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上的中国气节】

1946年7月7日，自共产党占主导的东北电影公司搬走后，已经寂静了近两个月的“满映”大院又热闹起来，全厂职员大会召开，被初步集中起来的300多人会聚一堂。金山向大家宣布，“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建立。

这个有别于日后长影的电影厂，历史上被称为“长制”。“长制”又称为“中电”四厂，统一在国民党管理的电影厂的序列里。

所谓“中电”，是指中央电影摄影场，它“与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一样，是国营电影离抗战最近的重要机构。‘中电’最初创设于1931年，首任场长为黄英，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由其文艺科辖下的电影股扩展而成”。

成立大会的召开产生了一定的示范作用，长春短暂的和平也让不少本来离开的员工又返厂上班，没多久，又有百人左右加入“长制”，追随金山从事电影创作。人员多了，问题也来了 ：这么多人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金山利用自己与各方面的良好关系，想尽办法，维持着电影厂的运转。

作为厂长，金山一直酝酿着电影拍摄，可是此时的电影厂连一台摄影机也没有。他四方打探，听说了一个消息：在“满映”时期，有一台摄影机坏了，送到北平修理。他马上派人前往，“把原‘满映’送到北平修理的一台摄影机取回来……”

同时，他又派人到上海购置电影设备和器材，然后，“又把东北电影公司搬迁中淘汰

下来的洗片设备修复起来，用手摇的办法勉强洗片。录音就是用原唱片厂日本厂长（日共党员）交来的那架锈蚀的录音机。这样总算勉强具备了拍片的条件”。

在这一年的11月，张瑞芳赶到了长春，几乎与她同期到达的还有戴浩和刘纪元等人。各方条件终于具备了，金山踌躇满志，他想做监制、编剧、导演，他要大干一场，他的心中已经无数次想象这个电影的名字：《松花江上》。

松花江水日夜奔流，陪伴它的，有日月星辰，也有岸边村庄里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江水流淌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它看到叫妞儿的女孩子与村里的一个男青年相恋了。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生活贫苦的年代，人们盼望着丰收，盼望着大自然恩赐他们一个好的年景。这男青年更盼望着多种庄稼，多卖粮食，早日把妞儿娶过门。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打破了所有美好的想象和盼望。一队骑兵肆无忌惮地纵马跨入小村，人们来不及躲闪，妞儿的父亲竟然被马活活踩死，她的母亲也被日本人推入了江中。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妞儿的爷爷一病不起，整个家庭瞬间崩塌。而妞儿的男友此时也被日本人抓走了。幸好，日本人在半路上遇到义勇军的偷袭，

男青年被解救。趁乱，男青年回来找妞儿，然后躲了起来。不久，日本军队又来到村里，强行逼迫村民给他们修建碉堡。妞儿在给大家送饭的路上被一个好色的日本人盯上，就在将被污辱之际，男青年闻讯赶来，打死了这个日本人。然后，他带着妞儿回到家里，带上爷爷，准备逃离。不幸的是，在逃走的路上，爷爷去世了。

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宝贝孙女托付给男青年，希望他们结为夫妻。

此时的东北，已经基本被日本人控制。面对走投无路的境地，为讨一口饭吃，男青年决定自己去日本人开的煤矿做苦工。他们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等待着机会。几年之后，疯狂攫取资源的日本人，不断加大煤矿的产量，造成矿井塌陷。而日本人仍然对矿工们保持高压。最后，妞儿和男青年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逃出矿区，参加义勇军，向日本人举起了枪。

这就是金山一直反复琢磨的故事情节，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控诉，也是对东北人民反抗精神的讴歌，更是对一个又一个普通家庭融入国家命运的致敬。

