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弗洛伊德（2）

弗洛伊德相信，神经症患者的问题起源于他生命的早期经验。因此，弗洛伊德是最早强调儿童发展重要性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成人的人格发展在5岁的时候就基本完成了。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儿童的发展会经历一系列心理性欲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儿童被认为是自体性欲的。意思是说，儿童通过刺激自己身体的性感区，或者性感区受到父母的刺激而获得愉快的体验。儿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性感区。


口唇期阶段是从出生到一岁半。在这个阶段，婴幼儿对口腔的刺激，如吮吸、咬、吞咽等，是性感满足的主要来源。如果在这个阶段得到的是不恰当的满足，则可能会导致形成口腔型人格。拥有这种人格的人执着于口腔习惯，例如抽烟、接吻和好吃等。


肛门期大约是从一岁半到三岁，满足从口腔转移到肛门。在这个阶段，儿童主要从身体的肛门区域获得快感，而该阶段恰好和排便训练重合，儿童可能有意违背父母意愿，该排便时不排便，不该时却想排便。这一时期的冲突可以造成肛门固着型人格。拥有这种人格的人邋遢、浪费和奢侈。也可能造成肛门保存型人格，这种人会过度的整洁、干净，行为带有强迫性。


性器期大约是从三岁到五岁。在这一阶段，性欲的满足涉及性幻想和展现、爱抚生殖器。“俄狄浦斯情结”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弗洛伊德根据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狄浦斯来命名这一情结。俄狄浦斯在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根据这个神话故事的象征意义，弗洛伊德指出，儿童在性方面受到异性父母的吸引，并对同性父母产生恐惧，因为儿童把同性父母看作自己的竞争对手。


通常，儿童是通过认同同性父母而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而且儿童还会以社会更可接受的情感形式来代替对异性父母的性渴望。这一时期形成的对异性的态度一旦确立，将会影响其成年后与异性的关系。认同同性父母的结果之一是促进超我的发展，认同的态度会导致儿童采纳同性父母的行为方式，进而接受父母的超我标准。


顺利通过这些早期阶段后，儿童就会进入潜伏期，时间为五岁到十二岁，直到青春期的来临。这标志着最后的生殖期的开始。到这个时期以后，年轻人会出现异性恋行为，开始为结婚和组建家庭做好准备。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弗洛伊德越来越对当时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感兴趣。当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宣告了西方文化的没落和衰亡。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这本书受到世人的广泛欢迎，也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揭示出那些对现代文化的强烈批判态度的心理原因，是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所在。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特别关注“痛苦的社会根源”到底是什么。他说：“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今天的文明不能在我们之内激起一种幸福感。”


这个主张是令人惊讶的。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给了我们征服自然的力量，医学的进步延长了我们的生命。但是，弗洛伊德强调，这种进步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条件。进步是以压制我们的本能和个体罪恶感的增强为代价的，这就是我们对文明不满的背景。他对文明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


弗洛伊德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人类回归到自然状态，所有与本能有关的禁忌都被启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于是他得出结论：“文明的主要任务以及它存在的本质原因在于保护我们免遭自然之害。”与卢梭相似，他认为，在文明存在之前，个人的自由是最大的，尽管这种“野性的自由”几乎毫无价值。由于个人无法维持这种自由，对自由的第一批的限制就伴随文明而来。因此，文明社会就存在着一种个人自由和文明限制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和冲突对于理解人类本能的变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社会都必须建立在放弃本能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指出，文明对本能的压抑，在第一批禁忌中就已经得到了证明。


首先是对乱伦的禁止，绝大多数的非生殖形式的满足被认为是堕落而加以禁止。人类学研究发现，乱伦禁忌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普遍存在。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描述为“有史以来强加于人类性爱生活的最严重的创伤”。因此，他的结论是：“有文化的”人类的性生活受到了损害，性作为幸福之根源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了。


同时，文明又从受压抑的性欲中获得了它的能量。性需要变得“非性化”了，并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满足，这个过程就是“升华”。人类文明之所以创造出辉煌的艺术和科学，是因为性本能升华了，人们把无处发泄的性能量投到了艺术与科学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欲就被牺牲在文明的祭坛上了。


但是，爱欲不是人类生活中的唯一力量。后期的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类的本能驱动力中，攻击性占有一个核心位置。如果文明的限制解除，人就成了野兽。所以，文明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努力，调动所有资源来限制人的破坏性本能倾向。否则的话，文明将会土崩瓦解，世界也将回到那个“人对人是狼”的丛林状态中。


弗洛伊德的这种分析，导致了对道德的一种新看法。文明社会的道德可以被理解为文化上的“超我”，道德的目标就是禁止人类满足攻击性本能的需要。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有关人类命运的关键问题，是与文明如何能控制得住人类的攻击性、破坏性本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思考文明之外，弗洛伊德还在其《一个幻觉的未来》一书中分析了宗教，并且批判了宗教。他认为，人类文明虽然给了我们很多保护，但是并不能替我们抵挡自然灾害和神秘死亡。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以及神秘莫测的命运时是很脆弱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应对这个难题的？他们首先做的就是把自然现象拟人化，并将其视为超自然个体，然后想象出各种神灵，对之崇拜。这就是原始宗教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要求神灵关心人类的苦难，并监督文明社会。


因此，宗教观念的产生，是源于人类无助的需要。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们的这种反应源于幼儿时的无助感。幼儿很容易将父母特别是父亲视为全能的个体，并对父亲产生一种崇拜之情。父亲既是他的保护人，同时又令他心存畏惧。所谓神的观念正是建立在孩子与父亲的关系模式之上的。弗洛伊德特别明确指出，他仅对“西方社会中白人基督教文明呈现的最终阶段”加以审视，而撇开其他形式的宗教不谈。


由此，弗洛伊德宣称，一切宗教观念都不过是幻觉。在这些宗教观念中，人类最强烈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这些愿望是基于幼儿的无助和人类面对危险时产生的焦虑感。借助神明护佑、最终审判和死后有来生等观念，人类解除了焦虑，恢复了平静。这便是宗教的作用和功能。


弗洛伊德继续指出，宗教观念并非只是人类愿望的实现，同时也是原始部落的父亲角色在被弑杀和神化后所遗留的历史回忆。他认为，其实宗教和儿童早期出现的神经症相似，将随着个体的心理发展而销声匿迹。也就是说，当儿童的心理成熟之后，神经症将会消失，那么相应的，他也不再需要宗教的安慰。


从历史视角来看，宗教是远古时期人们的神经症残余。弗洛伊德说：“宗教就是人类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正如儿童的强迫性神经症，宗教也源于俄狄浦斯情结之中，源于孩子和父亲的关系之中。”在弗洛伊德看来，正如幼儿神经症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消失那样，宗教也终将消亡，而人类现今就处于类似的阶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