为了自由而奋力一击，因为一旦事情弄砸了，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比先前更糟。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中世纪，一座奥地利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眼看就要失守了。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她那许多箱蜜蜂，便立刻搬来蜂箱，从城墙上向几乎已经登上城头的土耳其人倾倒下去。结果，土耳其人迅速退去，城市得救了。中国人的策略往往就像这位奥地利姑娘的计谋，中国人的成功常常只是一个信号，对于这样的烦恼，就像一位拉丁教授关于一场风暴所说的那样，人们“宁信其无”，而不是“宁信其有”。难怪有句俗语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办法是干脆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但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
当我们的孩子到了能独立面对世界的年纪，我们发现，很有必要教育他们不要过于相信陌生人。中国人在年幼的时候却不需要这种警告，因为他们从母亲的乳汁中就已经汲取了这样的本能。有这样一句俗话：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会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独自进到庙里去呢？因为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之所以不能一起去看一口井，这是因为，如果其中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或者他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那么另一个人很有可能趁此机会把他的同伴推到井里去！
另一组相互猜疑的例子则发生在每天的日常事务中。在西方国家里有自由而没有约束，在中国情形却显然相反。对我们来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中国，还会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因素需要考虑进去。万事皆然，而在事情涉及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之经纬的两样东西——金钱和食粮时，这种感受则最为深刻。如果一笔钱是经他人之手分给许多人的，那么这便很难让一个中国人相信，这笔钱确是按照既定的方案分配的，因为他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分配方式，而他所经历过的各种分配，其显著的特征就是花样繁多的各种克扣。出于同样的道理，也很难安排一个中国人负责给其他人分发食粮，如果真的去仔细询问，那些接受了食物的人并不会公开表露他们怀疑那个主持分配的人私自克扣了一部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的不满可能被完全压制下去了，但是不能因为猜疑没有浮到表面上来就认为猜疑不存在。事实上，只有外国人才会提出这种问题来，因为中国人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结果，就像他们肯定机器总会有摩擦一样。
中国旅店里的侍者有一个习惯，要在付完账的客人离开房间时大声报出账单的细目，这并不像有些旅行者认为的那样，是在夸耀客人出手阔绰，而是有着一个更为实际的目的，即让其他侍者都知道，当众宣布进项的这个人并没有私吞一份所有侍者内心里都想得到的小费，或者说是“酒钱”。
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商和调整，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只要往相关人士的家里送封信，诸般事宜或许就能安排妥当了，可这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当事人必须亲自出马，面见对方当事人。如果对方不在家，就得一趟又一趟地前去拜访，直到见到要见的人为止，因为没有人能够断定通过其他中介交办的事情不会被歪曲。
人们时常提到中国人的社会团结。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家庭或整个家族似乎全都介入了某个家庭成员的个人私事。但是，一个异姓人，如果他是个聪明人，最好连一根手指都不要伸到这些事情中去，免得被烫伤。有句俗话很有道理：“不同姓，勿相劝。”这个家伙干吗要来掺和我的事情呢？他肯定别有目的，而且还可以保证，他的目的一准不是善意的。对于一辈子相交的邻居和朋友都尚且如此，那么，对于局外人和与当事人没有特殊关系的人就更要提防了。
“外”这个字在中国所具有的范围和意义，只能逐渐地被理解透彻。外国人来自“外”国，所以会遭到排斥。如果一个人来自“外”村，也同样会遭到排斥。如果是一个外人，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想干什么，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谁知道这个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到新来乍到的人，谨慎的中国人内心里便会生出这样的疑问来。
如果一个旅行者不巧走错了路，在天黑之后来到一个村庄，尤其是在时辰很晚的时候，他就经常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肯走出房子来给他指一指路。笔者有一次就在这种情况下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想出钱请人带路，求了许多中国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他们甚至连我的话都不愿多听一句。
中国私塾里的所有学童在上课时都要用最大的声音来诵读课文，这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发音器官，也几乎能让一个外国人完全发疯。这是一个“老习惯”，如果有人追根问底，就会被告知，若听不到这种读书声，老师就会怀疑他的学生读书不专心。而那种让每个学生背对着老师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老师能够肯定学生没有偷看老师拿在手上的书本！
并不是每一种文明形态都强调款待陌生人的义务。在与东方人有了实际的接触之后，所罗门的那些要人们提防陌生人的箴言，有许多都具有了新的含义，但是中国人却将他们的警觉提高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一位中国教师受雇于一个外国人，专门收集儿歌和童谣，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哼唱一支他从未听过的单纯儿歌，便让那个小家伙再唱一遍，结果那男孩吓得跑了，此后再也未露面。这个小男孩是中国人环境的典型产物。如果一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他的朋友们到处找他，希望听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但他们也很清楚，发现他踪迹的机会微乎其微。如果他在某个地方待过，但又消失了，寻找他的人自然要问：“你把他怎么着了？”这就有可能带来麻烦，因此，在面对陌生人的问话时，人们肯定会采用的最为安全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根据经验得知，当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试图去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的时候，也时常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向人问路，要去他要找的一个人所在的村庄。但是，他在到达这个村庄之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不约而同地否认有这样一个人，还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不是事先有意编造出来的，因为没有编造的机会。全村人同时采用此种对策，是出于同样一种准确无误的本能，这种本能会使一只草原犬鼠在看到什么陌生的东西时立即钻进洞里。
