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特别篇 | 我们为什么要提防环境决定论？

本期节目为看理想App《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五季节目。

《八分》常规节目将于本周五继续播出。

今天这一集节目，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五季的最后一集了。

在这一季的节目里面，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环境变化，以及传染病散布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说不定你也曾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文章看过，而且还配上了不少耸人听闻的标题，比方说《崇祯太冤了！真正毁灭明朝的原来是它》；而这里面的「它」，指的就是段志强老师在上一期节目所说的「小冰期」了。

这一类内容之所以大行其道，正好说明了环境史和疾病史，又或者从生态角度去重新评估我们过去所知的历史，乃是当前显学。

的确，我们以前在课堂上学到的，往往都是「以人为本」的历史，现在碰到这些相对比较新的知识和讯息，难免会感到十分兴奋。不过，主讲这一季节目的几位老师，也都分别提醒过我们，千万不要那么简单地就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成因，完全归诸于生态背景；否则我们可能就会陷入「环境决定论」或者「生态决定论」的陷阱了。

到底什么是「环境决定论」？为什么多数历史学者又总是想要提防它呢？

不如让我从一个曾经在历史上非常显赫，但最后却又颓落崩溃的帝国开始说起。

比长安大十倍的城市

1295年，也就是元朝的元贞元年，有一个叫做周达观的温州人加入了官方使团，先是从海路出发，经过西沙群岛来到越南的占城，然后再沿着河道，进入中南半岛的第一大湖——洞里萨湖。

周达观航行路线图

洞里萨湖

从出发算起，他这一路足足走了五个多月，好不容易才终于在洞里萨湖东边一座大城上岸。他见到的这座城市非常富庶壮观，后来他在《真腊风土记》写道：

「……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馀向皆一门。城之外皆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旁，凿石为象形。城皆迭石为之，高可二丈。」

这座城市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吴哥了，曾经雄霸中南半岛的高棉帝国都城。

根据现代学者估算，极盛时期的吴哥，其面积接近一千平方公里，要比今天的上海还大，当年周达观看到的，只是它的核心城区。而它的人口则多达百万，无论人口还是面积，都算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

但是这个数字，我们一听可能就觉得有点古怪，因为幅员如此辽阔的一座城市，怎么可能就只住了一百万人呢？即便放在以前没有摩天大楼的时代，这种人口面积比也是低得相当惊人。就拿武则天年代的长安来说吧，当时长安市区面积差不多是八十三平方公里，但就已经能够住上一百万人。而吴哥大小十倍于六百年前的长安，人口却居然也跟当年的长安差不多，这岂不是太过地广人疏？与其说这是一座城市，听起来更像是一大片的农村地带。

八年前，我曾经跟随任教于悉尼大学的着名考古学家罗兰·弗莱彻 (Roland Fletcher)，在吴哥古城的核心地带逛了两天。

他是古代高棉帝国和吴哥古城研究的权威，也是近年相当受瞩目的「大吴哥计画」的其中一位负责人。这个计画最有名的特点，是组织了一个跨国和跨学科的团队，用上包括空中雷达遥感技术等各种现代手段，去勾勒出一个在丛林与阡陌间不容易被看到的吴哥面貌。

经过细密勘察与繁琐计算之后，他们发现吴哥既不只是农村的集合，也不是一般认知的高密度城市；从高空往下望，它其实是一组在大地上平铺展开的「低密度城区」。

弗莱彻教授那一趟带着我们几个人穿越今天的吴哥古迹群，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地面上看清楚他们这个发现的证据。原来游客坐在车上匆忙路过，不以为意的道边田梗，竟然是古代人工河道和水渠的堤岸。原来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在内，那一座座古代寺庙周边围绕的所谓「护城河」，也全都能透过河底一些管道，连接现在早已干涸，甚至被泥土覆盖的人工运河。而这么多纵横交错的水道，还都能接上城外山区流下来的三条主要河流，以及好几座柬埔寨语叫做「巴莱」的巨大水库。

吴哥窟与周边的护城河

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片地区有半年雨季，半年旱季。雨季几乎天天下雨，自然氾滥成灾；旱季则正好相反，会造成农作失收。所以古代高棉人想到的办法，就是修筑非常庞大而缜密的水利工程，以水库、运河，和沟渠去储存和排放雨水。这些经过精密组织的水利工程，要是画成图表，就更能看出一个阶层秩序。

所有的农业以及生活用水，都是从几个主要的水道输送往下一个层级的水道，然后再逐层下放到最底层的水渠。而每一层中间，都有一些可以升降的阀门，好控制供水或者排水的数量和时间。从城市中心最主要的河道和最大的水库开始，这些人工水脉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一路渗透蔓延到城市最边缘的范围。弗莱彻教授那两天带着我们一行看的，就是这种古代工程的遗迹。

