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2）

奥古斯丁认为，亚当既然选择了背叛上帝，那就失去了上帝赐予的神圣礼物，即不朽、神圣性、正义、摆脱欲望。这种堕落是亚当咎由自取的，结果使人类成为“沉沦的一群”。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他将有罪的本性遗传给了他的后裔，所以人类也就承接有罪的本性。世人都从罪中创生，这种罪是一种原初的、带有遗传性的罪。人们可以自由地犯罪，却无法自由地摆脱罪。这也就是奥古斯丁所谓“原罪”的由来。

只有神才能帮助罪人恢复自由，让其改过自新，获得新生。这种恩典是上帝给予的。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指的是改变人的意志，让他心甘情愿做善事，而不是强迫他做善事（包括不作恶）。因此，人要发自内心渴望与神结合才行，而不是假模假式地做一点儿好事，就以为可以得救了。实际上，人类与罪的战斗是无望的，唯有上帝的恩典才是唯一的希望。

自从人类先祖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被贬下凡间后，现实世界就一分为二，成为了两座城。奥古斯丁说：“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也就是说，一座是永恒的上帝之城，城中的子民都是上帝的选民，是预定获救的基督徒。在现世中，教会是上帝之城的化身。另一座城是尘世之城，属于撒旦的领域，城中的子民都是注定要遭受惩罚和毁灭的人类。在现世中，代表尘世之城的是异教徒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上帝和魔鬼的斗争，被奥古斯丁解释为每个人内心中都存在的一场斗争，并且这种斗争还存在于历史层面上。在个人生活中，是救赎与原罪之间的对立；在历史层面中，是教会的发展、国家的壮大，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这都是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之间对立的体现。

恶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难题。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恶”存在呢？奥古斯丁采取了三个策略来进行解释。

首先，他给予恶以相应的地位。恶是善的必要手段，有恶的存在其实是一件好事，就像图画中的阴影有利于整体的美一样，恶对于世界的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善，恶也不可能存在。

其次，他将恶定义为善的缺乏。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缺陷，善的缺乏就是恶，这一缺乏意味着人性中本来应当具有的某种东西缺少了。所有种类的恶都被归类于缺乏的概念之下。道德上的恶产生于人和堕落天使的意志，这种恶不会影响宇宙整体的美，神性的缺乏才是最坏的恶，也就是说，主动拒绝上帝是罪大恶极的。

最后，他将对恶应负的责任归于人类。人类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行动的，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也就赋予了人类选择的权利。人类可以选择寻求上帝，也可以有意不追随上帝，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选择罪。所以，罪恶是产生于人的自由意志，由于人们自由地选择了罪恶，就出现了罪恶。

奥古斯丁还主张一切过程都是上帝预先计划好的。一方面，一切都已经是上帝预先知道的；另一方面，人类是自由行动的，有自由意志的，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上帝预先知道了人类的行动，但人类却仍然是自由的。奥古斯丁解释说，有两种时间角度，人类生活在“非永恒的”时间里，而上帝则超越了这种时间观。我们说上帝预先知道一个人的行动，是指他超越非永恒的时间，因此与时间同时存在。上帝是独立于时间以外的绝对存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对上帝来说都是“现在”。

上帝虽然具有先知先见的能力，但他并不会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提前安排或者干预。因为他自己在时间之外，所以他可以看到万事发生，但他并不会插手。这就像我们想起以往一个行为时，只是进行回忆，而不能说由于我们“知道”了自己过去的行为，所以就“预先”决定了自己过去一定会这么做。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上述的意思，牛津才子、《纳尼亚传奇》的作者路易斯在他的著作《返璞归真》中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他说：“假如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我写道：‘玛丽放下手中的活儿，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对于故事中生活在想象的时间里的玛丽来说，放下手中的活儿与敲门声之间没有时间间隔。但是我—玛丽的创造者却不生活在那段想象的时间里，在写这句话的前后两半之间，我可能端坐了三个小时，专心致志地考虑玛丽的事。我可以把她当作仿佛是书中唯一的人物来考虑，想考虑多久就多久，我考虑的那几个小时根本不会出现在玛丽的时间里（亦即故事的时间里）。”

通过这种作家与故事人物的类比，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上帝与我们在时间上的不同。上帝就像作家，而我们就是他作品里的人物。作家已经构思好了整个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却对自己的命运茫然无知。在故事里的时间可以任意跳跃，一下子就是好几十年，可是，作家却不在故事的时间线之内。

上帝不生活在任何时间系列中，所以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我们绝对不能将自己日常惯用的时间概念套用在上帝身上，上帝在时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