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真相 | 177. 圣祖的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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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1. 《康熙字典》的面世和对后世的影响；康熙为什么那么推崇汉族文化？

2. 康熙的政治革新南书房和奏折制度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对当时和后世有些什么影响？

3. 康熙精通西学和八门外语吗？他对西学的崇拜为什么没有让中国兴起学西方科技的热潮？

4. 康熙年间文字狱并不多，为什么常说他制造了文字狱？清统治者为什么对文字那么敏感？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我小时候学习汉字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奶奶就会对我说，查查字典就知道了。可以这样说，只要是上过小学的，字典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你未必知道的是，“字典”这两个字的第一次出现，是和康熙帝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171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字典为名字的工具书，《康熙字典》正式面世。

                               一

康熙命令手下大臣编撰这部字典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自然是想千古留名，明朝的那个朱四叔朱棣编了一本《永乐大典》，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我玄烨差啥啊，也得整一本有文化的东西出来，于是这本集合了几十位翰林大学士心血的《康熙字典》就横空出世了。收录了47035个汉字，记录了所有这些字的点画写法，音读和词义，规定了以后科举考试，你是不是写了错别字，全都以这本字典为标准。即便到了今天，《新华字典》出了无数个版本，用的也还是《康熙字典》的偏旁部首排列顺序。

康熙编撰字典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推崇汉族文化，这种推崇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喜爱，这从他的文学修养就可以看出来，我个人认为，康熙的诗词虽然不多，远远比不上他那个附庸风雅的孙子乾隆，但是精品却不少，比如有一句“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谷明”，就是他巡视辽东所作，确实是好句子。不仅自己写诗，他还组织人把唐朝所有的诗歌编了一个总集，这本诗集在今天也是鼎鼎大名，叫做《全唐诗》，里面一共收录了2200多人写的4万多首唐诗。

康熙推崇汉族文化的第二个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统治的需要。《孟子》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后来人把这话总结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要咋整，才能得到这个民心呢？前面提过的那位范文程范老爷子，曾经对清朝的统治阶级无比精准地说过一句：“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也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只追求吃饱肚子，只要我们把那些士绅地主，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笼络好了，让他们替我们鼓吹和忽悠，那整个社会就会都说我们好。那么，范老爷子说的对不对呢？坦率地讲，从古今中外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说的恐怕是有道理的。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一个武力值弱鸡一样的存在，在二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百姓造反，全都是外敌入侵，这里面的奥妙之一，恐怕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几个汉字。

康熙应该是把范文程的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我们前面讲过，康熙的爹顺治在活着的时候，就倾向于汉化，任用了很多汉族大臣，到了康熙亲政之后，他更是重新大力推行儒家学说，亲自跑到山东曲阜的孔庙，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孔子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把随行人员都吓了一跳，然后还潇洒地题写了“万世师表”四个大字，作为对孔老二的表扬。

在诸多的儒家学派里，康熙对那个十分强调忠君爱国，抑制自己欲望的朱子理学，也经常提出表扬，多次说过朱熹的学问真是“义理无穷，乐此不倦”。

除了推崇汉族文化，重新恢复了包括内阁制度在内的很多明朝旧制，康熙还进行了很多政治上的革新，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南书房和奏折制度。

                     二

先说南书房，一听名字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书房，之所以说南，是因为它的位置在乾清宫月华门的南边。1677年的时候，康熙下旨，选择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到这个南书房陪他读书，理由是“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意思很明显，我周围都是东北银这些大老粗，这让我很不满意，我这样的文化人，难道不需要几个有学问的家伙，来和我吟诗作对吗？

首批选进南书房的，基本都是汉人，比如说高士奇、张英等人，他们甚至连家都搬进了内城，住得离皇帝那是相当地近。我们要知道，自古以来，皇帝要从大臣手里夺权的时候，这种类似秘书班子的机构那就是先锋队，以前的中书、尚书、门下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南书房也不例外，很快就成了康熙皇帝各种决策的中心，在这里任职的，一般称为南书房行走，对康熙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已经名存实亡的内阁。

再说奏折制度。今天提起奏折这两个字，一般泛指古代大臣给皇帝的报告或者请求。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太准确。中国古代给皇帝写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秦朝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称为上书，书信的书，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秦朝称为奏，汉代称为上疏，疏通的疏，但分类很细，有章、表、议等各种说法，比如诸葛亮老先生整出来的那个《出师表》，就是向皇帝的一个思想汇报。到了隋唐宋明时期，基本也是这一套，只不过名字稍有不同，加了什么启文、题本、奏本等等。