对他和他的团队而言，那些现在毫不起眼的管道和矮坑，可能要比寺庙牆壁上最华丽的雕刻还有意思，它们是我们看不见的吴哥，其复杂程度和规划建设的难度，完全不下于那些夺目的寺庙和精美的神像。

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要是当年有外星人从高空往下看，说不定他们看到的景像还真像现在美国的洛杉矶，那是几乎一望无际的低矮住宅群，只不过今天洛杉矶的草坪在那时候的吴哥肯定是农田，马路要换成水道；而星罗棋佈的游泳池，则是大大小小的水库和水池。

其次，这么复杂的水利工程，一定要有人事先规划，再去动员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漫长时间，才能逐步完成。那么谁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调动这么多的物资？谁又有这样的权力，可以叫得动那么多人去配合他的想法呢？

结合碑铭和文献，我们可以推测，那应该就是高棉帝国的王朝政府，以及在人民眼中半人半神的「神王」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法国学者贝尔纳.菲利浦.格罗利埃（Bernard-Philippe Groslier），就已经提出了「水利国家」的想法，来解释高棉帝国的基本性质，他认为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之所以兴起，靠的就是懂得充分利用周边的水资源，调节对农耕而言不是那么有利的气候条件。其王朝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设、维修以及管理牵涉到百姓生命和生计的水利工程。

经过几十年的争论，这套想法先是得到日本学者石泽良昭所率领的国际调查团的逐步发掘而推进，最近十多年再获得「大吴哥计画」的研究成果确证。不过弗莱彻教授等学者所带领的「大吴哥计画」，还不只是想要发展和证明前人的主张，他们还试着进一步解释吴哥的衰落。

吴哥的衰落

透过树木年轮的分析等今天环境史学者常用的手段，他们发现在十三和十四世纪之间，高棉帝国和吴哥城那段漫长的衰落时期，恰好也就是「中世纪温暖期」和「小冰期」之间的转变阶段。

说到这里，我们要先弄清楚，虽然一般历史学家特别关注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的「蒙德极小期」，但是作为地质年代的整段「小冰期」，其实早在十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在这段气候开始剧烈变化的时期，覆盖地球赤道地区的「热带辐合带」开始往南移动，按照近年考古学家的发现，当时中美洲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业文明也全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中南半岛，这场剧变的表现就是季风的规律改变了，从吴哥早已适应的半年雨季，半年旱季，一下子因为剧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变成了持续良久的干旱。在这种环境底下，不只原本储水量甚丰的水库干涸，就连人工开掘的运河以及堤岸也会在烈日之下土崩瓦解。既然整个吴哥就是建立在这繁杂而精巧的水利工程之上，此时它又怎能不遇到危机呢？

说到吴哥的消失，这向来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几百年后，当西方人第一次透过影像看见吴哥古迹的壮丽，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辉煌的文明遗迹怎么会就这样埋没在莽林当中？一度甚至有人怀疑，它们其实是古代犹太移民的产物，因为在欧洲人眼里，落后蛮荒的柬埔寨人不可能有过这么高度的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古特所绘（图片来源: Wikipedia）

更麻烦的，是就连当年处在殖民压力底下，非常衰弱的柬埔寨王国，好像也都不太了解这座城市的背景，以及它被荒弃的原因。因为当地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吴哥和中古高棉王朝的文献留存，最主要的文字材料，除了宫庙的碑铭，竟然就是周达观回国之后所写的《真腊风土记》，以及其它地方保留的相关记载了。

尽管《真腊风土记》算是详实细致地记下了当时吴哥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它到底也不过是一块历史切片，只能刻画高棉帝国由盛转衰之前，那最后一抹夕阳余晖。

吴哥何以衰落？

在这些年和气候转变相关的研究出现之前，历史学家们当然有过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战争。

十四世纪，暹罗的阿瑜陀耶王国崛起，逐渐削弱了高棉的势力，并且两度攻破吴哥大门。由于这座城市位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所以到了1431年，当时的国王终于决定把国都迁移到到金边。自此之后，尽管吴哥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然而，这只能够说明吴哥被放弃的直接原因，却不能说明它的背景。曾经支配大半个中南半岛的高棉帝国，为什么会被逼迫到这样一个地步？曾经养活了大批人口以及军马的吴哥，又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就有学者指出，吴哥以及高棉的衰败可能是过度建设的结果。按照传统，历代国王上任之后，都要替自己修筑宫殿、寺院、水库，以及「山庙」（也就是模仿印度传说的须弥山形状的寺庙，吴哥窟就是最典型的山庙，它们通常也是国王驾崩之后的陵墓）等一连串的大型土木工程。

