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石器时代的“三国演义”

石器时代的“三国演义”

上一期咱聊了西藏的人类起源和旧石器时代，结果是没有答案！

因为目前掌握的证据太少了，形不成一条稳固的证据链，所以西藏人类从何而来，到底是独立进化，还是从外地迁入。如果是迁入的话，何时迁入，从哪个方向迁入，还都没搞清楚。

由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发现得太少，这一时间段内有大量的空白点等待填补。幸运的是，在新石器时代这个阶段，西藏地区发现的遗址数量有明显的增长，相比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只有几个，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50多个，其中有些遗址的面积非常大。

可以这么说，旧石器时代是月明星稀，而新石器时代是满天星斗。

在众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卡若遗址是发现最早，研究最充分，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

这座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市以南12公里处，遗址的发现颇有些戏剧性，参加过发掘的侯石柱先生，曾撰文批露过一个小细节。[1]

1978年，昌都水泥厂在扩建的过程中，经常挖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的。但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都被各种鉴宝节目洗脑了，谁也没在意。

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电影名叫《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工人们一看，电影里的东西跟工地挖出来的挺像呀？！

第二天是星期天，厂里有汽车到昌都拉东西，几个工人便带上了挖出的东西，找到了地区文化局。

正好西藏自治区文管所的3名工作人员，到昌都征集文物。他们一眼就看出这些东西的价值，跟着工人回到水泥厂后，在地上开了一条探沟，卡若遗址在埋藏了几千年后重见天日。

卡若遗址位于澜沧江与卡若水交界处三角形台地上台地上，海拔高度3100米，遗址面积约1万平米。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发掘后，卡若遗址出土了房屋遗址、陶器、石器、骨器、装饰器、织物总计多达数万件。

根据碳十四测年的结果，卡若文化的年代距今5300—3900年之间，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历史时期。[2]

在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有几样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在卡若遗址发现了粟，也就是小米。

这里的小米，肯定不是那个手机品牌，而是我们北方人说的谷子。

小米在没有被人类驯化以前，其实就是狗尾草属的一种野草，可能是因为果实能吃，又非常耐旱，逐渐成了人类的主粮。

中国作为最早种植小米的地区，8500年前便已在黄河流域推广，养育了仰韶文化。随后，小米沿着黄河溯源而上，经新疆一直传到了欧洲；另一条路线沿岷江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向南传至南亚。

卡若文化的主粮是小米，可以说明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同时也说明卡若文化是种定居+农耕的文明类型，因为粮食这么笨重的货物，不可能从太远的地方交换而来，只能是本地种植。

说到交换，卡若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舶来品”。[3]

这件东西是由穿孔贝壳组成的装饰物，要知道，这些贝壳可是产自于南海。昌都和南海之间的距离可不是一般的远，但贝壳装饰物依旧能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可见古代先民们的交换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

除了小米之外，卡若人的蛋白质来源还有狩猎和家畜，遗址内部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就有猪，而且是养殖的猪，可见猪这种憨厚的动物，陪伴我们年代之久远。

难怪在创造汉字时，古人认为“养猪的地方就是家！”

其他的动物骨骼，海拔分部从2000米直到5000米，由此可以看出，卡若猎人已经可以很好的适应高海拔地区，具备在高原上长距离奔跑的能力。

这些狩猎所获，除了能提供蛋白质以外，还能提供另一项重要的生活物资——兽皮。

高原冬季的气候是很严苛，而棉花是很晚才进入中国的舶来物种，卡若人的麻纺织技术比较原始，只能通过兽皮来抵御严寒，因此遗址中也发现了骨头制作的骨针。

说到狩猎，卡若遗址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遗址中发现的野生动物骨骼有20多种，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鱼！

作为一个紧靠着河道的人类聚落，既没有发现捕鱼工具，也未发现鱼骨，显得非常特别。

我们都知道，某些地域的藏族有不吃鱼的传统。

卡若人宁愿冒更多风险去狩猎动物，而不去河中捕鱼，其中是否存在原始崇拜的影响，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卡若遗址还发现了玉器，要知道玉文化是典型的东亚文化特征。

卡若出土的玉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已具有美学和实用器的双重意义。这也能再次看出，卡若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传播关系。

说完了昌都卡若遗址，咱来说说另一个重要的遗址集群，拉萨河谷和山南地区。

古人类是很会选地方的，拉萨河谷能发展起来，肯定不是松赞干布慧眼识珠，早在他前面无数代，古人类就惦记上了这方宝地。

1990年8月，西藏曲贡遗址正式展开发掘，此处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5公里处的曲贡村，往东500米便是著名的色拉寺，海拔高度3600米。[4]

一开始，考古人员对这个拉萨河谷边缘地带，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但遗址出土文物之多，远超他们的预料。曲贡遗址估算面积超过1万平米，在仅发掘的500多平米里，就出土了近万件打制石器。

