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华的崩溃与扩大》：读懂中国最混乱，也最生机勃勃的时代——魏晋南北朝

读懂中国最混乱，也最生机勃勃的时代——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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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一、五胡十六国时代胡汉之间冲突与合作。

1.西晋末年朝廷内乱，北方少数民族趁机袭取中原，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五胡乱华”。随后五胡、以及部分汉人先后在中国北方和四川地区建立起多个政权，历史上选取其中十六个国家，代表这个纷乱的时代。

而其中真正左右历史走向的是“四燕、三秦、二赵”这九个政权。而这九个政权又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集团。其中，以秦为国号的政权，势力范围主要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而以燕、赵为国号的政权，则主要掌握着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再算上此时偏安江南的东晋，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新三国”时代。

2.与之前的三国时期不同的是，此时的北方主要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而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掌握中原地区的统治权。所以，一开始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对这个全新的局面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先说汉人，汉人在武力上不如胡人，所以非常畏惧胡人的军事实力，但同时汉人又自认为在文化上高出胡人一筹，所以总是怀着“夷夏只别”的心态看不起胡人，不信任胡人统治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但凡胡汉双方出现对立，彼此总会把问题归结到族群矛盾上，进而演变成战争，乃至屠杀。中华大地的政治也在这种变乱中趋向崩溃。再说胡人，胡人在军事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在面对汉人的不驯服时，他们往往喜欢采取暴力手段，残酷镇压。

而另一方面，这是胡人统治者是第一次入主中原，所以他们在心理上也并没有真正将自己当成这片土地的主人。比如，后秦开国皇帝姚苌，是五胡之一的羌人，或许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汉人王朝里担任过高官，所以他潜意识地认为，胡人当天子没有先例，由汉人作天子的东晋王朝才是天下正统，所以姚苌在世时还曾教诲自己的女儿们，等到他死后就回归东晋。

3.也正是这种反复而又微妙的心态，使得胡汉开始尝试用合作取代杀伐，但是由于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所以初期的牵头人明显有些得不得要领。比如，氐族出身的前秦皇帝苻坚与汉人的合作，就有些矫枉过正。统一北方之后，苻坚俨然已经将自己当做了天下共主，所以他对臣服于自己的汉人、鲜卑人等外族人都绝对的信任，甚至为了他们不惜打压本民族的利益。

可是，当时的前秦，无论汉人也好，鲜卑人也罢，才刚臣服于苻坚，忠诚度显然很有限，而本家的氐族又对他亲疏不分的行为非常不满，前秦帝国的根基由此动摇。后来，苻坚举兵南下，进攻东晋。进军途中，只不过是受到了轻微的挫败，就立刻军心涣散，将士溃逃。原本臣服于苻坚的鲜卑贵族也闻风而动，重新立国，甚至举兵进犯前秦。自此北方再度陷入混乱。中国也失去了一次重新统一的机会。

二、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

1.秦汉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在北方，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西晋末年，北方黄河流域陷入了连绵不绝的大混战，大批北方豪族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向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迁徙，史称“衣冠南渡”。

北方豪族的到来，也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原本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因为受限于破碎的地形，发展程度大多处在部落阶段，不具备对抗汉人移民的组织能力。所以很快在汉人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面前败下阵来，开始汉化。

2.北方的民族融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胡人汉化阶段，二是汉人胡化阶段。五胡十六国末期，北魏王朝异军突起，终结混战，统一了北方。北魏有过硬的军事镇压能力，但相比北魏本家的鲜卑人，汉人的人口基数实在过于庞大了，这就使得北魏王朝的民众基础很薄弱，迫切的需要取得汉人的支持，巩固国家根本。

此时没有南渡的汉人豪族也意识到，想要把胡人重新赶出中原已经不太可能。尝试与胡人合作，将胡人同化到中华文化体系当中或许才是更好的出路。由此胡汉双方都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探索。

率先付诸行动的是汉人政治家崔浩。为了尽快消除胡汉分立的局面，崔浩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提出了“姓族分定”改革。借此在一定程度上阻塞胡汉双方的内部通婚，逼迫他们与同等级姓氏的异族通婚，加速胡汉双方的民族融合。

