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藏文与象雄文的关系

通俗西藏史（三十七）——藏文与象雄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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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藏史德云社的老布。

这期咱们来聊一个很不好讲的话题，就是藏文与象雄文之间到底是个啥关系！

说实话，这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我们现在能确定的，也就是藏文出现于松赞干布执政的时期。

关于藏文出现的时间，汉藏史料均有相关记载。

咱先来看看汉文史料的记载，《旧唐书·吐蕃传》里写着，“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相为大论、小论，以统理国事。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1]

《旧唐书·吐蕃传》的这段记载，写在整篇文章的最前面，相当于是唐朝人对吐蕃情况的最初认识。从这段记载上看，松赞干布上位之前，吐蕃应该是没有文字。

另外，在比松赞干布早五代的拉脱脱日聂赞时期，曾有一个装着佛经的宝箱从天而降，但由于大家都不认识被妥善收藏了起来。这部分内容咱们在《被宝箱砸过的第一宫》里讲过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这期。

在藏文史料方面，成书于1322年的《布顿佛教史》里也记载着，“藏王松赞干布时，西藏没有文字，他派吞米·桑布扎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文字。回国后创制了藏文，写出了八部语法著作。”[2]

以上三个证据可以看出来，在吐蕃处于王国的时期，应该是没有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运行。

那为啥到了松赞干布时期，文字就出现了呢？

按照藏文史料的说法，据说是松赞干布登基以后，来自唐朝、印度和波斯的信使向他宣读了信函。

松赞干布觉得自己国家没有文字，挺没面子的，好像矮了人家一头，便决心创造一种书写系统。他指派十六位贵族青年赴天竺学习，可惜天竺的气候对藏人来说，实在不够友好，大多数贵族青年都死于潮热气候，只有吞弥家族的一个青年，成功的拜在了一位大学者的门下。

这位婆罗门学者名叫做李谨，汉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写做木子李，谨慎的谨，给人感觉很像一个汉族名字。

但实际上，这名字是个梵文读音的音译，意思是“书写者、书法家、写作者”。[3]

不过关于这位李瑾大师，还有另外两个解读的方式，一个是认为“李”代表“李域”，也就是藏史中新疆于阗国的别称。“谨”代表“祝福”，合在一起就是“从于阗来的有福(之人)”，所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桑布扎的老师是个于阗人。[4]

还有一些藏文史料称“李瑾”的意思是“阿育王时期的经师”。

但这种说法的年代有点对不上，桑布扎去天竺学习的时候，已经是笈多王朝崩溃以后的事情了，当时被印度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其中势力最大的山头应该是戒日王。

顺便多说一句，桑布扎在天竺学习的时候，唐僧也在那边溜达，这哥俩是不是坐一起唠过，咱们不知道，但年代左近是没问题的。

按照藏文史料《柱间史》的记载，桑布扎在见到李瑾后，献上了松赞干布所赐的金子，并问道：“您能教我书写吗？”

李瑾答道:“我会二十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吐蕃的孩子，你想学哪一种呢？”

然后他便在湖岸边的二十根石柱上刻上了不同的文字，来教授吞弥桑布扎。[5]

学成之后，桑布扎还在北天竺各地游历，学习了各地的语言和文字。回到吐蕃后，桑布扎依照在天竺的学习成果，创制出一套藏文字母。

他从梵文的16元音字母中，取了4元音字母，再从梵文的34个辅音字母中，去掉5个反体字和5个重叠字，又新造6个字母，最终形成了4个元音字母、30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藏文。[6]

为了对新创文字系统进行说明，桑布扎还写了“八部文法”，其中便包括《三十颂》和《性规论》（这两部文法著作，在藏语中被简称为《松达》）。

不过，近年来有些国外学者对《松达》是否为桑布扎所做，也提出了一些质疑。有些学者认为《松达》属于后人托做，不是桑布扎的作品，还有人认为《三十颂》和《性规论》不是完成于同一个时期的作品。[7]

相关的史料记载也就是这些了，现在咱们说说藏文起源的问题。

有关藏文究竟是借鉴了哪种文字创立而来，目前至少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自然是从梵文而来，这点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种共识。

根敦群培先生在《白史》里面写到，我在印度游历时发现，“笈多王朝时期所制的铜牌等文物，在印度到处皆有。彼上所刻之文字，与藏文极其相像。稍远望之，竟似由不熟练之人所书之藏文，即未学此种文字者，亦能多分读识”。[8]

