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外的老潘:我尊重和钦佩那些为梦想而奋斗的中国人

不见外的老潘:我尊重和钦佩那些为梦想而奋斗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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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天,在厦门定居31年的老潘,决定再次自驾环游中国。这距离他1994年自驾中国行已经25年了,他想看看中国的变化。

1994年,老潘和家人、朋友驾驶一辆面包车,从福建出发一路向北开到内蒙古大戈壁,向西前往青海和西藏,再折返回厦门,3个月走完了四万公里。

2019年7月、8月及2020年11月间,老潘分两次走完了两万公里。他跨越了中国18个省区市的26个城市,包括国家级贫困县分布较多的西藏、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与基层干部、贫困户、驻村第一书记、企业家等面对面交流,从一位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

近日,老潘所著的《中国人中国梦:中国人的生活变迁与脱贫攻坚》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老潘名为潘维廉(William N.Brown),是福建省第一位拿到中国永久居住权的美国人,他习惯了大家叫他老潘。1988年,老潘携全家来到厦门,任教于厦门大学,执教至今。1993年,他被授予“国家友谊奖”。2001年获颁“福建省荣誉公民”。2020年,老潘被评为CCTV“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2018年底,老潘出版新书《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据新华社报道,新书首发式后,他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随信寄送了这本书。2019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他回信,祝贺他的新书出版,感谢他把人生30年的宝贵时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并祝他全家“福安”、 一生“长乐”。

“所有人都是梦想家,我尊重和钦佩那些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中国人。一旦我讲的故事打动了人心,外国人自然会理解这些积极感受。世界了解了中国人民,就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近日,老潘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

两次环游中国

“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是因为既有自上而下高瞻远瞩的领导,也有自下而上懂得爱拼才会赢的勤奋劳动者”

新京报:从1988年到中国已经34年了。你常说自己是厦门人,为何选择厦门?

潘维廉:我们选择厦门的唯一原因是厦门大学是1988年唯一允许外国学生携带家属的大学。但一到厦门我们就知道这是缘分。厦门就在台湾对面,我和妻子苏都曾在那里生活过,两个地方非常相似,我们很快爱上了厦门的风土人情。

当时我打算学习两年中文,不在厦门长期逗留。但厦大的MBA项目请我帮他们教一年书。我同意只教一年,然后是第二年、第三年……到今天,我已经教了33年了。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完成中文学习,这也许在我退休之后。

我之前对当老师没有兴趣,现在我已经爱上了这个职业。中国依靠和平手段实现了经济奇迹。看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此迅速彻底地改变,我知道我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至少也发挥了作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京报:1994年,你用三个月时间环游中国。2019年夏天,你再次驾车环游中国。这两次环游,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看到了哪些变化?

潘维廉:我刚来中国时,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变化的文章,但一些外国人批评说,只有沿海地区在改善。所以1994年我们就买了一辆面包车,开车环游中国4万公里,自己去看中国,而不是依赖媒体。1994年的中国,确实很穷,但我那时惊讶的是即使在最偏远地区,政府也已经开始投资修建道路和电力,各地都提出了一个务实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

2019年,我们再次驱车前往,由于是新路,行程缩短了一半。我惊叹于即使是宁夏、内蒙古或西藏最偏远的村庄,也有了直达家门口的水泥路。在20世纪90年代,厦门有时也会停水停电。但今天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一样好。我特别惊讶的是,由于世界上最广泛的互联网服务、良好的公路设施、铁路设施建设,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可以每天网购并推销农产品。

2019年11月11日,潘维廉在湖南十八洞村与苗族老奶奶合影。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在环游过程中,与14位追梦的中国人深入交谈,他们来自各个领域。你如何理解他们的勤劳与创新?