在所有这类事例中，一个人打了个招呼，其口音上的细微差异就能让人辨别出他大致来自哪个地区。一个乡下人遇到另外一些乡下人，就会被他们盘问一番，比如他家在哪里，离另外一些地方有多远，他们似乎想要断定，这个人是否在欺骗他们。同样，学生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为秀才的人是何时“进学”的，还肯定要问他当时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又是如何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被揭穿，这样的骗局也的确经常被揭穿。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会有点不同，他的话会让他露出马脚。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某人的线索，他的这种做法会立即引起普遍的怀疑，而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那样，他还会受到整个村子的抵制。笔者有一次曾派几个中国人去寻访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另外一些中国人，能够找到的人非常之少。有一次，终于有一个人大胆地同陌生人攀谈起来，但他只说出了自己的姓——这个姓还是个大姓——断然拒绝说出他的名字或他的“号”。另外一次，信使们寻找一个村民，这个人却像鬼火一样在他们眼前不断后退，到最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有的时候，陌生人要找的人或许就在方圆一两英里之内。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里，没有找到其要找的对象的那位陌生人，当他迷惑不解的那个时刻，他其实就站在离其对象的居所不到十杆远的地方。
笔者认识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有个十分富有的邻居，他们两人以前都参加过遍及中国的各种秘密教派中的一个。向老人问起他这位近在咫尺的邻居的情况，结果却得知，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做了六十多年邻居的人，后来却一直没有见过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上了年纪，不怎么出门。”“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和他叙叙旧呢？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了？”这个人带着一种可以觉察到的优越感笑了笑，摇了摇头，然后说道：“不，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他很有钱，我却很穷，我要是去他那里，人家是会说闲话的。人家会说，他到这儿来是想干什么呢？”
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猜疑，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不愿一个人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就会感到局促不安，或许会赶紧走到走廊上来，这个举动似乎在表明这样的意思：“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了，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在一个有自尊的中国人前去拜访外国人的时候，有时也会看到与此相同的情形。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蹊跷地死亡更能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疑了。这一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出了嫁的女儿的死亡。尽管如前所述，女儿在活着的时候父母是无力保护她的，但在她死后，只要她的死因存在着任何一点儿可疑之处，她的父母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局面了。她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她父母可以不再像人所共知的那样忍气吞声，相反可以昂首挺胸，提出各种实实在在的赔偿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拒绝和这位姑娘的娘家达成谅解，就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极其烦人的官司，这场官司的首要动机是报复，而最终要达到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住这位姑娘娘家的“面子”。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感到很不合适的场合，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儿也会燃起一场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也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相互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都认为，应该暂时把事情交给一个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方来处理，这样才能保证双方的利益，因为双方的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价钱”，生意才算完全做成。如果这件事情还有更多的内涵，有些东西就必须记录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中国白银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钱庄不信任他们的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有最充足的理由。中国南方的每一枚被切去一角的银元，中国任何地方的每一块被切去一点的银锭儿，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猜疑本性的见证。他们在想做生意的时候是精明的，他们在不愿做生意的时候更加精明。每一个顾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希望在天黑之后再把银子花出去，这个事实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店都会不断地给出明智的忠告，要大家等到明天再说。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使用了。但是，这些汇票的使用绝对不普遍，其流通似乎被限制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里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这样做的理由还是非常充足的。