不过，这套安排遭遇了强烈的抵制，崔浩的改革也因此被迫中止。随后崔浩本人也遭到了鲜卑贵族的打击报复，含恨而终。

3.后来太武帝拓跋焘的孙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继位。继续发动汉化改革，他在整个鲜卑统治集团内部推广汉姓、汉服和汉话。同时，孝文帝再次启动了崔浩“姓族分定”的改革思路，将鲜卑人纳入到了汉人的门阀系统内，推动胡汉通婚。此时，有了崔浩的第一次改革垫底，又经过了三代皇帝的时间，胡汉矛盾已经更加平缓，所以这一次改革进行的颇为顺利。北魏王朝也如愿在汉人豪族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4.但是作者指出，孝文帝的这轮汉化改革仍是不彻底的，胡汉双方也并不完全满意，随着这种不满的爆发，甚至间接导致了北魏王朝的灭亡。一位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仍然没有触及到胡汉分立的根本问题——汉人不能掌握军事大权。站在汉人的立场来看，鲜卑统治者只是看起来像汉人了，可还是拒绝将军事大权交给汉人。如此一来，汉人依然觉得自己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对鲜卑统治者的忠诚度不可能加满。一旦鲜卑人对汉化不满，起兵叛乱，汉人没有兵权，也只能两手一摊，帮不上皇帝任何忙。

公元523年，镇守北方边境的边军爆发了叛乱，北魏分裂，随后鲜卑族出身的军阀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割据西北。

5宇文泰虽然大权在握，却面对着严峻的政治考验——兵力不足。为了补充兵员，巩固政权，宇文泰采取了一套与北魏孝文帝完全相反的改革手段——反汉化改革。

宇文泰不再将鲜卑人当做改革对象，而是将改革目标放在了汉人贵族集团上。他实施了对汉人贵族的“鲜卑化”，要求汉人贵族把汉姓改成鲜卑姓，而后宇文泰又将这些愿意“鲜卑化”汉人正式纳入原本以鲜卑、匈奴等胡人为主体的军事体系当中，这一做法改善了宇文泰手中兵源不足的问题，大大缓解了邻国的军事压力。

而宇文泰的改革方式，站在鲜卑人的立场来看，将汉人“鲜卑化”，大大满足了他们作为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对于汉人贵族而言，只要名义上做了鲜卑人，就能实实在在的掌握军权，用虚名换实利，有什么可反对的呢。一个得名，一个得实，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这样的制度显然可以顺利施行。至此，困扰北方政权一个多世纪的胡汉矛盾，终于得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后来支持宇文家族的“鲜卑化”汉人杨坚，见宇文氏后继无人，便趁机取代宇文氏建立隋朝。这个隋朝最终统一中国，开启了辉煌灿烂的隋唐时代。

三、中华概念的发展与扩大。

1.魏晋南北朝以来，黄河流域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动荡，为了躲避战乱，黄河流域的贵族豪强和普通民众，纷纷举家逃离黄河流域。他们当中，有的人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迁移，就形成了我常说的“衣冠南渡”；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向东迁移，到达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而他们的到来，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朝鲜和日本的生根发芽。

2.公元336年，前燕将领冬寿为躲避战乱，带领手下的将士投奔了当时占据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政权。而他们的到来，也将中原王朝先进的国家统治经验带到了高句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一直将高句丽视为“东夷”，而高句丽在接受了中华文化之后，也将自己视为“中华”，转而将朝鲜半岛南部，还没有接触到中华文化的新罗人贬低为“东夷”。可见，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中华”这个概念，都已经在朝鲜半岛扎下了很深的根基。

3.其次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是日本列岛。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曾先后有五代国君派遣使臣去南方的刘宋政权朝贡，并且获得了刘宋的册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名字叫“武”的日本国君，虽然认同刘宋的正统地位，接受刘宋的册封，但是他已经开始自称天皇，并且在国内推广“天下观”的概念，还将自己定义天下的主人。

等到隋朝时期，日本派遣使臣拜见隋炀帝时，国书上居然写得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在正统的“天下观”中，天子只能有一个。但日本统治者，公然在国书上将自己与隋朝皇帝并称为天子，可见此时的日本统治者已经期望能以平等的地位与中国交往。

4.至此，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中华概念的扩大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者指出，中国人在谈到“天下”或“中华”时，往往会把他们当成一种空间概念，认为它们指得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但在我们了解了“天下观”和“中华”这些概念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后，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概念，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特别强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宗教信仰可以是多元的，思想流派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有利益集团都必须服从天下代理人——天子的管理，这才算是中华意识，这才算是服从“天下观”。而游离于“天下圈”之外，拒绝服从天子的族群就会遭到排斥，就会被视为蛮夷。

朝鲜和日本在接受了“中华”概念之后，都有样学样，将自己视为“中华”，而且也跟中国本土一样，将暂时没接触到中华文化的地区贬为蛮夷。比如，古代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其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而这里的“夷”指得是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原住民，幕府将军的统治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推广中华文化，和推广“天下观”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作者指出，中华概念的扩大和“天下观”的推广，并不意味着朝鲜与日本都将自己看做了中国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中华概念的到来，让朝鲜和日本都开始推动本国的政权体系走向成熟，甚至尝试脱离中国臣属的地位，与中国平等建交。

书名：《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作者：川本芳昭

撰稿人：非为

撰稿人简介：资深内容撰稿人

主播：晟焕

策划编辑：袁博

总编辑：徐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