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当年赋楚骚——毛泽东与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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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飘扬 》屈子当年赋楚骚——毛泽东与屈原

作者：汪建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诵读：张群

湖南是楚国旧地，又是毛泽东的故乡。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而在2000多年前，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毛泽东一生习诵《离骚》，推崇《楚辞》，崇敬屈原。毛泽东从屈原作品中继承、发展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诗风，这对他的革命实践和诗词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与屈原心相通、情相投、气相随。屈原的伟大人格和不朽诗篇也滋育着毛泽东的诗魂，熔铸出新一代的“离骚”。

读屈原：终生不辍

人们常用“独占风骚”来代指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品，或者喻指某人高超的文学才能。“风”指《诗经》里的《国风》，是现实主义作品；“骚”则指屈原的《离骚》，是浪漫主义的诗篇。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屈原作品情有独钟，且评价很高。1913年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的笔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很少，只有47页。笔记前11页工工整整地全文抄写了《离骚》《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这本笔记留下了毛泽东早年学习屈原作品所下苦功的珍贵史料。1915年9月，毛泽东发布《征友启事》，后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3个小时，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谈论到音韵改革问题时，他们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他们对《离骚》很感兴趣，主张赋予《离骚》新评价。后来，罗章龙赋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曰：“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其中“骚怀楚屈平”一句，说的便是屈原的《离骚》。

革命战争时期，战火弥漫，毛泽东戎马倥偬，也不忘经常翻阅《楚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反复研读《楚辞》，每次外出携带的书籍中，总少不了《楚辞》。他不仅自己爱读，还推荐给别人读。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士钊和蒋竹如两位长沙读书时的老同学到中南海做客。谈话中，毛泽东说道：“《左传》《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让当时为他管理书报的逄先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给他，以便集中阅读，并列了一个书目，有50余种。

1958年1月12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寥寥数语，一代伟人从《离骚》中得到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的快乐，跃然纸上。1958年1月11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他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1月18日凌晨1点多钟，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有国民党的飞机向南宁方向袭来，全城立即进入防空状态，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却镇定自若，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此次会议期间他作了一个批示：“ 将《离骚》印发给与会每一位同志。”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安徽。毛泽东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1959年10月30日，他准备去外地巡视，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带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朝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

评屈原：赞不绝口

毛泽东在与人交谈时，在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在书信中，甚至在外交场合中，都会不经意地想起屈原、评论屈原，屈原是毛泽东评论次数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

苏联著名汉学家尼·费德林在《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回忆：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费德林谈中国古典文学，他们由《诗经》谈到《楚辞》，谈到屈原。费德林说：“据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毛泽东肯定道：“对，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毛泽东分析屈原所处的时代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他们谈到南宋诗人陆游纪念屈原的诗：“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毛泽东一往情深地说：“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地方——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有关屈原较完整的论述。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和平大会，屈原和哥白尼、但丁、莎士比亚一起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在这次会议上，正是费德林作的《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直接促成了这个结果。此次会议之前，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对进一步弘扬屈原精神，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产生重大影响。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到了屈原：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1957年6月，吴冷西由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他以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被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性和人民性的代表。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对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写了一篇评语，题为《关于枚乘〈七发〉》，其中对屈原的批判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时提到了屈原，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用屈原：出神入化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政治家，毛泽东阅读文学作品往往是与他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的，他欣赏和阅读屈原作品也是如此。他能够学以致用，自然贴切地引用或化用屈原作品的语句，不经意间就会显示出屈原作品的深刻烙印。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首任驻匈牙利大使黄镇面前时，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回答：“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随即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出自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毛泽东信手拈来解释“镇”字，运用得非常巧妙。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即将结束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双方都谈到了一些离别时的感受。毛泽东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尼赫鲁赞赏说：“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第二句诗特别适用。”1972年9月25日，首次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周恩来的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时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迷惑，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其中使用了日语“迷惑”一词，翻译成中文就是“麻烦”。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进行了严正交涉。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首相。毛泽东说：“不能让年轻人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在中国，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才用这个词。”毛泽东特意将一套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赠送给田中角荣。因为在宋玉赋《九辩》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这是“迷惑”一词的源头。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楚辞》的掌握和运用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浪漫主义表现形式的开端。他用美人香草、望舒巫咸、湘君山鬼等意象或形象，塑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奇妙瑰丽的缤纷世界。毛泽东借鉴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手法，其诗词中充满着“屈原”的印记。毛泽东诗词经常充满夸张的描写、浪漫的想象、浓烈的色彩，他笔下的山川草物、花苗鱼虫、神仙人物，似乎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气魄豪壮、激情洋溢；形象雄杰、意境高远；思绪飞腾、想象奇绝。毛泽东将自然、宇宙中的一切景象，都纳于自己的笔端，使其诗词作品达到了艺术非凡的浪漫主义境界。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词语、句式都源于屈原作品，毛泽东善于在自己的诗词中化用屈原作品的意象。在屈原作品中“九”字出现20多次，如“九天”“九州”“九死”等，毛泽东诗词中仅“九天”“九派”“九万里”的“九”就出现过5次以上。毛泽东诗词也多处通过设问抒发胸中豪情，如，“谁主沉浮”“黄鹤知何去”“此行何去”“试看天下谁能敌”，显然借鉴了屈原的《天问》，“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毛泽东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与屈原的“奠桂酒兮椒浆”如出一辙；毛泽东“红雨随心翻作浪”“截断巫山云雨”，与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异曲同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化用屈原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则与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遥相呼应。毛泽东诗词巧妙嵌入屈原作品的用词或意象，但又打破了原诗作中较为悲凉的基调，赋予清新俊朗的思想蕴意，进而大大提升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境界。