你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直接送达皇帝本人的，原因是超级简单，要是全国大小官员写的玩意，都能直接送给皇帝，这个皇帝几天功夫，就得累死。这些书信必须经过层层关卡，按照一定的程序，由各级官员审阅之后，才能递到宰相们手里，最后才有可能被皇帝老子看见。

当然，宰相们是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的，不过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有这个特权，别人就不行了，这里面唯一的例外就是武则天这个女人当政时期设立的那个铜匦。全国人都可以直接给老太太写信，但那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制度，而且老太太也只看那些控告李唐皇族的，其他的都撕吧撕吧扔马桶里了。

不过到了康熙这里，他把这件事整成了一个制度，那就是奏折制度。奏折这个词，是康熙的老爹顺治首先使用，就是写完了字，把纸折起来，别人看不到的一种文书。康熙规定，有一些人可以获得特权，直接把这种文书送到他的手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其他大臣，连宰相都没权力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和武则天老太太一样的告密制度，但有一点是不一样，那就是这个奏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开始的时候，只是康熙指定的大臣或者平民，有这个直接上奏的特权，后来形成制度之后，在雍正时期，规定五品官员以上都有这个权力。

这个奏折制度对康熙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就是宰相专权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皇帝随时可以了解下面的情况，甚至宰相不知道的，皇帝老子都知道；第二个好处是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变得经常化了，张三随时可以上书给皇帝，揭发李四同学的一些违法行为，而不用担心被其他同事看见；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在康熙年间，这个制度给了汉人大臣们一个进言的机会。如果我们把皇帝看作中心点，他是被一圈一圈的大臣包围着的，康熙刚刚亲政的时候，包围他的大臣都是东北银，最里面一圈是一品，然后二品，三品等等。很多汉人大臣连康熙脸上的麻子长啥样都不知道，偶尔心惊胆战上个书，还是里圈的满族大臣们先看到，他们一不满意，别说康熙看不到你的信，你的脑袋还很可能被咔嚓了。

所以，我认为康熙设立奏折制度的初衷，很可能是他试图打破满族人垄断话语权的一个设计，但间接上，却形成了皇帝的独裁，我这里的独裁没有任何褒义或者贬义，只是说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

                                    三

除了重视汉学、汉人，康熙还对西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汤若望老爷子，曾经被鳌拜等人关进了监狱，但康熙亲政之后不久，就给这位老外平反了，说老爷子一点儿错误都没有，罪名一概撤销，然后，让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人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关于这里面的原因，我们可以用康熙当时的一句话来加以分析，他是这样说的：“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传教士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侧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 因而愤而学焉。”意思是我小时候啊，汉人里管历法的官儿，和老外们关系不好，可是人家欧洲的老外可以精准地预测啥时候出现日食，汉人的官却没有一个知道原理的，我当时就想了，如果我们自己没学问，怎么能判断出别人是对是错呢？于是，我玄烨就开始努力学习洋人的学问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康熙那时候，他承认洋人的科学技术很先进；第二，他很愿意学。

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向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自己还写过几十篇关于自然科学的论文，这个水平还是很牛掰的，在历代帝王里，可能也要排第一，不过电视剧里说这哥们精通8门外语，那就是扯淡了。他最多掌握了四门语言，满，汉，藏，蒙。其他的诸如英文，俄文等，估计就只会一句hello或者“哈拉少”。

康熙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具体的应用，1708年，他下令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全国地形勘察，并且要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地图，这些全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经过十几名来自欧洲、汉、蒙、藏等地的专家整整十年的实地测量和绘图，终于在1718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以经纬度标识的地图，不仅从中国历史上看很牛掰，就算放眼全球，也被称为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就说它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细致，更精确”。

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不是说上行下效吗，皇帝是如此地喜欢西方科学，为啥没有在中国掀起一股科技热，进而带动整个国家进入“科技兴邦”呢？这绝对是一个大问题，甚至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问题。设想一下，如果１７世纪那时候，大清举国上下就开始大力发展科技，是不是可能一直保持在世界强国行列，至少，是不是能少挨点儿揍呢？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大概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皇帝的态度问题。我们说康熙喜爱西洋的科学不假，但是他应该是完全没有认识到“科学”这个玩意到底对国家和社会有多大的威力，他的喜欢，纯粹是一种对新鲜玩意儿的喜爱，和慈禧老佛爷爱听戏，我哥们的前丈母娘喜欢打麻将是同一个层次的喜爱，一句话，只是玩玩而已。在他心里，认为老外这些玩意儿挺好是真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奇技淫巧”的先进终于有一天会严重影响国力之间的对比。