潘维廉:这么多年来,在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交流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既有自上而下高瞻远瞩的领导,也有自下而上懂得爱拼才会赢的各行各业勤奋的劳动者。中国的领导层既富有远见又务实,因为他们来自基层,了解人民的真正需求。而中国的政策能自上而下实施,离不开老百姓的勤劳和智慧。

二十多年前,我看到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相信会变得更好。我们都预计这需要50或60年,但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过上如此美好的生活。

中国的脱贫攻坚

“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个奇迹”

新京报:在环游中国途中,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潘维廉:最感动我的是那些“第一书记”。他们自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活3年,以帮助最贫穷的人。他们离开家庭和原有事业,住在偏远的云南山谷里,甚至住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雪域高原。我称他们为“赤脚第一书记”,因为他们与他们所帮助的穷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就像几十年前的“赤脚医生”一样。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极端环境造成的医疗困难,许多人在三年后自愿留下来。直到确信村庄里的最后一批人摆脱贫困,他们才撤离。

我问过许多农民,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许多人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因为有好的政策。“为什么是好的政策?”我继续问。他们回答说,“因为领导人知道我们的需要,关心我们。” 中国的老百姓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有一个目标——为人民服务。

新京报:你如何看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潘维廉:坦率地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在更富裕和人口较少的国家甚至不会尝试的事情上取得成功——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个奇迹。

我不是第一个说“这是一个奇迹”的。1993年10月,在我来到厦门5年后,中国农业部原部长何康获得了“世界粮食奖”。世界银行原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称赞中国的农业成果 “是一个奇迹,一个人类发展的奇迹,但西方基本上没有注意到。”

这个奇迹并没有在1993年停止。2000年,联合国将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列为“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任务,中国是最早完成这一任务的国家。2015年,联合国提出新愿景,呼吁到2030年全球消除极端贫困。到2020年,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这个目标。

凭借今天的科技,任何国家没有任何借口为大规模的贫困开脱。幸运的是,中国正在利用其经验帮助其他国家。

我的小儿子和他的妻子在非洲从事志愿医疗和社会工作。他说,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看到中国人在帮助非洲人建设发展基础设施。我在厦门大学有很多非洲朋友,他们非常感谢中国“一带一路”带给他们的希望。

新京报:你如何看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

潘维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评价说,中国的精准扶贫是世界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唯一途径。我赞成这种说法。扶贫对象在开始时可能需要政府提供援助,但中国强调的是创造自给自足,由单纯的“输血”到既“输血”又“造血”。否则,援助会造成依赖性和“精神贫困”。

中国的扶贫事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从新中国成立就一直坚持尝试探索,70多年来,在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不断发展。中国吸取的每一个教训对其他寻求脱贫的国家来说都非常宝贵。

例如,中国很早就知道,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中国还发现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挑战,其他国家也面临着这种挑战。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接触到最偏远地区、最贫困家庭中的最贫困者。中国能做到这一点,要感谢许多 “第一书记”,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无数志愿者——包括我们厦门大学的学生。他们奉献了时间、精力和才能来帮助穷人。

新京报: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对世界有哪些借鉴作用?

潘维廉:中国已经在帮助世界了解其扶贫理念和实践,正如我提到的,通过“一带一路”帮助许多国家。但在不能精准施政的国家,精准扶贫不会有那么大的效果。很多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第一书记”,以及志愿者大军,愿意向最贫穷的人伸出援手。

最大的教训一定是中国很早就学到的东西——单靠经济发展永远无法消除贫困。纵观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代人像现在这样富裕,我们拥有发达科技,但由于有些国家腐败、战争、不平等的经贸体系等,饥饿仍然存在。

消除贫困需要的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坚定不移的执行。据我所知,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如此坚定地致力于消除贫困,也许他们认为不可能消除绝对贫困。我希望中国的实践会给他们带来信念和勇气,尝试消除贫困。

“精准政府的艺术”

“中国各级领导干部围绕一个坚定目标努力奋斗”

新京报:你如何看“精准政府的艺术”?