中国的利率很高，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甚至更高，这也是相互缺乏信任的一个见证。在这种过分的勒索之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这笔钱的使用费，而是风险保险金，这里所冒的风险是巨大的。中国几乎完全没有我们在西方国家十分常见的各种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没有得到开发，而是由于这个民族相互之间普遍地缺乏信任。“民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时间地难言其“立”，给这个民族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害。
几年前一份报纸上关于纽约城华人社区情况的一段报道，提供出了关于中国人商业猜疑的一个奇特例证。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和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担任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柜里，为了确保安全，保险柜上并排挂了十二把笨重的铜锁（中式的），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里常用的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华侨市政府的成员们，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柜，十二个人就必须同时到场，每人打开由他掌管的那把锁。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要是有哪一位不巧去世了，市政府的事务就会陷入极端的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据死者的位置。因为有这样一种迷信的担心，认为死者会忌妒他的继任者，要让继任者得与他同样的病死去。甚至连举行葬礼的钱都拿不出来，直到通过一场特殊的选举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件小小的事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一些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相互猜疑、无限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体制和发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中国政府的结构也包含着许多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是亚洲特有的一个现象，据说，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宦官。但是在当今这个朝代，满洲人却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对付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过去各个朝代里那种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诸如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样两种不和谐的成分必须在高层进行合作时，就有可能导致猜疑。满人和汉人在政府管理方面的奇异结合就提供了又一个例证。比如，在“六部”中的某一部担任正职的人，可能同时担任另一个部的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的均衡运转才得以维持。机构庞大、地位重要的检察机关的设置，也构成了关于这种猜疑的另一个证明。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方式的人能提供出很有分量的看法，以使我们确信，被我们视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之特征的相互猜疑，同样是中国人官场生活的一个特征。情况也的确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上级官员不能不忌恨比他们职位低的人，因为职位低的人都是他们可怕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他们的上级也同样充满猜疑，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上级官员免职。看起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是上级官员还是下级官员，都或多或少地忌恨庞大而又有力的文人阶层，所有的官员又全体一致地戒备百姓。后一种心态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众多半政治性质教派的存在，已经使整个国家成了一个马蜂窝。一个县官会压制像著名的在理教这样的禁欲社团一年一度的聚会，可这个教派只不过主张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县官会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的衙门里那些贪婪的“虎狼”去吃。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在理教被证实有谋反意图，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化了的猜疑解决了整个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事端，政府都可以立即干预，抓住首领，流放或是除掉他们，这样一来，政府的猜疑便有了片刻的缓解。
显而易见，我们此处所谈的这个特点，应该是我们前面论述过的那种内在保守性之强有力的佐证，这种相互猜疑的习性如此强大，使得新的事物无法得到接受。政府偶尔进行的人口普查，由于很少为之而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甚至连名称都搞不清楚。这种人口调查总是会立即引起猜疑，被认为含有什么别有用心的目的。笔者邻村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这样的猜疑实在到了什么程度。有兄弟两人，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一次新的人口调查，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意味着一次强制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的风俗，兄弟两人中有一人能留在家里看守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必须走人，便以自杀方式使自己摆脱了长途跋涉之苦，也以此挫败了政府的计划。
