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

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

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

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

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

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

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

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

“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

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记得大概20岁时，我写的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在了《解放军报》。

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汇报”此事：“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发表了。”父亲当时特别高兴。他说：“真的，这才是我女儿。”

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当然能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那时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

然后父亲就拿来一看，看完以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以后还是写点大白话吧。”

我听出来这是批评的意思，他可能并不认可我写这样的文字。这就是我跟父亲关于写作最开始的交流。

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了，父亲也跟我说：“你写作先天不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文革’时耽误了不少，基础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

“用功”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如果不每天五点钟“出林子”就没得吃。

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在家里耕耘。然而，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成都军区有很多部队要参战，需要随军记者进行报道，而短时间内又派不出那么多记者来。

当时，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选择间徘徊。

因为大家已经发现我很有文学创作的天分，领导就送我到舞蹈学院去学编舞，那我就要写舞蹈大纲，这时部队发现我还可以写。

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我要上前线去锻炼。由于刚刚打仗的时候很乱，初为记者的我只能去野战医院采访伤员。

第一批采访作品发表后，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吃写作这碗饭的，从此以后，我就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一点东西。

那时我就不跳舞了，我跳舞的条件很不好。

我觉得艺术是关乎登峰造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能平平地跳两下，这不是自己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就放弃了跳舞。

当时在前线，大多数受伤的战士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我突然看到了真正的生与死，看到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在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残疾人。

当采访每个负伤的战士谈及他们的家乡和父母时，每个人都好像有一个故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写这些人的故事。而这些人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觉得做一个跳舞的人，仅靠自己的肢体表达东西，这种表达方式太有限了。

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

其实很多大家，像沈从文，像高尔基，受到的正规教育非常少。

沈从文读了五年私塾，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人性。

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家庭，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高干家庭的，有普通家庭的。

他们中有男有女，有的年纪很大，有的年纪很小。这比一个连队要好很多，连队是清一色的农村兵，而且都是男性。

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我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个地方去演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诸如羌族文化、彝族文化、藏族文化等。

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随后我又到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打工，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每天都有很多遭遇，这种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开始学英文，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五百五十分，我是五百七十七分。

那个时候我连考三场，第一场才五百三十多分，但在两个星期之内考了三场，就积累了很多考试经验。

当时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勤奋。

后来我到美国入校读书，这段时光弥补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那是我少年时代囫囵吞枣式乱读书造成的。

学校里的读书方式是非常系统的。书要用英文很系统地读一遍，《红楼梦》也是用英文加读过一遍的。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

在校时，因为选课超过三门外的不需额外交学费，所以我选了五门课程。

五门是最大的限度，加之我获得当年的全额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五门课都不需要我付费。

我很贪的，五门课程一起读了下来。实际上，这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这是段苦中尝甜的经历。

记得上完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时，我对自己说，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真的是太苦了。

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

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这和“一分钟学问家”是完全不同的。

我写作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用途的。

有时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会想：这能发表吗？像《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以后，会有人感兴趣吗？

这样的问题其实想来也徒劳。如果写别人都想看的，那么恐怕我写不出来。

别人想看也好，不想看也罢，但我要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功课——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感兴趣，就要将其从内心呈现出来。

当然，很可能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为人处世、快乐、幸福感都不一样。

和看书一样，可能眼下得不到回报，回报也许在很多年以后，那么这个事你还做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现在回头看，除了悲凉、荒诞，还有很多那时未被理解的深意。

我们小时候喜欢下雨天去买菜，七八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冒雨到街上，不为别的，就为下雨时别人的钢镚掉在地上的声音被雨声遮蔽，便于我们去捡。

这种经历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着，有很多小故事。这些故事不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或许，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在我个人看来，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与我自己不同的。

比如像我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这样的农村妇女，《小姨多鹤》里面的多鹤，还有工人的妻子，都跟我个人的经历不同。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包括里面的男人，甚至比较负面的人物，实际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作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他和笔下人物相通的地方，哪怕他写与他很相似的人也写不好，那么就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

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张爱玲之所以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写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

我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旅居海外，走过西藏，在陇西高原上观望。

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那段时光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