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勤劳

“勤劳”被定义为对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恒的勤勉——即对事情毫不动摇的关注。在当今这个世界，勤劳是赢得最高评价的美德之一，是始终会博得尊敬的一种美德。
大致而言，一个民族的勤劳可以说是长度、广度和强度这三维的结合；换言之，它可以被说成是具有两个表示规模的性质和一个表示张力的性质。说到长度性质，我们指的是勤劳所持续的时间。说到广度性质，我们指的是愿意勤劳工作的人的数量。说到强度，我们指的是在“持之以恒的勤勉”和“对事情毫无动摇的关注”中所投入的精力。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会产生最终的结果。一个偶然到此的旅行者和一个久居此地的老侨民，两者对本地居民的印象固然不同，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偶然到此的旅行者还是久居此地的侨民，都会对中华民族的勤勉深信不疑。每个初次来到中国的人，对于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会使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这个民族正在社会事务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所说的那句格言：“尽心竭力，持之以恒。”卫斯理认为，一个成功的教会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在中国，很少会看到游手好闲的人。每个人看上去都在忙着什么事情。中国自然也有很多富人，不用工作就可以安享优裕的生活，尽管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外国人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中国的有钱人一般都不会不做事情，他们工作起来那种努力、忘我的程度，并不亚于他们白手起家的时候。
中国人通常把自己划分为士、农、工、商等几个阶层。让我们来分别看一看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看一看这些阶层如何体现出这个民族的勤劳。
西方人绝难切身认同中国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一个特点却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它除了表现勤奋之外并无什么真正的关切。对于那些有钱购买学衔的人，各种各样的后门永远是敞开的，这似乎会严重地挫伤任何一位考生的积极性，但是，这还不是卖官鬻爵最主要的后遗症。各个省份都在抱怨，每个职位上的合格候补者都远远超出空缺出来的位置。从最低级别的考场到最高级别的考场，里面永远人满为患，竞争一个职位的考生常常竟有上万人之众。我们若对参加这些考试所付出的心血做一下估量，就能获得一个关于中国人学习勤奋的鲜活概念。《三字经》中提到过一些模范人物的苦读故事，他们或是借着萤火虫的微光读书，或是把书本绑在牛角上，一边耕地一边温习，这种传统的勤奋，直到今天仍然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程度不等地仿效着。有很多人只通过了第一级考试，便不再下工夫走读书这条路了，但中国人绝不会把这些人视为“士”，只有那些在布满荆棘的小道上不懈跋涉终至学业有成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光荣称号。爷爷、儿子和孙子三代人同上考场，为同一级别的同一场考试而展开竞争。不懈地苦读，直到八十岁才获得渴望已久的荣誉。除了在中国，你们还能在哪个国家看到诸如此类的绝妙事例呢？
1889年春，北京《京报》上刊登了几份关于乡试中老年考生情况的备忘录。一位巡抚报告说，在参加福州秋季乡试的考生中，超过八十岁的有九人，还有两人年逾九十。他们都已经完成了指定的考试科目，提交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亦属上乘。他还说，这些老年考生在进学之后的六十年间，又参加了最近三次更高级别的考试，如果这第四次再名落孙山，会被授予一个名誉学衔。河南巡抚也同样报告，该省有十三名八十岁以上的考生，一名九十岁以上的考生，他们“历经九日之考验，观其行文，言辞甚谨，未有腐儒之气也”。这个记录已经很惊人了，但与安徽省的报告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那里的考生有三十五人年逾八十，十八人年逾九十！你们还能在哪个国家看到这样的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读书人的生活是勤奋不已的，那么，农民的勤劳也不亚于读书人。农民的工作就像一位管家手上的活儿那样，永远没有做完的一天。在北方的省份里，除了仲冬时节的一小段时间外，农民们没有任何闲着的时候，总有大量的活计要干。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农民或多或少都是忙碌的，但中国农民的勤劳却可能是很难被超越的。
农民阶级是这样的，而对那些为生活所迫、终生都在做苦差事的劳工来说，情形更是如此。一个农民要竭尽全力地劳作，精心照看每一片白菜叶子，细心除去上面的每一只害虫，并以更大的耐心不辞辛苦地驱逐那些无穷无尽的蝗虫。同样，一名劳工也要时刻去寻找那些最无意义的活计，只有这样他才能喂饱自己的肚子，才能喂饱他一家老小的肚子。那些偶尔沿着乡间道路旅行的人，常常刚过半夜就被喊起来继续赶路，他们会被告知，早起赶路是一种风俗。但不管你几点上路，都能在路上看到农民们那矮小的身影，他们手拿粪耙，身背粪筐，在路上搜寻，希望有机会拾到一些牲口粪。在没有其他的活儿好干的时候，这就是一件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人们为生计所迫，做两份性质不同但相互衔接的工作，这样的情形也是司空见惯的。天津的船夫在河流封冻之后无事可做，就拉起了冰橇，这种冰橇可以提供价格极低的快速运输。同样，某些地区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也会利用农闲时节所有时间制作帽子、编织穗带，如今这些手工制品已经大量出口。中国的妇女们好像总是在纳鞋底子，即便是在街头巷尾聊天的时候，她们也不会停下手里的活计；要么，她们就是在纺棉线。不管怎样，她们反正是不会闲着的。
上面提到的这两个阶级的勤劳，也体现在商人及其雇员们身上。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商铺店员的工作也不会是份轻松的差事，但是和中国的店员比起来，西方国家的店员就显得很悠闲了。中国的店员们有着干不完的活儿。他们极少放假，活儿很繁重，虽说也有一些相对轻闲的片刻时光。