猜疑与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至今，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同样是这种致命的组合，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必然引进。对政府动机的猜疑，将会长期妨碍中国需要进行的种种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过发行小银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最好永远都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试着那样做，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政府要从中渔利，这是行不通的。”
矿产的开放也一直障碍重重，如果矿藏得到适当的开采，就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她理应成为的富裕国家。地下的“地龙”，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在这个最重要领域中的任何一点儿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以实现。无论好处有多么巨大，多么明显，当人人都对此猜疑皱眉的时候，新生事物的引进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已故的倪维思博士在中国培植高级外国水果，他在芝罘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可是他每走一步，都不得不与这种猜疑做斗争，若是换一个少一些耐心、少一些善心的人，就会厌恶地放弃这一计划。一旦收益确有保证，这样的猜疑当然也会逐渐消散。但是当中国海关决定对养蚕、种茶这类产业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却是十分真切的。说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为了促进生产，增加这类专业劳动的收益，可那些对这些产业感兴趣的人怎么可能相信呢？这与他们在过去许多年代里积累起来的经验是背道而驰的。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呢？有谁在听说这样的事情之后能表示相信呢？中国人对这些计划所持的心理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你们大家早晨好啊！’狐狸在跳进鹅圈时这样说道！”
继续谈一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的深刻猜疑，时常伴随着或许也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做那些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一个外国人去了一个他不常去的地方，人们就会推断他是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盯着一条河流看，那么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外国人被认为有能力看见地下深处的某个地方，能探明有没有什么最值得拿走的东西。如果他参与了赈济饥荒，人们不用多想就会推想，他的最终目的一定是要把一大批人带离此地，弄到外国去。正是由于这些“风水”观念，外国人攀登中国城墙的行为经常会受到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所建房屋的高度，就像这个国家的边境线一样，也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自然同一性的信念在中国似乎是完全缺失的。贝德禄先生提到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然而，这却并不仅仅是无知者的观念，因为彭北莱教授曾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并将这个说法当成了反对过快采煤的论据，而煤炭开采的增长率却无人知道。据说，已故的政治家文祥读了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的科学部分他打算接受，但其中断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那一宗教部分，他则实在不敢苟同！
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样一件事情，超出了当前发展阶段上的中国人智性所能理解的范围。看到李希特霍芬骑着马游历乡间，看到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四川的百姓把这个人想象成了在某场惨烈战斗中开了小差的逃兵。许多中国人尽管过后都对外国野人有了很好的了解，但是在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尤其是碰巧遇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都会带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许多中国妇女都受到告诫，说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住所，致命的咒语就会应验，她们就会中魔；即便禁不住劝说，她们最终走进屋来，也绝对不会踩踏门槛，把镜子递给她们看，她们也不会去照，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会失去安全保护。
几年前，一位出生在内地某个对外国人很不了解的省份里的年轻中国学者，费了一番周折来到笔者的居所，帮助一位新来中国的人学习语言。他待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想到他母亲非常需要他回去尽孝，就走了。他答应在某一天回来，却一去不返了。在他置身于我这个外国人家的整个时间里，这位精明的儒家弟子从未喝过一口仆人按时给他送去的茶水，也没有当面吃过一顿饭，以免被人下了毒。当另一位教师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他写给母亲报告平安的家书放进去，并示范给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湿封口就可以把信封好。他一时显得魂不守舍，然后便客气地请那位教师替他封信，因为他对这种事情很不在行。
这种心理定势，也导致了人们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图书持有一种顽固看法。人们普遍坚信，这些书是有毒的，油墨的气味常常被说成是他们文艺作品中提到的那种“蒙汗药”。有人时常听说，这样的书只要读上一本，他就会立刻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听说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却与此略有不同，他在稍稍读了读这样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恐惧地把它扔掉了。他跑回家去，告诉他的朋友们说，如果有谁读了这本书并且撒了谎，他就肯定会下地狱！有的时候，免费分发宗教书刊的人士会发现，这些书籍根本送不出去，其原因并不像人们猜测的那样，是出于对此类图书之内容的敌视，书中的内容丝毫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任何值得顾虑的东西。真正的原因在于，人们担心这份礼物会成为某种借以展开敲诈勒索的基础，这种方式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
