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看不见的手（1）

大致来说，自由主义提倡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立场或思想观点。古典主义者认为自由不应该在某些领域受到限制，而应当在所有领域都同等扩大。在他们看来，社会自身就会纠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革命的爆发，人类生产力大大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出现，而恰在这时英国出现了一位叫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人。他出生于苏格兰，被认为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经济学的基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它是经济学家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也是经济学进行理论构建和推理的根本出发点。“理性经济人”假设说的是：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人是理性的，并会在行为上趋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虽然我们都知道，人类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很容易感情冲动、情绪化，做出种种不合理的行为。但是，我们也会认为，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涉及金钱和利益的时候，人类是理性的。除非这个人天生是一个弱智，要不然没有人会是傻瓜，会跟钱过不去，有好处不想要，在经济问题上稀里糊涂。真的是这样吗？


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经济现象，将心理学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可以破译人类行为的种种不理性的一面。心理学家卡尼曼因为在这个领域的卓越贡献，被授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解释实际问题时往往有偏差，不合理。普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情绪、思维误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这么理性”的经济行为，人类最多只能算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人类的理性被大大高估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因此，行为经济学将之修正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为什么赌徒的口袋里永远没有钱？这里有一个“心理账户”的概念。同样的两张100元钱，从消费的意义上讲它们是完全相等的。但是，我们通常不这样看，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划归为不同的心理账户，于是这就决定了我们对这100元钱的态度和花法。100元钱，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还是赌博赢来的，还是买彩票得来的，或者是捡来的？这完全不同，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


赌博赢来的钱，我们会觉得是不劳而获，来得太容易，所以失去的也就容易。我们往往会把赢来的钱拿来挥霍，或者重新作为赌资进行赌博，最后输了。但无所谓，反正是赢来的嘛！如果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我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误区，100元钱，不管你是赢来的或捡来的，抑或是辛苦挣来的，它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心理账户让我们对待其的方式不同而已。


除此以外，决定我们非理性行为的误区还有很多，比如沉没成本误区、损失规避心理等。


沉没成本误区，简单点说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投入成本，目的是为了得到预期的收益。如果没有收益，我们付出的成本就被无情地“沉没”了，因此我们就很不甘心，结果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明明知道这样做没有用也要继续加大投入，幻想有一天能有转机。


在面对得失的时候，人们一般倾向于风险规避。得与失，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失，得到的快乐比不上失去的痛苦。


亚当·斯密主张，商品和生产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政府应当尽量不干涉或少干涉贸易与产业。经济自由最大之时，也是经济运行最好之时。当每一个产业家和商人都努力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时，普遍的富裕也将最大化。


也就是说，当经济活动在不受到政府干预而自然运作的时候，它将遵循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当人人都致力于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价格就会成为自然的，也就是说，价格将是公正的，结果就是国家达到尽可能高程度的富裕。


因此，亚当·斯密是一位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由斯密开始，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


斯密认为自利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动机，如同边沁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基本动机一样。不过，斯密不只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道德哲学家。那么此时就存在一个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之间协调的问题，这便是“斯密问题”。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斯密主张商人应该追求自利，即便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商人也一定要让自己富裕起来。同时，作为一位道德哲学家，斯密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根据对他人的同情和关心来行动。那又该如何调和追逐私利和关心他人之间的矛盾呢？


斯密的解释是这样的：通过市场的逻辑，私人的恶行可以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帮助下转变成公共的德行。也就是说，当人人都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行动时，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在整体范围内可以促进人类的福祉，增加社会财富。因此，个人的自利此时就转化为公共的德行，个人的恶转变为社会的善。


这个解释看起来很有逻辑，但还是有些说不通。因为善的东西是不可能不加疑问地由不道德的行动来促成的，坏的行为变成好事，这听起来违反直觉。而且，社会富裕了并不意味着就是善，也不意味着对个人而言就是好的，有钱了就意味着幸福吗？


面对这个质疑，斯密的回答是，我们要把市场、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的互动区别开来，不要混为一谈。他强调，市场必须受到法律和正义的管制，不能乱来。这意味着斯密所考虑的不仅是一种市场经济，还是一种法治国家的框架，以及一个人际互动的领域。“斯密问题”后来被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关于“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来讨论。


政府不应当对经济和市场进行干预，斯密的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后来受到了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挑战。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的著作，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以这本书为思想基础建立的。斯密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而凯恩斯则提倡国家可以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做法就是，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维持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