这其实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藏文与梵文之间的相似性。

第二种说法是藏文由于阗文而来。

咱们前面提到了，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桑布扎的老师李瑾是个于阗人，同时在对比了藏文和于阗文的字母表后，发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得出了藏文字母是依据于阗字母创制而来的结论。

不过这种说法的声浪比较小，而且反对的学者们也认为，这种比较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相似性不能证明古藏文借鉴了于阗文，只能说二者可能有共同的文字源头。

最后一种就是近些年特别火的一个理论，也就是藏文由象雄文而来。

之前咱们聊象雄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象雄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这些说不清楚的东西里面，就有象雄文的问题。

如果说藏文是借鉴象雄文而来，那至少得有象雄文存在才行，可象雄文到底存不存是个态度特别泾渭分明的事情。

大多数研究古代文字的学者都不认为象雄发展出了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但研究象雄文明的学着都坚持认为有象雄文。

由于认知差异实在太大，导致出现了一种很怪异的说法，就是“他们是研究象雄的，当然要说有象雄文！”

我觉得话说到这种程度就有点没意思了，感觉像是个有罪推定了！

不能因为这些藏族学者是研究象雄的，就认为他们是故意要把藏文的起源嫁接到象雄去。

这话反过来说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他们是研究象雄的，有更多机会了解象雄，那他们的想法是不是更有参考价值？！

双方观点差异这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两边都没有多少实打实的证据，能直接KO对手。

支持象雄文的学者们认为，象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不光是在宗教系统有自己的特色，还在古代医学、星象学等方面有长足的进展。

比如说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藏医针灸法》中，便写到“以上械治文书连王库中也没有，是集一切疗法之大成，加之吸收了象雄深奥的疗法写成。”[9]

类似医学、星象之类非常深奥晦涩的学问，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很难流传下来。另外如果象雄本教已经发展到了高等级宗教的层面，也很难想象没有文字经典，如何能传承得那么久远。

所以，支持象雄文存在的学者认为，按本教文献的说法，藏文按照象雄文创制的，象雄文则来自于达瑟文。

文字演变的过程是达瑟的邦钦体和邦琼体，演变成象雄文的玛尔钦体和玛尔琼体，然后再演变成藏文的有头体和无头体。

这里面提到的达瑟文，并不是大食文字，而是一种流行于古代克什米尔地区的语言。

藏文和象雄文中的许多字母，都能在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旁遮普语中找到相似的字，另外，吞米桑布扎自创的六个藏文字母在象雄文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所以，才让太先生认为“藏文是屯米桑布扎对象雄文和梵文经过一番筛选后，有所取舍而创制的，它与象雄文和梵文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既不可一味地渲染和扩大象雄文在藏文创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应给以完全否定。”[10]

我个人觉得才让太老师对象雄在藏文创制中作用的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和思考。

从上面的分析上看，理论上确实能站得住脚。但实际上，支持象雄文的论调有一个很难回避的痛脚，这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能够支持象雄文存在的铁证。

虽然我们发现了一些据称是年代很久远的象雄文经典，但这些经典都没有特别明确的年代信息，而目前在阿里地区发掘的墓葬里，确实没有找到带有文字的证据。

其实，我们在阿里地区已经发掘出了一些规格很高的墓葬，在墓葬里出土了青铜器、汉地的丝绸和茶叶，中亚过来的天珠，以及黄金做成的面具。

按道理说，如果象雄有一个成熟文字系统的话，在这么高等级的墓葬里应该陪葬带有文字的随葬品，可惜确实是没有。

这就成了不认可象雄文学者们最大的论点，就是只有理论分析，没有实物证据，或者说不认可现有的实物证据。

至于到底有没有象雄文，我只能说，我既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从目前掌握的资料上看，有一种叫象雄语的语言长期存在，应该是合理的，至于是不是进化出了一种专用文字来描述，可能还得再找找。

这些年我看网上有关汉藏象雄文的争论，感觉很多人可能根本没闹清楚，语言和文字是个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汉语藏语同语族的文章，结果好多人都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汉字是象形文字，藏文是字母文字，因此汉语藏语不是一个语族。这就是典型的没搞懂语言和文字关系的情况。

从名词解释上说，文字就是一种用来描述语言的符号系统。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能用随便什么符号，描述了一句话，那这些符号就是文字。

比如说，你能用交通指示符号，表述了一句话，哪怕是“今天吃了碗面，味儿不错”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并且你写的东西还能被别人辨识出来，那交通指示符号就是一种文字。

