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毕飞宇的少年心

第一次见到毕飞宇，是在《小说月报》的一个颁奖会上。如果用沧桑的口吻来说，我们的相识，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没见他之前，已经读过他的小说。他的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灵光闪烁的，人呢，看上去也是灵光闪烁的。

我注意到，近几年的媒体在报道与毕飞宇相关的消息时，总爱在他的外形气质上做文章，说他如何“酷”。

其实，他的作品，比承载着他才华的躯壳，要风光多了。

不需要举太多的例子，《哺乳期的女人》的妥帖韵致，《地球上的王家庄》的轻灵飘逸，《玉米》的泼辣雄浑，《青衣》的忧伤清寂，还有《推拿》的俊朗深邃，

毕飞宇几乎是给自己的每一篇小说，都搭建了一个塔，虽然塔的大小不一，但他总能让作品中的人物，成功地登顶塔尖。

如果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力，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小视野大气象，俏皮辛辣而又细致温暖，是我对毕飞宇小说的印象。

显然，他走的是自己的路，而且，是纯正的文学之路。他的叙述能力，在同龄作家中，尤为出色。

他轻松诙谐的表面背后，隐藏着一颗高傲而又不乏孤寂的文学的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路走到今天，作品始终不败的缘由。

同毕飞宇接触起来既容易，又不容易。他随和而又“多刺”。不过，他的“刺”，是少年的“刺”，没什么心机，大家乐意接受。

他挑刺的时候，开场白是“你晓得吧”，那时我就赶紧笑着说“我不晓得”，洗耳恭听他晓得的见解。

他晓得的领域很广，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当然，重要的还是文学。

我知道，有许多女读者迷恋毕飞宇和他的小说，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想捉弄他一下。

在没有来电显示的某年夏天，我用沙哑的嗓音，假扮一位文学女青年，成功地“欺骗”了他，在电话中向他讨教了一刻钟。还大胆问了他，你对同龄的女作家的作品怎么看？

毕飞宇很诚恳地告诉“女粉丝”，迟子建作品不错，你要多看。我这边几乎要笑翻。

毕飞宇喜欢足球（他说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的三个月，没少踢足球），喜欢健身（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喜欢咖啡（虽然有时喝得心动过速），喜欢自己其乐融融的温馨小家，是一个阳光的人。

他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

这样一个“时尚”中人，却不用手机，令人费解。

去年，聂华苓老师从美国来京，我与他还有苏童约好了，从各自的城市乘夕发朝至列车，在北京站会齐后，一起去清华园看望聂华苓老师。

在聂华苓老师住的套房的客厅中，我们聊得正欢，潘凯雄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要找毕飞宇。

我威胁他不给找，并警告苏童也不能给他找毕飞宇，意在敦促毕飞宇启用一个便捷的“通讯工具”，他当时也算是含糊地答应了。

可是，几个月后，我在北师大的一个活动上见到的毕飞宇，仍然不用这“劳什子”，一脸的轻松和快活，一副游侠姿态。

他不用手机，却总能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并且能见到该见的人。看来这个顽皮的少年，有他自己的“秘密通道”。

金陵出才子，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我欣赏的几位，有两位都在南京。

一个是苏童，一个就是毕飞宇。

他们常常“出双入对”地出现在各种会议中。他们很少像其他作家，喜欢发表语惊四座的“文学宣言”。

他们非常低调，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审美趋向，不动声色地、丝丝缕缕地编制进了作品，认真而执着地实践着。这样用心灵前行着的作家，在这个文学时代，越来越少了。

毕飞宇的作品，有一颗少年的心。他做事，也有一颗少年的心。

他敏感，善良，率性，维护朋友，所以与他聊天，他小小的“刻薄”，从来不会伤了朋友间的和气。

而且，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看，他喜欢什么，拒绝什么，从不掩饰，这也难能可贵。

毕飞宇还是一个细心的人。有一年开作代会，为了配黑毛衣，我戴了一条橘色的围巾，他嫌难看，当众宣布一定要为我买一条好看的围巾。

我以为是戏言，早忘了。

两三年之后吧，我们去巴黎参加书展，有一天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商店里，我和铁凝正逛着，毕飞宇和几个人进来了。

他逛着逛着，忽然吆喝我过去。

他拈起一块灰黑色的印花毛披肩问我：怎么样？我说不错。

谁知他买下后，一把将它塞到我怀里，说是为了兑现诺言。朋友们在一旁看了，都笑。知晓原委后，更觉得毕飞宇一身的少年气。

其实，毕飞宇不仅有众多的女读者，还有很多男读者。不久前，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位教师来哈尔滨，与我谈一篇小说的电影改编。

席间聊天时，他说非常喜欢毕飞宇的作品，称这么多年追踪他，他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他还说改编了《玉米》的片段，作为了教学内容，一些台词为学生们深深喜欢，在上戏广为流传。

如果说文坛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的话，每个作家都是一棵树。

每棵树都有每棵树的风光，谁也不可能取代谁。树种的繁复，才使森林气象万千。

在我眼里，毕飞宇这棵树，应该是棵钻天杨，一直向上，无限伸展，你看不到他的边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