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古典社会学家。他出生于德国，长大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曾在柏林大学任教，后来陆续在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学校任教。他与泰勒、法约尔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为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公认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尊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早期作品大多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对于社会学的定义，韦伯说，社会学试图对社会行动进行意义理解，并期望由此达到一种关于社会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说明。


这个定义首先的出发点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意味着韦伯对社会学中的集体概念持怀疑态度。在韦伯的定义中，还隐含着行动和事件之间的区分。社会学关注的是有动机的人类行动，而自然科学关注的是无动机的自然事件。


人类的行动是具有意义特征的，这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对应者，自然事件只是单纯地发生，而不具有任何意义。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发现自然规律，可以对自然事件进行预测。那么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类行动，能不能对人类行动进行预测呢？韦伯认为，人类行动的意义特征并不排除在社会学中进行预测的可能性。人类行动是理性的，而自然事件是非理性的，从而导致人类行动比一个自然过程更具有可计算性，也就是说，行动具有一种可理解的动机。


“理解”并不排除“说明”。理解的方法是对因果说明方法的补充，同时，一种理解动机和目的的解释，也必须由因果说明来补充或支配。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韦伯认为，一旦行动的意义得到阐明，描述人类行动过程的统计性陈述，比如自杀率，便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所以，社会学必须通过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视角来研究。


韦伯将他的社会学建立在四种“纯粹的”行动类型上，即可以合理地导向一个给定目标的行动（目的合理性行动）、导向一个绝对价值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可以被行动者的情感状态决定的行动（情感性或情绪性的行动）、可以被传统和深植的习惯所决定的行动（传统取向的行动）。


在前两种类型的行动中，行动是合理的。第一种类型的行动是合理的，是因为它导向一个有意识的、毫不含糊的目标，并可运用知识，采取能够导致这一目标实现的手段。比如一次成功的医学方案，在战争中研发导弹的工作等。第二种类型的行动是由行动者伦理的、宗教的信仰决定的，比如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出于荣誉和职责与大船一起沉没，虔诚的宗教信徒以身殉教等。第三种类型的行动不是合理的，它是行动者情感状态的直接后果。一个精神失常的行动或对刺激的失控反应，可以说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处于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行为边界上。比如新闻中报道某个女子乘船时不小心把手机掉落海里，情绪失控，想跳海去找手机。第四种类型的行动包括了我们根据自己并未意识到的习俗和习惯，几乎是“无意识地”所做的一切。当我们有意识地倾向于传统时，我们的行动便是价值合理的。比如一对年轻人因为结婚彩礼的问题吵架、生气。


对于韦伯来说，意义与合理性有密切的联系。有意义的行动与目标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有关联，倾向于传统的行动和激情的行动是两可的情况。韦伯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解的社会学”，其方案是建立在合理行动的观念上的。


在对历史进行社会学研究时，合理性与合理化可以作为研究和思考的一种线索。韦伯在进行历史考察时，试图对西方世界特定的合理性发展进行阐述，并努力想要掌握西方世界特有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让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区别开来。


在韦伯看来，只有在西方才发展起了科学。在其他文化如印度、中国和波斯的文化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经验知识、哲学和神学的智慧。只是在那些文化中，所获得的知识缺少数学的基础以及理性的证明，也不以科学的实验为基础。


同样，在艺术上情形也类似。所有的民族都具有音乐才能，但是只有西方发展了一种合理的和谐音乐（多声部音乐与和声）、管弦乐队以及记谱法。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透视法的引入，在艺术领域中发生了一个合理化的过程。韦伯认为，科学专家和高级的技术官僚只有在西方文化中才会出现。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在西方之外没有发展起来呢？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得到发展？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解答。


韦伯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在西方胜利的外在条件，如科学、法学等，同时也对其内在原因很感兴趣。他强调，当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受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禁止和限制时，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商业生活的发展也会遇到巨大的内在对立。他试图找到出现在宗教改革期间及之后的那些特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冲破了各种禁令，并使现代社会兴起成为可能。


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导致传统伦理的义务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为一种新的、具有合理性的伦理观扫清了道路。这种新的伦理就是“新教伦理”，是一种人们在之前并不知道的工作伦理，也是一种新的、理性的生活态度。


对于新教徒来说，生产性的工作实际上获得了一种宗教的意义。工作成为一种“天职”，商业的成功被解释为一种“选民”的标志。因此，努力工作，追求商业利润就不是非道德的了，而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此外，新教徒对于肉体和感官快乐的消极态度，限制了消费，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他们这些人就像貔貅那样，只进不出。于是，新教主义以这样的方式创造了“世俗的禁欲主义”。


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重新架构了新教徒的人格。在勤奋工作和井井有条的自我控制方向上，出现了一个人格内在的合理化过程，然后内在的合理化又支持了经济生活的外在的合理化，也就是说，新教徒是发自内心地过着禁欲式的生活，并且勤奋工作，这便造就了经济上的繁荣和富裕。


当然，韦伯并没有说，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是有意识地为资本主义的兴起确立精神条件。其实，资本主义伦理的发展也没有以此为目标。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在新教各派中发展起来的伦理和宗教态度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从幕后悄然涌现的。


也就是说，新教徒的禁欲主义和自我控制精神，以及通过工作和赚钱来荣耀上帝的观念，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并非有意为之。


还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并没有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是唯一条件。韦伯反对单一因果的说明模式，强调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有许多原因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来说，新教伦理只是一个必要的，但非充分的条件。的确，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来说，有许多因素在同时起作用，而不仅是某个单一原因。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中，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影响历史广泛模式的各种环境因素，阐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而不是其他形式呈现的。此书影响力很大，知名度很高，就是因为采用了非单一因果的说明模式和思路。


和尼采一样，韦伯在许多方面与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相决裂，他对自己时代和未来的看法受到尼采对虚无主义诊断的影响。在韦伯看来，商业生活的理性化创造了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但是它也创造了资本主义的“铁笼子”，以及一种以“势不可当的强制力”决定人类生活的机械力量。


现代科学的兴起让人类可以清楚地了解自然过程，然而这种了解让世界不再像过去那样神秘，世界被“去魅”了。当科学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内容都掏空时，人类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类通过放弃生存的意义来换取力量，这是现代世界的一大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悲观主义笼罩着晚年韦伯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任何的乐观主义都是一种幻觉，我们应该对生活采取一种英雄式的态度。韦伯既不对逝去的金色年代有什么怀旧之情，也没有对未来的千年天国有什么准备。他对于世界怀着一种悲壮和审慎的态度，并以斯多葛主义的方式来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