关于汉藏语族的问题，我专门请教过张湛博士，他说了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有些文字长得像，但它们是邻居，有些长得不像，但它们是亲戚！”

比如说日文里面有很多的汉字，但日语是语言类型里的孤儿。汉文长得和藏文一点也不一样，但汉语和藏语是亲戚是有足够证据的。

我们说回来象雄文，象雄文和藏文长得也很像，那藏语和象雄语是啥关系呢？它们是亲戚，还是邻居，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可一直都没发现象雄文的实物证据，这事儿应该咋解释呢？

我觉得似乎有这么一个角度可以考虑一下，这就是在象雄人看来，文字是一种具有神性的符号，只能用来赞美神灵，用在人的身上是种亵渎。

所以，这种文字没有被大面积的推广，只被少数祭祀掌握。

这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墓葬里面没有发现文字的问题，因为象雄文只能用来歌颂神、取悦神。

等到象雄没吐蕃灭亡以后，再加上吐蕃萌生了自己的文字，于是没有经过推广的象雄文也就逐渐隐退了。

我不知道这种解释是不是能站得住脚，这只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想法。

最后，咱们来说说，松赞干布在创立藏文中的作用。

前面咱们说了，藏文史料的记载是松赞干布感觉没文字有点跌份儿，于是派人发展创制的藏文。

但这个解释实在有点牵强，我就想问了，松赞干布前面的几十代藏王咋的了，他们咋就没感觉有啥不方便？为啥就非得等松赞干布来感觉？!

所以，文字创立的问题，肯定不是因为出现了某个有感觉的英雄，而是吐蕃社会有了强烈的需求。

那为啥，这种强烈的需求在松赞干布时期突然就出现了呢？

这就要说到文字的社会性功能了，其实文字最重要的功能是管理国家的工具，至于吟诗作赋、葬花眠柳，不过是附加功能。

我说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有天早上，税务官咣咣砸门，进来就说：“赶紧把税交了，别磨叽！”

你一听就火了，对他说：“你脑袋是不是被门挤了，老子上个月刚交了两头牛！这羊毛也不能紧一个人薅呀，你瞅我长得像葛优？！”

你这一吵吵，税务官也懵圈了，嘴里嘟囔说：“不对呀，我记得你家没交税呀！”

这时候你就说了，“赶紧把你那破本子翻出来瞅瞅，当时写上了。”

税务官拿出账本一瞅，“你家确实交了，没交的是隔壁吴老二，我找他去！”

你看这就是文字的作用，要知道没有藏文之前，吐蕃人可是结绳记事的，你能想象税务官背着一捆子绳头，跑你家里来收税吗？

那为啥以前的藏王没觉得不方便呢？

因为管的人口少呗，一共没多少人，用脑子记都记住了。

再说了部落联盟状态下，各部落自己管理自己的属民，很多事儿也用不着藏王操心。

但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从部落联盟制向中央集权制转轨。松赞干布又推行了国家垂直管理体系，这就对文字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

所以，国家型态的变化才是藏文出现的原动力，松赞干布不过是恰好赶上了这段。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只要吐蕃社会发展到了这个层面，坐在王位上的不管叫啥干布，藏文都一定会出现。

我们看很多族群，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好像也没影响人家过日子。这就说明，有语言不一定必然有文字，文字的出现与否更依赖社会的发展需求，而不是某个英雄的个人喜好。

那么我们最后的问题就是，您觉得象雄的社会发展成熟度，支不支持文字必然出现呢？

好啦，这期绕来绕去的内容就到这儿啦，下一期咱来讲讲布达拉宫，讲讲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布达拉宫之间的逻辑关系。

参考书目：

[1]、《旧唐书·吐蕃传》_刘昫（后晋）;

[2]、《布顿佛教史》_布顿·仁钦珠（著），蒲文成（译）;

首先我们来看藏文史书的记载。这方面最早的材料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其中提到藏文是在松赞干布时才出现的。敦煌古藏文文书的年代最晚不超过九世纪，它的说法与后世流行的说法相同，可见那个时候就把藏文字母的出现和藏王松赞干布联系在了一起。

再以后提到藏文字母起源的就是布顿大师所作的《佛教史大宝藏论》(成书于1322年)。叙及佛教在藏地弘传的历史时，布顿大师说:“(藏王松赞干布时)西藏没有文字，(他)派吞米·阿努(thon mianu)之子及随员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文字。他们随班智达神明狮子(lha'i rig pa seng ge)学习，配合藏语，创制了三十个辅音(gsal byes)字母和四个元音(ali)，字体与迎湿弥罗(Kashmir)字体相似。(回国后)，在拉萨玛如堡( maru)，写出了八部语法著作。”