中国的店铺总是开门早，打烊晚。那种复式记账方式非常复杂，这使得账房先生们常常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得到收支平衡的结果。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店员们就会坐下来挑拣铜钱，寻找那些能卖出好价钱的稀罕钱币。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劳动强度最高的阶级，正是那个最受人羡慕、每个有志向的中国人都趋之若鹜的阶级，即官吏阶层。各个级别的中国官员都有需要亲自处理的公务，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同样是令人吃惊的。这些公务处理得成功与否，官员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负有责任。正在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我们的工会组织，在看到下面这个官员的日程后会作何反应呢？这份日程摘自北京外国使团一名译员所写关于一位知名中国政治家的报告。“我曾问过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他每天究竟有多少例行公务要处理，因为他总是抱怨工作太多，感觉太累。他回答说：他每天凌晨两点出家门，因为从早晨三点到六点要在宫中值班；作为军机处的成员，他六点到九点之间要在该处办公；作为兵部大臣，他九点至十一点在兵部办公；他还是刑部成员，每天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要在刑部办公；作为外务部的资深大臣之一，他每天下午要在那里从两点一直工作到五点或六点。这还只是他每天的例行公务。除此之外，他还常常要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议事或会议，不得不见缝插针地抽出时间处理这些临时事务。他很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回到家里。”在与外国译员此次交谈之后只过了半年，这位官员就因为超负荷的工作而心力交瘁，最后死去了。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并不感到奇怪，同样的悲剧或许还会发生在很多中国官员的身上。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工作下去，对政府而言自然是很有益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标明勤劳之规模的性质，既指勤劳的人的数量，也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长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的勤劳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天色未明，甚至常常是在半夜时分，中国人的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当欧洲的每个宫廷都还安卧在睡神的怀抱里时，中国的皇帝已经开始上每天例行的早朝了。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却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子的行为被他的臣民程度不等地模仿，举国上下，莫不如此。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雕师傅，上海的磨坊伙计，以及北方各省那些梳棉、筛面的工人，全都是夙兴夜寐。在天亮之前很久，一位旅行者就能碰见许多村民，他们已经来到离家数英里远的集市，伫立在黑暗中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天一亮，他们就可以出售他们的白菜了！在西方人吃完早餐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临近尾声。在某个夏日清晨五点半的时候，到上海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去走一走，很少有什么其他方式能比这样的溜达更能给出一种关于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那些在江边建起了一排排高楼大厦并在其中办公的慵懒的欧洲人，此时显然还完全不见踪影，而亚洲人却已经挤满了街道，并且已经出现很久了。还要再过好几个小时，西方人才会挤上人行道，与中国人摩肩接踵，悠闲安逸地前去上班，而这时，本地人已经干完了他们半天的工作。
约翰·戴维斯爵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着愉快的劳动，这说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现状。这样一种劳动素质，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之一，要真正地理解这种性格，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细致的斟酌。
接下来要谈的，是标明中国人勤劳之张力的素质。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是亚洲式的。试图以我们的模式来对这个富有活力的民族进行改造，将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当然缺乏我们所推崇备至的诚信。盎格鲁-撒克逊人不需要什么来自经书的暗示就能明白，他竭尽全力做的事情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却很难变换他们的步伐，尽管他们受到了历史悠久的宗教和哲学的交叉影响。他们拥有数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经验，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一样，从来不会莽撞行事。人们不禁会预想，总有一天，白种人和黄种人将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竞争。当那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失败的将是哪一方呢？
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格言，即勤劳的手可以致富。如果他的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之一。毫无疑问，他们会兴旺起来的，如果他们能在各种美德间谋得平衡。比如，他们显然缺乏那些可以被称为“恒久美德”的诸多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的缺失倒像是“恒久的”。无论如何，当诚信与忠实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理应占据的位置，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勤劳就将赢得圆满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