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曾国藩为什么默许曾国荃捞钱

曾国藩为什么默许曾国荃捞钱？

上一集，我们讲，曾国荃打仗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攻下一座城池，就要抢劫一次，然后再回老家把自己的豪宅“大夫第”扩建一次。所以后来这座宅第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豪宅。在整个湖南省，规模也是数一数二。它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光天井就有二十四个。整个建筑一字排开，绵延将近一公里长。从远处看去，殿阁重重，犹如王宫帝府。除了规模大之外，这个“大夫第”用料也十分讲究。通体都是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建成的，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都是用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凿成，耗资之大可想而知。可惜，这座宅子现在已经被拆了。我国的绝大多数古建筑，最终的命运都是这样，建的时候费尽心血，可是，一场种种变故，就被拆了。

那么我们讲过，对曾国荃修这么大一个宅第，曾国藩虽然有批评，但是说实话，批评得并不算严厉，并没有要求他停工。

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荃发财，并不是只为了自己。

我们说过，曾国藩家庭出身是小地主，家里原本只有一百亩地，没什么余钱。在曾国藩出生的时候，老曾家只有一座建于嘉庆年间的的老屋，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子。曾国藩又是一个清官，每年给不了家里多少钱。但是，到了曾国藩晚年，湘乡曾氏却成了湖南一个很富有的大家族。从土地上，从一百多亩，增长到了将近一万亩。到曾国藩去世的时候，曾氏家族已经有了将近十座宅第，就是所谓的“曾氏十堂。”除了曾国荃的大夫第之外，还有曾国藩出生的老屋，翻盖成了一座三进四横的大宅子，曾国藩的父亲给它命名叫白玉堂。离老屋有一段距离，老曾家又专门给曾国藩盖了个宅子，叫黄金堂。可惜这两座宅子，解放后，也拆了。如果你去湖南曾国藩老家旅游，仍然会看到以这两个名字命名的古建筑，不过那是这几年为了发展旅游复建的，原来的早拆光了。

那么，现在还剩下什么呢？在曾国藩老家，还剩两座。一座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修的一个“万宜堂”，那也是极其高大，规模非常大。解放后分给农民，不知道为什么农民们没有拆，就保留下来了。

还有一个，叫富厚堂。我们说，老曾家给曾国藩专门盖了个黄金堂，但是这个黄金堂门口的水池子里淹死了好几个人，曾国藩夫人认为这里不吉利。所以后来曾国藩的弟弟们又给曾国藩修了这个富厚堂，准备让曾国藩退休之后，回来住。但是曾国藩死在任上，所以这个宅子他是没见过的。二〇〇八年春天，我专门去了一趟。这个“富厚堂”规模也很大，建筑质量很好，花了很多钱，以致于曾国藩还因为这个和弟弟们发了脾气。那么这个宅子解放后居然被保留下来了，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了曾国藩故居。那么它为什么这样幸运呢?因为解放后这里被当成了乡政府和供销社入驻这座大宅院，所以幸存至今。

除了这些之外，湘乡曾氏还有几个宅子，加到一起，总称为曾氏“十堂”。

所以我们看，湘乡曾氏的宅第，完全是大地主的规模了。

那么，曾国藩是个清官，他的家族怎么会这样富有呢？

这里头，曾国荃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讲过，咸丰七年到八年居家守孝期间，是曾国藩的反思期，这一年是曾国藩性格发生很大变化的一年。他反思了自己以前在官场上的错误，所以再次出山之后，就如同变了个人，开始注意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了。那么遵守潜规则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对部下们在金钱上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了。他反省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就是说我以前做事，不随便提拔人，也不敢放手花钱，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追随他。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部下在金钱方面的要求比以前宽松了很多。他说：“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就是说，现在带兵的人，都难免有点发财的想法。对别人弄些钱，我不再管了，但是我自己还是一文钱也不装入私囊。

曾国藩这种对金钱态度上的变化，也反映到自己家庭里，那就是对他弟弟曾国荃的约束，也比以前宽松多了。

一开始，曾国藩对弟弟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也比较严格。特别是在外面带兵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不让他们往家里寄太多钱。

野史当中，对曾国荃有一句评价，叫“杀人如麻，挥金如土”。要挥金如土，你得有钱。所以曾国荃的手脚一开始就不那么干净。他第一次带兵，就发了点小财，弄到了几百两银子的外快，事后他写信给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这封信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就是说我这次投笔从戎，所作所为，确实称不是上廉洁。

曾国藩很不高兴，当时就把曾国荃批评了一顿，要求他要向自己学习，分外的钱，一文也不能要。所以在咸丰八年之前，曾国荃不得不处处约束自己，没能发什么大财。

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曾国藩对弟弟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主要是在家守孝时，曾国藩的想法变了。曾国藩以前没在家里长住过，这一次一住一年多，他发现，家里确实很穷，而且做为一个高级官员之家，平时日常应酬需要花的钱太多了。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他的许多亲戚，包括他的亲姐姐和亲妹妹，日子都有上顿没下顿。所以他爹曾麟书活着的时候，经管这个家非常不容易。他想到自己老爹手里没钱，又不敢向儿子开口的情形，心中非常难受。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也就是说，今年家里收到几百两银子，结果钱还是不够花，我这才知道以前我不往家里寄钱，让老爹在家里受苦受窘，实在是太不孝了。

因此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这些人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正常捞钱。

曾国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曾国荃并不是为自己一人贪，而是为了“照顾”整个曾氏家族。

那么我们以前讲过，湘军军官的待遇是很好的，收入很多，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攒下来的钱达到数万两。

那么这封信，就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等于放开了曾国荃身上的缰绳，让他在发财致富之路上一路向前驰骋。这是曾国藩家族富起来的最主要原因。所以曾国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所以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相当矛盾。

首先，他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曾国藩发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对亲戚朋友们都没怎么关照。

那么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也是非常照顾别人的人，所以他自己发了财，就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们都过上了好日子，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的人了。从这个角度看，他之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对这一点，曾国藩感到非常安慰，所以他晚年对自己秘书赵烈文说过这样一段私房话：

（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

就是说，我们家里本来穷亲戚很多，我没法管，所以心里很不安。现在老九把我应该做的事都做了，他得了贪官的名声，而我保持了清官的名声。

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的最好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我们说，曾国藩的做官方式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他内清而外浊，在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的同时，自己还能保持清廉。另一方面，他自己做清官的时候，却有意识地安排一个弟弟适当地贪一点钱，来照顾家族。这个在过去，也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往往有好多人做官。那么作得最大的，往往比较注重名声，不贪污。但是这一家往往会有一个人，或者借家族的名义去经商，或者为别人办事，解决家族的经济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提醒曾国荃，不能做得太过份，不要贪得太多，房子不能盖得太豪华。这就是上一集当中我们讲的曾国藩给曾国荃写的信。

湘军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军纪是非常好的。但是到了后期，也变坏了。当时军队打仗有一个惯例，就是攻下一个城市，是要放手抢上一阵战利品的。过去，曾国藩对于这种做法一直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对这个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荃就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发了财。

不过在这我们要讲清一个事实，就每一次曾国荃运回家中的财产，远没有大家传说的那样多，也不过就是几千两白银，处于整个湘军将领中的平均水平。曾国荃还是贯彻了大哥的要求，达到大家的平均线，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过分。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后。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曾国荃在天京是不是发过一笔大财。有一种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也就是说，曾国荃这一战，收获上千万两白银，除了给上级送点外，都送回自己老家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这个，我们下一集再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