[3]、《藏文起源探索》_巴桑次仁；

[4]、《藏文字母起源的再思考》_萨尔吉；

一派认为藏文字母起源于西域，具体而言，就是于闻。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弗兰克(A. H.Francke)，他认为藏文字母与印度岌多(Gupta)字体的另一流变形式，即中亚婆罗谜字体非常接近，而

吞米桑布扎的老师李敬很可能就是于阗人。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霍恩雷(A. F. Rudolf Hoernle)的支持，并由后者加以补充和完善。这种说法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弗兰克和霍恩雷立论的根据主要有两点:

一是对吞米桑布扎的老师李敬“li byin”一名的词源学解释。他们认为“li”指于闻，"byin”指“祝福”，两者连起来就指“从于阗来的有福(之人)”。

其二是将于闻字母表和藏文字母表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得出结论，藏文字母是依据于阗字母创制。

[5]、《藏文造字新探》_沙木（著），张宁（译）;

吞弥带着松赞干布赐的金子，获得了印度学者—一位名为李谨（Lijin）的婆罗门的帮助。

一些西藏历史学家据此重构出一个梵语人名Lipikara，这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印度术语，指阿育王时期的经师。

不管怎样，故事都以吞弥和这位婆罗门间的谈判继续:

吞弥问婆罗门:“您能教我书写吗?”并献出了一半的金子。婆罗门答道:“我会二十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吐蕃的孩子，你想学哪一种呢?”

于是他用湖岸边清晰刻有二十种不同文字的石柱，来教授这位吐蕃之子。

学成这20种文字之后，吞弥回到了吐蕃。他从这些印度字母中得到了创制藏文所需的儿乎全部的字母形式，并依之创制出一套藏文字母。据《韦协》记载，这佼婆罗门陪同吞弥回到了吐蕃，并助其创制藏文。

有6个藏一语语音找不到印度字母与之对应，它们并未出现在印度语言中，吞弥便改造已有的字母使之对应。

如此藏文字母便诞生了，30个辅音字一母，4个元一音符号，7个加于辅音之上或下的符号。这套字母通常计为41个符号，尽管有时通过巧妙的计算为法可增加到吉样之数108。语法规则据说是一与字母一起制定的，有两部归功于吞弥桑布扎的语法重要论著:《文法根本三十一颂》和《音势论》，它们存留至今并有诸多注释本，构成藏文语法的基础。

[6]、《吐蕃史稿》_才让；

史载松赞干布看到别国的文字，而苦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便决心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派通弥阿鲁之子通弥桑布扎等人，携带黄金等物前往印度学习文字。在此之前，松赞干布曾两次派人到天竺学习，有的因路途艰辛而返回，有的死于途中，有的因不堪忍受天竺高温气候，均未获得成功。通弥桑布扎

聪慧过人，他到达天竺后，拜见了当日引波负盛名的学者李敬，向他学习语言文字，还向天竺班智达拉日巴僧格学习声明学，最后通弥历经路途的艰险，满载知识而归。回到吐蕃后，通弥根据梵文五十字母创制藏文，从梵文十六元音字母中，取用四元音字母，再从梵文的三十四个辅音字母中，去掉等五个反体字，和五个重叠字，又新造

六个字母，最终成为四个元音字母及三十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藏文。通弥仿照梵文兰扎字体而创造出藏文的有头字一一楷体，又仿照梵文“哇都”字体而创造出藏文的无头字—草书体;通弥还写出藏文文法著作，称“八部文法”，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两部。刊居说松赞干布给通弥以优厚的奖赏，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通弥作了一首诗，自豪地言道:

在这边野狭陋的蕃境，

我是最初有成就的智人，

我是消除黑暗的明灯，

荣获君王如日月般的顶敬。

百官臣僚中，舍我其谁!