这些建设固然使得整座城市雄伟壮美，吸引了现在的大批游客，然而大兴土木却要耗损人力和物力，长此以往，难免就要掏空国库。

这种想法，我们中国人多半不会陌生。传统上，不也有很多人认为隋朝的衰亡离不开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清朝的覆灭也和耗资修建颐和园相关吗？

但是这些工程是不是真能掏空整个高棉国库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在吴哥还是首都的那最后一百多年，也早就没有什么太过让人瞩目的建设了。

其实，但凡新王登基，就得为自己留下可观建筑的这种想法，是和他们的宗教传统相关。在六百多年的历史里头，高棉的主流信仰是密教化了的婆罗门教以及佛教。我们在前面第四季讲到宗教史的时候，也曾经稍微介绍过这种宗教在整个东南亚和王权的关系。

简单地说，国王在这样的传统里乃是半人半神的「神王」，他能够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得到万民崇仰，是因为他具有一定的「神格」。而修建寺院和山庙，就是他宗教合法性以及神威的彰显。

问题是十三世纪之后，这种信仰开始失去魅力，南传上座部佛教渐渐流行，透过个人修行得到解脱，要比信任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更有吸引力。周达观访问吴哥的时候，在位的因陀罗跋摩三世更正式把上座部佛教定为国教。

这么下去，王权的合法性当然要大打折扣，无论兴兵，还是建设，都再没有办法推动百姓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了。

宗教的改变影响了一个帝国的命运，这也是历史解释当中常常出现的一套模式。例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不朽名着《罗马帝国衰亡史》，就常常被人简化传播，认为他的看法是基督信仰的流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可是这种解释究竟还不算透彻。因为宗教信仰的转变，并不是在真空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个社会主流宗教的改变，首先还是要有一定的土壤。

我们当然可以说吴哥的百姓都已经改信上座部佛教，所以不再依赖国王的权威。但我们一样可以反过来追问，为什么王权以及支撑它的主流宗教会失去魅力，使得百姓开始自寻解脱呢？

经过这番讨论，我们就能发现，为什么基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解释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了。

只要把近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发现套上去，上面几种说法就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背景，形成一套复杂，但也比较有说服力的的因果链条。

吴哥的建设真的导致了它的衰败吗？是的。

但真正的原因还不是它耗资太大。而是它那套水利体系太过细密繁复，高度依赖「中世纪温暖期」的惯性气候条件，一旦开始进入小冰期，整个气候条件不同了，这套体系就适应不了了。

更大的麻烦，在于面对长年干旱，早就对之前的体系形成惯性依赖的统治模式，只懂得发动更多工程来回应问题，结果在山区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陷入了恶性循环。财务吃紧，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副作用罢了。

从前，国王的神权离不开建设，而这些建设的主要一部分就是水利工程。高棉的体制本来结合了水利工程、政治合法性，以及宗教信仰，三不可缺一。

例如吴哥窟，以前一向被认为是国王的陵墓，宗教的圣所；但是近年的发掘却使部分学者怀疑它还是整座城市水利管道的总控制台。

现在，既然国王名下的水利工程失效，就算盖了寺庙，举行更多的宗教仪式也都不管用，那么他的权威自然也就大受影响，开始挨荒挨饿的百姓便只好自求多福了。

一度受到高棉帝国支配和影响的暹罗，是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才能逐渐壮大，反过来威胁吴哥。强敌屡次压境，原来支撑整座城市运作的水利系统又不再运转，吴哥就只能被放弃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环境的变化是吴哥败落的唯一原因吗？

当然不行。

因为上面提到的几种因素全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气候条件的变化或许是个很要紧的背景，可是我们如何回应这些变化，却是人类自己在某程度上可以把握的事。

许多历史学家回避过于简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生态决定论」，并不是要否认环境和生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是不能同意它们就是历史演变背后唯一的推动力。

葛兆光老师在我们这一季节目的导言曾经介绍过布罗代尔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以他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时常被认为是环境史和全球史的先驱。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感兴趣的是几乎不动的历史，重复的历史，被波动和事件的表面覆盖着的历史。」

如此说来，他是否认为最重要的历史，就是那个我们在表面上丝毫不觉其动静的地质年代呢？他格外关注的「长时段」，是否就只是一切人类活动得以发生的那座巨大环境舞台呢？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因为面对给定的环境条件，人类的回应方式同样也是「长时段」的一部分。而那个「几乎不动的历史」，无论是在布罗代尔还是后来其他年鉴学派成员那里，也都包含了人类的文化结构。