为了把剧本打磨得更好，金山还让一个叫赵新生的人参与剧本的创作。最后，金山开始“排兵布阵”：“朱文顺任副导演。杨霁明、陈民魂掌机拍摄。剧中主要人物，姑娘由张瑞芳扮演，青年由王人路扮演，周凋饰抗联大汉，浦克饰爷爷，方化饰日本军官，朱文顺饰爸爸，莽一萍饰妈妈，李林饰矿工头。”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金山把影片拍摄的外景地设在吉林市郊区离松花江不远的一个普通的村庄。1946年11月，顶着初冬的寒凉，金山带领大家拿着大包小裹从长春出发。那是一段让大家都难以忘怀的艰苦岁月。他们住在农村的大炕上，啃着玉米面大饼子，就着土豆、大白菜、大萝卜等炒成的菜或炖成的汤。

作为导演的金山，面对着各方面都很艰苦的拍摄条件，对镜头的要求却没有一分降低。因为他的严格，影片一直拍摄到1947年的4月还没有完成。东北的4月，小草已经开始萌生，远远望去，春天的气息已经覆盖在了大地上。为了形成冬天的氛围，他们就在地上撒白灰当雪。

在拍摄一场关键的镜头时，发生了意外。男青年在矿工宿舍的房顶上，发现来了日本人，就跳下来骑在日本人身上，又掐住了日本人的脖子。在正式拍摄这一片段前，王人路从房顶试跳了两次，房下是20多人拉的大网，很安全。可是正式拍摄的时候，当王人路做着掐人的手势跳下来时，头、手触地不能动了。送到医院一查，其胸部以下皆无知觉。后来，金山又把王人路送到沈阳、北平和上海等地医治，但他终于没能够再次站起来。“当时影片已近尾声，余下的镜头便由替身代拍了。王人路一部片子尚未拍完便告别了影坛，他一直瘫痪了三十多年，是女儿、邻居照顾他。八十年代初，他离开了人世间。”

1947年11月，金山带着这部沉甸甸的影片，到沈阳举行首映式。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影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赞誉。与此同时，张瑞芳携带着《松花江上》的拷贝赶到了上海，在那里的大光明影院，举行了隆重的看片会。

战胜日寇不久，能有一部反映被日本人侵略的最苦难之地人们抗争的电影上映，在国民的心里不可能不激起层层波澜，更何况《松花江上》无论是从摄影技巧上还是从演员表演上都十分到位。“我们看到了东北人民底觉醒和反抗，但不是从架空的‘爱国主义’的概念里面来的，而是由于实实在在的痛苦和仇恨，平平常常的作为中国人的气节受到蹂躏，因而那觉醒、反抗过程和反抗者底形象就取得了一种没有虚饰性的力量。”

丁亚平则在《中国电影通史》中认为，“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边缘化的表现与描述，令作品透发出趋势的情感与极端纯朴、清新的泥土和冰雪气息”。而就在这种气息当中，“一队日本骑兵由画面右方奔向左方，这时的主观镜头特写，从马上的日军摇至马蹄，使观众突然醒悟 ：侵略者的践踏开始了”。“在慌乱中妞儿爹不及躲避，被马队踏死……在血的恐怖中感到太过突然与残酷。”

这种残酷被一些电影研究者表述为“残酷美学”。“影片《松花江上》所描绘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动荡不安的年代，抗日救国、抵抗外族侵略和本民族敌对势力的压迫，这几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影片主人公的生活里集中地体现出来。……东北农村的地域特点和风土人情的展现亦是为了增强主题的感染力。影片的叙事在层层矛盾的逐步加深中达到高潮，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以环境写意营造故事氛围，用近乎残酷美学的方式呈现历史画面。”

《松花江上》的成功，也让张瑞芳感受到了电影艺术的魔力。

“拍完《松花江上》，我真是感到电影艺术的美妙。它要求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照明、录音、化装、服装、道具、音乐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去追求大家一致认同的艺术目标。这一次的电影表演，使我对‘美’这个美学家们说起来很抽象的概念，有了自己的定义和立场。什么是美？真就是美 ；最真也就最美。”

