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社会台风

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国家里，好几个家庭一同挤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每个家庭往往都有很多人口，这就不可能不引起随处可见的争吵。你问你的邻居：“你们家里几口人啊？”他会回答：“一二十口吧。”你又问：“你们什么东西都共用吗？”最常见的回答就是：“是啊。”就这样，一家会有十五到二十个人，如果不是四世同堂，大约就是三代合住，大家都依靠同一门生意或同一块田地的收入过日子，这唯一的收入要用来养活众人，家庭所有成员的各种需求都仅仅依赖于这份公共财产。每个兄弟都要为公共财产贡献时间和力气，妯娌们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可是却很难让她们和睦相处。大媳妇喜欢对小媳妇指手画脚，小媳妇自然会忌恨大媳妇的特权。她们每个人都努力地要让自己的丈夫感觉到，他在这个财产共同体中是最为吃亏的一个。
孩子这一代人是导致家庭不快的重要原因。有哪个社会能够承受住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那种压力呢？即便是在西方那些秩序井然的家庭中，这样的麻烦事也是并不鲜见的，在中国人这种既复杂又拥挤的生活中，纠纷自然会多出好多倍！引发不和的原因，就像人们的行为目的和兴趣一样，不计其数。钱财、食物、服装、孩子以及孩子们之间的争吵，一条狗，一只鸡，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构成一个纠缠不清的线团的第一个死结。
中国语言中最难解的字之一就是“气”，这个字常常用来表示生气，它在英语中被委婉地翻译成了“wrathmatter”。在中国人的哲学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气”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一个人在非常愤怒的时候就会产生“气”，中国人相信，在这个爆发出来的“怒气”和人的整个机体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因此动怒一直被视为一个会导致诸如失明、心脏病等各种疾病的重要原因。中国医生最先向病人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在中国见多识广的外国医生们倾向于相信，中国人的“气”能使中国人做出任何事情来。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一位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男人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其中的两个孩子还很年幼。1889年10月，他的妻子去世了，这让丈夫感到非常愤怒。别人问他为什么生气，他回答说，这倒不是因为非常依恋妻子，而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照看年幼的孩子。愤怒之中，他抓起一把中国剃刀，在自己的肚子上戳出三个很深的伤口。他的几个朋友用棉线为他缝合了伤口。六天之后，这个人的“气”又发作了一回，再次撕开了伤口。每一次发作之后，他都无法记清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他挺过了这些可怕的伤害，六个月之后，他已经能够步行好几百英里，到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去接受治疗。他腹部的伤口部分愈合，只留下一个很小的疙瘩，但是肠子的正常功能却被破坏了。对于前文谈到过的中国人的生命力，这个人构成了又一个突出的例证。
大喊大叫地发出命令或发表评论，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而且似乎是根深蒂固的。用正常的声调去劝告他人，停顿片刻以倾听对方的反应，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在心理上不可能接受的方式。他非得喊叫，非得打断别人的话，就像一条狗在非常激动的时候总是要狂吠一样。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了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完美程度。争吵一开始，一些脏字秽语便汇成了一条肮脏的水流，英语中没有任何词汇能与之相比，即便是比林斯门卖鱼妇们那些恶毒、固执的用语也都望尘莫及。最简单的接触也时常会引起滔滔不绝的谩骂，就像某次触摸会引起电火花来一样，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士，无论男女，骂人是一种常见的几乎很普遍的现象，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说女人的骂人话比男人的还要下流，她们的谩骂也往往持续得更久，就像一句俗话说的那样：“中国女人脚短舌头长。”孩子们刚刚从父母那里学会这些骂人话，就常常把它们反过来用到父母的头上，这还被视为一件极大的乐事。对这种语言的使用，已经成了中国人的第二天性。每个社会阶层都会使用这样的语言。文人学士、各个级别的官员直至身居高位的重臣，一旦动怒，也会像他们的苦力一样随意地破口大骂。普通人甚至会在大街上把骂人话当作见面的寒暄，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