第二个就是当时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没有在世界上真正展示“科学”的巨大威力，就连很多老外，虽然依照兴趣研究出了一些东西，但也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什么价值，这就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第三个原因是科举考试。我们前面说了，科举考试让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可以得到上升的机会，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所有精气神都扑到科举考试上了，很少有人会去研究和科举无关的东西，这一点，是康熙大帝没办法改变的。要想改变要等到后来五四，批判八股文的时候。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康熙本身也并不想在全国推广西洋的科技和思想，尤其是思想领域，康熙是相当滴警惕，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是，那时候，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介绍利玛窦的时候说过，这哥们属于耶稣会，来到中国之后，以中国儒家文化解释天主教，而且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拜天地，拜祖宗，拜孔子，这个在国际上称为“利玛窦规矩”。我们说这一套规矩开始的时侯，对于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明最后那个皇帝永历帝，和他媳妇儿王氏还有太子朱慈炫都曾经是天主教教徒，甚至永历帝在灭亡之前，还曾经写信给罗马天主教廷，说看在咱俩同一个上帝的面子上，大哥，你快来救我。这封信迄今还保留在梵蒂冈的教堂里。

到了康熙时期，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不仅仅是耶稣会的了，还有诸如道明会、方济会等各大门派。这些派别的教士来到中国一看，咋能这样呢？信了上帝，咋还拜老天爷呢？这个万万不行，于是，1705年，天主教教宗派特使铎罗来华，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拜祖先。这个事儿立刻就在中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康熙让人把铎罗赶出了内地，押到澳门去让葡萄牙人看守。几年之后，这个铎罗就死在了澳门的监狱里，不过天地良心，澳门的葡萄牙人可没有虐待他。

不让拜祖宗，这五个字让康熙顿时对天主教产生了巨大的反感，他最终下达了一道限制令，“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意思是你们这些老外，如果再敢教俺们中国人不拜祖先，不拜孔老二，你们也就别住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后来更是干脆，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这哥们是这样说的：“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咱们老死不相往来，谁也别把自己的那一套加到对方身上。

后来乾隆、嘉庆、道光这几朝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宫廷里可以和天主教士相谈甚欢，但是民间传播只能是地下偷偷进行。

这场持续了200多年的争端在历史上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那么，它是咋结束的呢？很简单，1939年，天主教会第260任教宗公开宣布，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同时，也可以拜祖宗了，换句话说，罗马教廷妥协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件事，中华文化的强大，至少在现阶段，是外来文化没办法征服的。

上面四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并没有在１７世纪完全接受西方的新兴科技和科学，重复一遍，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你说把它全怪到康熙的脑袋上，那也不是很客观。

我们说虽然思想上对老外有警惕，但是具体到贸易和生产方面，康熙一朝并不保守，拿下台湾不久，他就宣布取消从明朝以来的海禁政策，并特意建立了四个通商口岸，分别是今天的广州、福州、宁波和松江，专门和老外做生意，还准许老外在广州珠江口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居住和经商，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广州十三行的前身。

加拿大人写的《全球通史》里指出，康熙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不仅和日本、朝鲜、东南亚做生意，而且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过广州口岸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销售，欧洲贵族家里如果不摆着几件中国的玩意，下午不喝点儿中国茶叶，那就不叫贵族。

                          三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无论康熙对西方科学多么喜爱，对贸易多么重视，但相比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来说，都要退居在第二位。农民的安居乐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在“三农”问题上，康熙最主要的两项措施就是鼓励生产和修整水利。

鼓励生产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康熙亲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停止圈地，八旗子弟和满族贵族，谁也不能再无偿占有汉族农民的耕地了。随后，他又规定，你要是拎起锄头，去开垦一块无主的荒地，那么，十年之内，你在这块地上种出来的所有东西，都不用缴税。这个免税政策大大地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清朝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政府收上来的银子也越来越多，康熙就不断地减免各地的税赋，只要你的地区出现了灾情，哪怕只是一点点，今年的税，免了。

据说，在康熙即位之初，他就把“三藩、河务、漕运”这六个大字写在宫廷里的柱子上，天天提醒自己，这三件事很重要。实际上，河务和漕运就是一件事，把河治好了，漕运自然就好了。那为啥要治河呢？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老母亲这时候又犯病了，也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黄河改道。这一次改得比较大，她居然和淮河勾勾搭搭，演出了一场合体的大戏，也就是黄河改道流入了淮河，一起从苏北地区入海去了，这既影响了漕运，又让很多良田无法耕种。从1677年起，康熙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并且亲自参与到工程设计上，经过十年的辛苦经营，终于让黄河这个娘又回到了原来的河道。