潘维廉:英国政治家尤斯塔斯·巴杰尔曾说,所有国家都承认,中国最伟大的不是它的发明,而是 “政府艺术”。我把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称为“第五大发明”。300年前,西方的思想家们对中国高效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感到惊叹。伏尔泰甚至敦促欧洲国家向中国学习,这当然激怒了当时的西方皇室。

由于中国的高效政府,这个国家既和平又繁荣。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指出,17世纪的中国不仅拥有世界1/3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中国的经济比欧洲的经济更开放,更受市场驱动”。当然,中国人从事贸易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在一具3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中发现了丝绸,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的贸易至少有那么久远。而且,与西方不同,中国从未依靠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鸦片销售等来获得财富。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都完全依靠和平、双赢的贸易,而不是其他所谓的大国所特有的“双输”,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

因此,中国今天的成就是惊人的,但它们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它与2000年前的人有着相同道德哲学理想,掌握了“精准政府的艺术”。

新京报:你认为,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中学习到什么?

潘维廉:中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影响是,即使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繁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时至今日,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战争和冲突,这些战争和冲突据说是为了人权或民主,但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贸易。各国在世界各地进行代理战争,不仅是为了石油,也是为了维持殖民时代在廉价香蕉、巧克力、铜矿方面的优势。如果有钱可赚,一些国家就会打仗,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当然,他们声称战争是为了民主。

中国的经济从来没有依靠过战争。即使是《孙子兵法》也强调,战争只是最后的手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纵观世界,拥有一个多党制政府并不意味着民主。当两个主要政党都由使他们当选的强大企业和利益集团资助时,他们就会花费全部精力来当选,然后又花费全部精力来修改法律,以使拥有它们的强大政党受益。两党都没有把人放在利益之上。

相比之下,中国各级领导干部围绕一个坚定目标努力奋斗,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见外”地理解中国

“讲述有梦想的中国人如何实现梦想,无论故事大小,都能触及人心”

新京报:你长期向国外讲述中国故事。你认为理解的障碍在哪里?西方人该如何“不见外”地理解中国?“不见外”地讲述中国故事,难在哪里?

潘维廉:21年前,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他曾对我说:“中国了解世界,但世界并不了解中国。我们需要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他还鼓励我写更多的书。

过去20多年,西方控制了全球媒体,很难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这并不新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宣布美国支持英国在中国的侵略战争,说这是对中国侵犯人权和国家权利的斗争,因为“中国拒绝贸易”。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中国只拒绝交易一样东西——鸦片。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出版了一些书,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这让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尽可能多的西方青年到中国来学习一年。当今世界,我们对中国多一点儿了解对任何职业都有好处,所以我们需要以更有创意、民间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去年,我参加了第二届中国英语故事活动评审,有超过17万名来自中国和国外的青年参赛。我对海外学生对中国所表现出的专业性和热情感到惊讶!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这些活动中,中国的故事是个性化的。

讲述中国故事,我倡导 “先心后脑”,通过讲述有梦想的中国人如何实现梦想,无论故事大小,都能触及人心。所有人都是梦想家,我尊重和钦佩那些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中国人。一旦我讲的故事打动了人们,外国人自然会理解这些积极感受。世界了解了中国的人民,就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2019年,潘维廉环游中国时,在云南与当地农民交流。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今后有哪些打算?

潘维廉:1988年,我来到中国大陆时的梦想是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推迟了这个梦想,在厦大教MBA已经33年了。我与厦大的合同在两年半后结束,我就68岁了,那将是一个回到学校的好时机!我会继续学习中文。我对中国了解得越多,就能通过更多的书和文章、《不见外的老潘》节目等,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正如习近平所说,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

西方已经讲了500年的故事,现在是讲一个新故事的时候了。我希望把这个故事讲得足够好,我希望中国梦能成为世界梦。如果西方拒绝,历史会见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国家将非常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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