环境和生态的变化无法单独解释历史，假如我们抽走前面关涉吴哥衰亡的其中任何一条人为因素，吴哥的命运可能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同样地，如果没有气候条件的转变，那些因素所形成的相互作用也不一定就会自然启动。

环境决定论

在某种意义上，「环境决定论」并不新鲜。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经用环境的差异解释亚洲和欧洲的区别，他认为亚洲气候条件好，物产又丰饶，所以亚洲人过得很舒服，难免好吃懒做，缺乏创造力和勇气；相反地，欧洲因为寒冷贫瘠，所以住在那里的人就得吃苦耐劳，想方设法克服环境的局限，变得格外灵敏勇敢。

到了近代，孟德斯鸠不只部分继承了希波克拉底以来流传的想法，还进一步指出亚洲（尤其是中国）由于土地肥沃，平原辽阔，所以特别容易培养出懒惰而有奴性的人民，以及统治他们的专制政体；不像困处山海之间，可耕种面积狭小的欧洲人，他们「唯一值得保卫的就是他们的自由」。

后来的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也都或多或少地沿着这条轴线，各自发展出有关亚洲文明及其生产模式特点的解释。这一季第8集节目提过的德国汉学家魏特夫（他也为自己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叫做「魏复古」），便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上提出了很有影响力，但也引起无数争论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大型治水工程的需要，解释中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骤听起来，他的理论和我们之前介绍的吴哥历史，还颇有相通之处。有趣的是，这种思路不只在欧洲流行，清末民初，甚至一直到了五四之后，梁漱溟等众多中国思想家和学者也都多少受到了影响，把地理和生态的特点当做文化差异的前提。

然而，绝大部分这类早期的「环境决定论」都比较粗糙，理论解释不够精细是一回事，史料和证据的缺乏才是最大的问题。

就算当代，一些影响力非常大的理论，甚至包括我们整个节目屡次提到的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生态帝国主义」，也难免要遭到批评。

有学者就认为他在说明1520年墨西哥的天花大流行时，主要依赖的史料是一部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着作，而那部着作不只在史料上很不可靠，更带着强烈的偏见，居然认为受灾的墨西哥人是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没错，各式各样的偏见总是与上面这些「环境决定论」纠缠在一起。

在希波克拉底那个年代，希腊人的最大对手是波斯，他对欧洲和亚洲区别的看法，就混杂了当年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敌视。到了启蒙时期，欧洲思想家又把专制和自由的对立，分别安放在亚洲和欧洲的地理背景下说明。

想想看，假如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一切，那按照他们的讲法，我们中国人岂不就活该要接受一套专制政体？

就算克劳斯比那套美洲文明毁于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的说法，也一样遭到了类似的非议。目前任教于英国华威大学的亚洲史及全球史学者大卫.阿诺（David Arnold），就曾猛烈指责克劳斯比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将殖民主义解释成自然的发展。他说：「生态帝国主义抛弃了孟德斯鸠与希波克拉底的旧环境决定论，取而代之以一种新的、更具侵略性的、殖民的环境主义」。

光是提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评论，并没有太大的学术意义。「生态帝国主义」是不是站得住脚，恐怕还需要更多证据和学理上的讨论。

大卫.阿诺对克劳斯比的不满，并不是要否认传染病对美洲原住民的影响，而是无法接受后者看低了帝国主义的作用。

例如，西班牙人当时就把他们一套非常独特的畜牧方式带到了中南美洲，强行加诸当地，结果彻底破坏了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这便对美洲文明造成了决定性的伤害。再换一个角度来想，欧洲人进入印度洋地区和东南亚，面对霍乱和疟疾的时候，他们身上原有的免疫力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反而还大受其害，结果被迫发展出「热带医学」和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

可是尽管面对陌生传染病的威胁，他们还是大致顺利地控制了这片区域，形成庞大的殖民势力。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想，为什么同样是难以抵御的传染病，天花会为美洲原住民带来无可挽回的后果；但是十四世纪中叶的黑死病肆虐欧洲，杀了1/3的人口之后，欧洲能够重新恢复，甚至迎来了文艺复兴呢？这难道不是因为美洲原住民在暴虐的统治底下，从来没有得到过休养生息的机会吗？

好了，说到这里，这篇过长的结语也该就此打住了。

我们下一季的节目，也就是整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最后一季了，其中有一讲恰恰就是文艺复兴。我们这时候不妨先留个悬念，记住文艺复兴正好就在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之后。

为什么一段文化艺术繁荣，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频出，甚至商贸经济达到了革命阶段的时期，会发生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城市凋敝，传统社会肌理断裂的背景下？

我们下一季再谈。

感谢你的收听！

《八分》每周三、周五晚8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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