除了黄河，今天北京的另一条河也是康熙治河的成果之一，这条河原来叫浑河，又叫“小黄河”，经常堵塞。1698年，康熙动用了十几万的民夫，开凿了一条200多里长的新河道，终于把这条河变成了灌溉周围土地的好孩子，然后他大笔一挥，把河名改成了“永定河”，意思是风调雨顺，永远安定。

总而言之，在康熙任期之内，清王朝不仅是地盘扩大了，而且地盘上的老百姓也逐渐地安定下来，大家的小日子都是越来越好，对于什么反清复明这类的东西，很自然地，就不那么热心了。但你也知道，爱新觉罗家族当然是不会放松警惕，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尤其是舆论方面，康熙都不会放过，最出名的，就是后世所说的文字狱。

啥叫文字狱？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说是“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可是这个未必准确，因为早在汉朝，就有人因为写信这事儿丢了脑袋，那就是司马迁的外孙子杨恽，他因为给好友安定郡太守孙会宗写信的时候，发了很多牢骚，被汉宣帝处以腰斩的刑法。还有前面我们说过的苏轼老爷子的乌台诗案，那绝对也是文字狱的一种。

既然过去就有，那为啥现在都把这玩意算在清朝皇帝的身上呢？因为清朝这种事多。从康熙开始，到乾隆为止，三个皇帝，一百多年里，一共170多起文字狱。其实乾隆之后，还有很多人因为写书著作获罪，诗人龚自珍就有两句诗是这样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意思是我都不参加吃喝玩乐打麻将这种事了，就是怕文字狱，现在写书，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不敢说实话啊。

实事求是地说，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并不是很多，大概十起左右，其中最著名的有两起，一个是前面说过的《明史》案，可是这个案子和康熙的关系不大，那时候他也不掌权。另一起和他有关系，那就是《南山集案》，事情也不复杂，一个叫做戴南山的人，在自己的作品《南山集》里，引用了另一位学者方孝标的《滇黔纪闻》，而《滇黔纪闻》中，使用了南明永历皇帝的年号。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被戴南山的仇家都御史赵申乔告到了康熙的面前，康熙让人去审理，结果是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的大概一百多人，老戴家16岁以上的男人，全都要掉脑袋。康熙觉得这个判决实在是太重了，最后只杀了戴南山一个人，家属全都流放。史书上说，“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也就是几百人因为康熙的插手，而活了下来。

你听完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其实康熙很宽厚，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这个戴南山案就算是康熙年间仅次于明史的大案子了，可是为啥后世还是说康熙制造文字狱呢？

这里面有两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康熙把文字狱的底线定得太低了，戴南山只因为引用的文稿里有南明的年号，就掉了脑袋，这个标准实在太低了，一不留神就碰上了，这也造成了他儿子和孙子两朝，都按照他这个标准去界定，文字狱就特别地多；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被后世骂了2000多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不尊重读书人的皇帝，一向是骂死拉倒，康熙这件事也碰到了知识分子的底线。

严格来讲，有些知识分子的话，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比如说乾隆年间的蔡显，在他的诗集里有“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这样的句子，你要是说他没有讽刺“异种”大清夺了老朱家江山的意思，那连他自己都不信。这种小技巧在寒光闪闪的钢刀面前，自然是不管用的，蔡显最后也被砍了脑袋。

蔡显的这句诗，恰恰揭示了清朝统治者对文字如此敏感的真正原因。

女真人占了汉人的江山，被迫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来治国，可是儒家文化最讲究的就是礼仪、尊卑、正统这一套，可“华夷之辩”是一件大事，可大清偏偏就是蛮夷。

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你说马云就是一个穷鬼，马云可能对你笑笑，无所谓，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老马最有钱了。可是你要是说我枫落白衣是穷鬼，是吃白饭的，我极有可能拍你脑袋上一个啤酒瓶子，为啥？因为我是真没钱。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当着瘸子说‘短’话”，大清的皇帝们越是学习儒家文化，读汉人经典的书，这心里越是发虚，发毛，因为那上面都是讽刺和鄙视蛮夷的，问题是，他们真是蛮夷，没法改变，那很自然的，谁要是敢提这件事，他们真的会急眼。

不过呢，同样是杀读书人，文字狱就让康熙骂名百年，可是下面这件事，大家却都说杀得好，杀得妙，杀得呱呱叫，那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