如果一个外国人不慎重地试图记下一些中国孩子的名字，同样的猜测也会导致一场惊慌，据悉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就足以摧毁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在其最初阶段也肯定会碰到这样的反对和猜疑。一位外国人为什么要教学生们写那种学生家里的朋友们都不认识的东西呢？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解释都不足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交代清楚。因为他知道，对于他的孩子们出生之前的一代又一代人而言足够好的东西，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也是足够好的，要远远胜过祖先们不认识的某个外国人所搞出来的新玩意儿。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会遭到普遍的反对，明显的理由常常就是，这个建议是外国人提出来的。“灵活的固执”这一特点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彬彬有礼，但也最准确无误的话向你保证，你的提议十分令人赞赏，也十分荒谬。
讽刺是外国人手里的一种武器，可是它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绝没有他希望的那样多，对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深感厌恶的他，曾用英语称这个仆人为“骗子”。“这是一把深深扎进他身体的致命的飞镖”，这个仆人迫不及待地去问一位中文很好的夫人，想知道主人用在他身上的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些查禁罗伯聃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们，其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无法在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身上感觉出什么隐在的含义，为了斩草除根，干脆把整个版本全都给禁了。
关于中国人猜疑外国人的一些最为固执的事例，都是与如今已经遍布中国广大地区的许多医院和诊所联系在一起的。在为数众多的病人之中，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善意和医术表现出了毫无保留的依赖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另外也有不少人，他们的感受我们所知甚少，非得经过一番仔细的询问方才得知，他们依然相信那些最为荒谬的传言，比如把眼睛和心脏剜出来做药，哪位外科医生具有把他的病人剁成肉泥的难以遏制的癖好，据说外国人在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等等。一两年之后，这样一个机构的好处广泛传扬，这类谣言不攻自破，就像风吹散了尘埃一样；不过，尽管有数以万计的成功治疗，这些谣言仍在继续泛滥，就像霉菌在八月间温暖湿润的土地上滋生一样。
外国与中国交往的整部历史，在中国一方就是一部猜疑和推诿的历史，在外国一方也无疑有着不少严重的失误。这是一段回想起来会让人感到厌倦的历史，而那些肩负责任，常常去进行无谓谈判的人，却没有吸取这些历史教训。但是，既然许多个人在中国时常要去充当他们自己的外交官，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也就很明白了。我们将要给出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外国人在一座内地城市租用住所的事，当地一位官员找出各种理由来加以拒绝。在一次事先安排好的会见中，外国人一副中国人装束，还带着各种书写用品。寒暄了几句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放好纸，掏出钢笔，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极有兴致，十分好奇地注视着这场表演。“你在干什么？”他问道。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不过是在整理一下他的书写用品，为的是——“就是整理整理，仅此而已。”“书写用品！干什么用的？”“把你的答复记录下来。”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员赶紧向他的外国客人保证说，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要求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官员怎么可以断定，下一次他将在什么地方听说这份他不可能知道其内容的神秘文件呢？
中国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人们的内心时常充满恐惧。过去几年间，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中间就有这样一种传闻，使得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之后走某一条街道，因为那个地方很是危险，突然之间会被人神秘地砍掉脑袋。中国人或许永远无法步出有这种恐怖的时代，对于那些与之相关的人来说，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的巴黎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一样真切。无限的轻信和相互的猜疑，构成了这些可怕的谣传滋生和成长的土壤。当这些谣传涉及外国人时，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表明，不能轻视它们，而应该在它们刚刚传出来时就加以澄清。只要当地的官员能够诚心制止这些谣传，它们就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如果谣言得不到制止，任其传播，结果就会导致天津教案那样的暴行。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未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谣传。为了彻底制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因素是非常必需的，就像它在确定地质时代时必不可少一样。避免谣言产生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无可争议的直观教学课来让中国人确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真诚的祝福者。这种单纯的命题一旦被牢固地确立下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才会首次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