西方人的诅咒往往是声音不高却很深刻的，而中国人的辱骂却除了声响之外就别无他物了。英文中的咒骂就像一颗有翼的子弹，中文里的辱骂却像一个肮脏的圆球。有许多这样的骂人话，也会被视为谶语或诅咒。一个男人发现他地里的谷子被偷割了一些，就会站在他家所在的道口上，把那个未知的（尽管常常是有怀疑对象的）作案人痛骂一阵。这一行为被认为有两个用处：首先，向公众宣布他丢了东西，他因此发火了，以此来缓解他的精神压力；其次，这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以防止那人再来作案。作案者就在暗处（从理论上说），正怀着某种敬畏听着这些针对他的可怕咒骂。他当然不能断定他不会被觉察，虽说这常常是不会被觉察到的。或许，失主清楚地知道是谁偷了他的东西，但是他更倾向于当众辱骂，将此当作一个正式的警告，让那个被觉察的或被怀疑的作案人放老实点，不要再次作案。这也是在暗示，如果真把失主惹火了，他是要报复的。这就是中国人当众辱骂的理论。他们也坦承，这样做不仅无法制止盗窃，而且也无力阻止窃贼的再次作案，因为，在为数甚大的人口中，一个窃贼或是其他的作案者并不能肯定他被人骂过。
“骂街”的方式常常被妇女们所采用，她们会爬到房子的平顶上去，声嘶力竭地骂上几个小时，直到嗓子喊哑为止。一个体面的家庭如果有可能制止的话，是不会允许这种表演的，但是在中国，一个愤怒的女人是很难被约束的，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总的看来，这样的咒骂很少能引起关注，或者说完全无人理睬，有的时候，一个男人在街口叫骂，一个女人在屋顶骂街，骂得面红耳赤，却没有任何人去理会。如果天气很热，他（或者她）就会一口气儿骂到底，然后摇几下扇子，提提神，接着再愤怒地骂下去。
中国人的争吵如果足够激烈，最终就难免导致程度不等的人格侮辱。在南部欧洲旅行的英国人发现，拉丁民族非常惊讶于不列颠群岛居民的一个习惯，即后者在打架的时候总是平伸着胳膊出拳。中国人也像意大利人一样，很少有人学过拳击，或者说，他们学到的不是科学的拳击方法。如果事情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国人首选的主要方式就是抓住对方的辫子，尽最大的力气拔对方的头发。在只有双方参加，且双方都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十次打架中有九次如此，“战斗”便演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拔头发比赛。
中国人的争斗也是一场骂人比赛，粗俗的语言和高昂的词句形成了对比。但是吵架的中国人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会真的失去他人的尊重，如果他们因为连续叫骂而哑了嗓子，倒是可能让人看不起。如果有谁说他曾看到某个中国人在调唆别人打架，这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一直希望看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位和事佬会主动地站出来。和事佬有两个或者是三个，每位和事佬都会抓住一个怒吼不止的交战者，对他好言相劝。交战中的一方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保护之下，立即就会变得加倍狂怒。他会故意让自己失去控制，直到某个人来把他控制住，然后他会借故把火气都发出来，这火气对他自己和其他人无疑都没有什么伤害。即便是在最为愤怒的时刻，中国人也是服从理智的，中国人不仅在理论上尊重理智，在实践上也很看重理智。打架者在冲向敌人的时候被和事佬抱住，打架者于是就转过身来揪打这位好管闲事的和事佬，这样的场面有谁看见过呢？这是这场战斗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即便是在愤怒之中，一个中国人也能意识到和平的可能性——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他只不过认为，和平可能不适用于他这个具体的事件罢了。和事佬的评判方式各不相同，但他几乎总能把那位好战的叫骂者拖走，而那位叫骂者一边走，一边还要回身向他的对手发出恶毒的挑衅。
中国人普遍采用的骂人方式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即他们不认为痛骂别人的实际缺点是一个“好法子”，而更愿意去追溯那个人最卑贱的出身，去历数其祖先的不是。采用这样的语言来对待别人，一准会被视为一种巨大的侮辱和严重的伤害。不过，其令人感到羞辱的地方，并不在于有人当着别人的面使用了这样的语言，甚至主要也不在于这种语言所针对的是他，而是因为所使用的这些词语让他丢了“面子”。因为造成这一伤害而表示恰当的道歉，这也并不表明那个自知有过错的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做出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是说明他在骂那个人的时候用错了字眼儿。
让中国人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如果他们手中有一把左轮手枪，或是像日本从前的武士阶层那样带着刀，那就很难预料，“气”的每天释放会造成多少伤害。