咏屈原：诗意深邃

1961年秋，毛泽东则专门为屈原写了一首诗《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这首诗最早披露于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一书。它正式发表于《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收入“副编”，是“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没有见到作者留存的手迹。1961年，由于“大跃进”“反右倾”的失误，加上连续3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面临巨大压力。而国外反华势力又乘人之危，中苏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想起了屈原，读起了《离骚》，感同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创作了《七绝·屈原》，借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一书所收录的李仁藩《千秋一阕 英雄悲歌——〈七绝·屈原〉赏析》一文认为：“它或许也正是毛泽东的生命告白，是毛泽东的革命宣言，是毛泽东和屈原两个诗坛巨子穿越数千年时空而共同创立的丰碑！”

“屈子当年赋楚骚”，“楚骚”，指骚体，也具体指屈原创作的《离骚》等作品，首句开门见山地称颂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屈原之所以名垂青史，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从政经历和人生遭遇，更是因为他的艺术才华和光辉诗篇。

“手中握有杀人刀”，“杀人刀”，喻指屈原《离骚》等作品所发挥的战斗作用。《离骚》是一部自传体的政治抒情诗，集中反映了屈原悲怆的人生轨迹，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疾恶如仇的态度，痛斥楚怀王身边那些奸佞小人，表达高尚的人格理想。毛泽东非常喜欢屈原的才华和他的战斗勇气，因此称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这是对屈原作品战斗威力的高度评价。《离骚》处处表现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希望圣君贤相推行“美政”；同情百姓疾苦，敢于坚持真理，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

“艾萧太盛椒兰少”，这是对屈原所处的环境的描述，抨击了贵族统治的黑暗与腐朽。“艾萧”即艾蒿，洪兴祖《楚辞补注》云：“萧艾，贱草，以喻不肖。”这里比喻奸佞小人。“太盛”指奸佞小人当道。“椒兰”是指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这里比喻贤德之士。

“一跃冲向万里涛”，指屈原在悲愤和绝望中投汨罗江而死，对屈原以死抗争的不屈精神给以肯定。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以身殉道的战士。

全诗仅28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虽浅显明白，但诗意深邃。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练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毛泽东一扫千古咏唱屈原的诗作忧伤悲愤的气氛，洋溢着雄健豪放的风格特征。本诗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屈原的充分肯定，也蕴含了现实政治的价值观：共产党人要像屈原那样，具有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坚定执着的政治理想、纯洁高尚的独立人格、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