从戏剧舞台到电影银幕，从演员至导演，金山又一次成功了！

智慧的金山并没有把“长制”未来的希望押宝一样地押在《松花江上》的摄制上，他要让电影厂的创作齐头并进，降低孤注一掷的风险。在《松花江上》开机后不长时间，同样是反映东北义勇军的另一部叫作《小白龙》的电影也开始了拍摄。

故事片《哈尔滨之夜》则是金山率领下的“长制”推出的第三部电影。虽名为“哈尔滨之夜”，但此时的哈尔滨并不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中，因此不能到哈尔滨拍摄。由于此时北平的“中电”三厂拍摄条件较好，金山通过关系，把《哈尔滨之夜》的拍摄地点设在北平。影片的内容主要是描述一个歌女的爱国活动，而这个歌女的丈夫则是一位东北义勇军的战士。

不可避免地，国民党宣传部门要求金山拍摄一些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交战时国民党胜利的场景，而驻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希望他能拍摄关于战争的一些纪录片，鼓舞军队的士气。最终，金山派人拍摄了纪录片《保卫长春》，这座城市此时的

军事布防都被收入这部影片当中。

金山还让剧团的演员们排练了《国家至上》《万世师表》《风雪夜归人》等，丰富着长春的话剧舞台。同时，交响乐团也排演了不少古曲音乐，在长春为数不多的舞台上频频亮相，增加着“长制”的多方影响力。

就在金山不断往来于片场、穿梭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为电影厂的发展想方设法之时，东北民主联军对松花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发起反攻。长春市内流言四起，人们疯传着共产党军队即将打回来的消息。

此时，金山是共产党员一事，除了周恩来，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金山通过各种关系，希望能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特别是能够联系上周恩来。1947年7月，一个名叫徐慎的人出现在国民党军队把守的长春街头。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而是中共长春市委的负责人之一。奉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的委派，他潜入长春有两个任务，一是配合民主联军解放长春进行一些群众工作，二是同金山取得联系，传达周恩来捎来的口信。

找到金山，对于徐慎来说并不困难。1947年8月的一天，徐慎与金山约好，直接来到金山的住处。金山握着徐慎的手表达问候，徐慎则一五一十地把周恩来的意思传达给金山 ：“一、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给国民党涂脂抹粉 ；二、美国给了国民党一部分

电影设备器材，已运到长春，要把这些器材尽可能留在长春；三、厂的人员去留问题，能走的都走，走不了的，可留在长春，器材都可留下。”随后，金山又把这一段时间他在长春的情况向徐慎做了详细的诉说。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徐慎告辞而去，金山则开始着手安排撤离。

恰好在同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李惟果赴沈阳召开宣传会议，金山也在参会之列。这时电影《松花江上》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制作，金山便带着影片到沈阳开会，并在沈阳首映。同年12月，金山以拍摄其他影片的理由带上李畏、宫质斌、张楠、浦克、李

林等人先行离开长春，来到北平。

按照金山离开长春时的部署，第二年1 月，又有一批技术人员在王紫东的带领下离开长春 ；愿意离开到解放区的，金山则给予了自由。1948 年 2 月，最后一批人员在杨霁明的带领下撤离到沈阳。

从1946年7月初至1948年2月，热闹了19个月的原“满映”大院再一次归于寂静。包括李凤仪在内，厂里剩下的不超过10人了。

1948年5月下旬，历史上著名的“困长春”开始了，已经改称人民解放军的共产党军队围住长春，切断交通，对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国民党军队只能孤军待援。不久，城内缺粮、缺电、缺水，形势恶化之快、之艰，让人无法忍受。

面对困境，李凤仪有些犹豫。就在他准备也要同其他人离开的时候，接到了一封金山从北平拍来的电报，任命李凤仪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留守处主任，让他维护好局面，保护好厂房。

临危受命的李凤仪选择留下来，经过150多天的坚守，终于迎来了长春解放的那一天。1948年10月19日，解放军占领了长春。第二天，一支10多人的共产党电影工作者随军前来，进入原来的“满映”。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李凤仪的面前，他就是田方，此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秘书长，按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的安排，受电影厂的委派，田方回到长春接收“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