中国人一旦感觉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那么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一定量的“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定量的“气”之突如其来，往往是绝对难以驾驭的发展。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男人要求一位年长的、很有经验的传教士给他洗礼，结果遭到了非常得体的拒绝，于是他就拔出一把刀来，威胁要杀传教士，试图用一场残酷的搏斗来证明他对入教仪式的要求。幸运的是，这种借助武力进入天堂王国的方法并没有为大多数信徒所接受，但这却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长期奉行的诸多原则中最基本的一条。一位要求经济援助的老太婆，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她就会躺倒在你马车前的地面上。如果她被马车轧着了，这对于她来说就太好了，她因此就能指望得到无限期的资助。在笔者所住的村子里就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泼妇，老是拿自杀威胁人，但是由于她的邻居全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她的这个计划似乎永远也难以实现了。最后她跳进村里的一口泥塘，打算淹死自己，可是她却恼怒地发现，泥塘里的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不会随机应变，不知道把脑袋没进水里憋着，却一直在因为这件不巧的事情而声嘶力竭地咒骂全村的人。第二次她就做得更为成功一些了。
如果什么事情做错了，也不会得到法律上的纠正，比如，嫁出门的女儿所遭受的虐待如果超出了习俗允许的限度，受到伤害的这家人就会造访婆婆家，如果碰到抗拒，就会发生一场激战。如果没有遭遇抵抗，肇事者逃走了，进攻者就会把这户人家的瓷器、镜子、水罐以及其他所有易碎的东西全都砸烂，以此来消“气”，然后扬长而去。如果这些进攻者的到来被预先获悉，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家里的盆盆罐罐全都搬到邻居家去。一份中国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一个男人打算迎娶一个漂亮的女人，结果看到的却是一个既丑又秃、年纪还老大不小的新娘。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他殴打媒人，痛骂送亲的队伍，还砸碎了新娘的嫁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行事的，如果他所处的环境允许他这么做的话。“气”在最初的爆发之后是有机会平息下来的，这项工作由和事佬来完成，这个角色可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有的时候，这些最为重要的人物会给人留下一种非常需要和平的深刻印象，甚至是在事情与他们毫无干系的时候，他们也心甘情愿地在当事双方之间斡旋，一会儿给这一方磕头，一会儿给另一方作揖，协调双方的利益。
然而，当社会风暴无法借助通常的方式得到控制的时候，换句话说，当大量的“气”不借助爆炸就无法消散的时候，这便是诉讼程序的起点，诉讼在中国可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概念。在争吵中使一个人丧失控制能力的那种盲目的愤怒，会促使他在交手了几个回合之后决定把肇事者告到当官的那里去，为的是“让他吃官司”。在西方国家，这样一个程序总的说来是不明智的，而在中国，这则纯粹是一个疯狂之举。有这样一句俗话：“情愿去死，不打官司。”我们笑话过一位中国移民的愤怒，他的一条狗被邻居用枪打死了，在他表示要将此事诉诸法律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提出了异议：“一条狗能值多少钱呀？”这位中国移民却操着生硬的英语说道：“这条狗一钱不值，但他既然杀了它，他就应该做出足够的赔偿。”在一个西方国家，这桩诉讼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在中国，这种事情却会导致两败俱伤，会结下世代冤仇。但是总的说来，中国人的每一桩诉讼都会招来无处不在的和事佬，他们为双方服务，他们的服务是很有价值的。就这样，数以百万计的诉讼在接近最后关头的时候被中止了。笔者听说，在一个居住着上千个家庭的村庄里，整整一代人都没有打过一场官司，这要归功于一位在当地衙门中任职的要人所具有的震慑性影响。
一台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机器，必然会嘎吱作响，有时也会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扭曲，但是它却很少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破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人的身体，具有许多充满润滑体液的小囊，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它就会分泌出一点儿，滴落下来。中国人平和的品性，使他们能够组成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联合体。中国人热爱秩序，遵奉法律，甚至在法律不值得遵奉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亚洲各民族当中，中国人或许是最容易管理的，只要管理的方式不违反他们的习惯。毫无疑问，其他一些文明形态在许多方面或是大多数方面都胜过中国，但是也许很少有哪一种形态能够承受中国社会已经承受了许多个世纪的这种压力，在这一方面，最好把所有的祝福都献给那些和事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