时雪域蕃地的众生，

我通弥的恩惠非轻。

[7]、《藏文起源新探》_才让太；

据《贤者喜宴》、《布顿佛法史》、《王统世系明鉴》等传统教史著记载，松赞干布的文臣桑布扎游学天竺，从婆罗门梨欣处学成回国，仿照一种天竺古文字创制了藏文，并写了八部藏文文法著作。相传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三十烦》和《性规论》(这两部文法著咋在藏语中被简称为《松达》)就是其中之两部，其余六部已经失传。

但近年来有些国外学者对桑布扎生活的年代及其与《松达》的关系提出了诸多疑问。有人认为《松达》完全不是桑布扎的作品，而是后夕、伪托的。也有人认为《三十颂》和《性规论》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前者前后不是一气呵成的等。

[8]、《论藏文起源研究》_李永宏、周一心、史箐、于洪志；

根敦群培(1905 1951)原名阿勒克吉扎，藏族，青海省同仁县人。近代藏族著名的学者、诗人、翻译家、画家、历史学家、旅行家、散文作家。他学通藏英，在印度旅居甚久，见闻博广，他的学术成就在藏族文化史上，独树一帜，享誉海内外。

他参考敦煌古文献等史料写成了藏族历史专著《白史》，1954年法遵大师译成了汉文，书中首先分析了佛教和苯教对于藏文创制的观点，然后提出:“西藏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创造文字。图弥论师是印度“岌多王朝统治印度时期之人。最希有者，是与图弥同时，印度“哈罗沙”王、“鸡摩罗岌多”王、“苏罗亚瓦门’王等时所制之铜牌等，现在印度到处皆有。彼上所刻之文字，与藏文极其相像。稍远望之，竟似一手不熟练之人所书之藏文，即未学此种文字者，亦能多分读识”。所以根敦群培认为，西藏文字是由吐弥论师依据“岌多”文字为蓝本而新创的。

在其论著《藏文的由来与演变》中并不赞同“吐弥以兰杂字为蓝本制造有头字，以瓦都字为蓝本制造无头字”，他认为“无头字不是从开始就专门制造的，而是从速写中有头字自然地产生的。如果看来古文字的字帖和至今有名的‘洛伊’，在不丹地方照样书写就十分清楚了。”

[9]、《古老象雄文明》_才让太；

由于本教文化在藏区的广泛传播，两个古老民族一象雄族与蕃族的长期交往、融合，因此，象雄文明对于藏族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窥一斑而知全豹，下面仅以一两个具体事例来说明。

在古代医学、星象学方面的影响。辛绕教诫中的四门:夏辛、朗辛、楚辛和斯辛，各都有着庞杂的内容，如夏辛一门就包括卦、占、镶、星算和医学五个方面。其中星算就是青藏高原最初的天文学。医学对藏医亦有影响。如针灸，一般认为，’仅为汉族的中医所独有。可是，从敦煌出土的《藏医针灸法残卷》中，却载有与中医不同灸法的针灸内容，如俞穴学、主治适应症及手法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医的针灸术而独具特色。《残卷》的最末一段说:“以上械治文书连王库中也没有，是集一切疗法之大成，加之吸收了象雄深奥的疗法写成。”可见象雄医学早已探合到藏医学中，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又缺少翔实的史料不容易分辨罢了。

[10]、《古老象雄文明》_才让太；

象雄文既先于藏文产生，那它和藏文又是什么关系呢?按照佛教文献的说法，藏文是吞米桑布扎根据古天竺的梵文创制的。而本教文献的说法则是:藏文按照象雄文创制的;象雄文来自达瑟文。它们的演变过程为:达瑟的邦钦体和邦琼体演变成象雄文的玛尔钦体和玛尔琼休。然后再演变成现代藏文的有头体和无头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呢?对于前，一种观点大家并不佰生，不再赘述。下面仅对后一种说法作一粗略的考查。首先，达瑟文是属于哪国的文字。经与古波斯文对照考查，发现藏文并非来自波斯文。可是，从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旁遮普语中却找到了许多与象雄文字母和现代藏文字母相似或近似的字，而且现代藏文的四个元音符号在古克什米尔语中都有.，只是第四个符号比较直一些罢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象雄文的元音和辅音的数量和现代藏文完全一样，并且吞米桑布扎自创的六个藏文字母在象雄文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这些现象说明:古旁遮普语、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故有一些相同的字。象雄文中也有这些字母，正说明同象雄文化发生过联系的“达瑟”曾经是古代印欧民族南迁的必经之路和印欧文化的传播地带。因而象雄文就带有印欧文化的色彩。

就上所述，既不可一味地渲染和扩大象雄文在藏文创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应给以完全否定。

我认为藏文是屯米桑布扎对象雄文和梵文经过一番筛选后，有所取舍而创制的，它与象雄文和梵文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