部分打制石器的特征，除卡若遗址外，在全国范围内都不曾发现。这说明，拉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本土性特征。但有本土特征不代表没有文化交融。

在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扁叶形的青铜箭簇，也就是箭头。

这枚青铜箭头为铸造成型，器形规整刃缘锋利。考虑到箭头是种消耗品，如果它是曲贡人自己铸造的，那就可以认为曲贡文化，已跨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

但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枚铁柄铜镜，这方铜镜属于“西方带柄镜的系统”。[5]

铜镜这类器物，东西方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东方式铜镜的持握方式是拿背后的纽，西方式铜镜则是下面带手柄。曲贡遗址出土的铜镜属于带柄的西方式样，大概率来源于南亚或中亚，所以那枚青铜箭头是不是也是交流而来，还是个疑问。

另外，相比于卡若人只有猪这一种家畜，曲贡人的家里已经养了牛、羊和狗。最有意思的是，曲贡遗址发现了不少网坠、鱼钩和鱼骨头，要知道曲贡遗址离拉萨河可是有点距离的。[6]

远离卫藏，靠近河道的卡若人不吃鱼；拉萨附近，远离河道的曲贡人却吃鱼，这是个极有趣的差异。

藏族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不吃鱼的，到现在也没个准确的说法。

但现在我们至少知道，距今3500至3700年的曲贡人是吃鱼的，同时在康马县海拔4400米的玛不错湖畔，也发现了最早的“打渔人”。这个吃鱼还是不吃鱼的问题，还得看以后的研究结果。

曲贡遗址目前没有发现主粮的痕迹，但在距离曲贡不远的昌果沟遗

址，却有一个很惊人的发现。

昌果沟遗址位于拉萨贡嘎机场的河对面，判定年代在距今在3400到3200年。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人类的三种主粮——小米、小麦和大麦，大麦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青稞。

麦类作物最早种植在两河流域，以前一般认为是经过新疆传入中国。南亚也是种植麦类比较早的区域，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便有种植，西藏发现的麦类作物，究竟是从新疆传入，还是从印度传入，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交流实在太困难，但在昌果沟还发现了一颗豌豆。要知道，豌豆出现在中原可是相当的晚，一般估计不会早于西汉，那西藏这个孤本的豌豆，又是从何而来呢？

也就只能是从南亚传过来的！

另外，我们前面提到昌都卡若遗址发现了玉器，曲贡和昌果沟也一样发现了玉器，而在巴基斯坦的史前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玉珠。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有条“玉石之路”穿越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既然玉石之路，可以从东到西穿越，那粮食种子从西向东穿越，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要再次重申前面提到的观点——古代人的交流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

我们这些现代人呐，都是被机械力量养大的，离开车轮都快不会走路了。要说到跋山涉水的能力，古代人秒杀咱们十几个来回，估计也就是个小意思。

通过遗址发现的小米、小麦、青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西藏人的主粮有过一个轮换的过程。

最早推广种植的是小米，中间有个小米与麦类的混做过程，距今3000年以后，青稞成了西藏的主粮。[7]

那这就有个问题了，为啥青稞能脱颖而出呢？

估计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灌溉技术的进步。农耕文明的早期，基本是靠天吃饭，只能种植更耐旱的小米，而等到具备灌溉条件的土地越来越多，产量更高的青稞自然就后来居上了。

我们现在看到藏族朋友吃糌粑时，别忘了西藏最早的人类，可是喝了几千年的小米粥！不过当时的小米粥，估计也好喝不到哪儿去，毕竟海拔太高了，那时候又没有高压锅。

除了昌都和拉萨的遗址之外，西藏还有一个地域更广泛的文化系统——藏北细石器文化。

所谓“细石器文化”是指体积在2—3厘米的细小石器的文化，这个文化阶段，沿续的时间较长，上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下至金属时代。

目前，藏北高原上已经发现了30多处细石器地点，范围超过了50万平方公里。

尽管分布区域大的令人发指，但藏北细石器却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

甚至卡若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也与藏北细石器同属一个文化系统。

在整个世界上发现的细石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大系统——几何形细石器和石叶细石器，两者大体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后者分布于中国、东亚、美洲西北部。

西藏与我国北方草原发现的细石器，均属于石叶细石器，而印度、巴基斯坦境内的，都是几何形细石器。也就是说，西藏西部虽然距离印度、巴基斯坦的地理距离更近，但细石器的类型，却受北方草原的影响更大。[8]

这种情况是否与人类迁徙有某种关联，目前尚在研究之中。

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你白呼半天，三个遗址也没发现啥宝贝呀？

我觉得很多人对考古的认识，都被盗墓小说带偏了，看到考古发掘就想着出没出什么重器，能值多少钱，没准儿心里还合计，“这东西要是给我，咋还不卖个亿八的？那我可就发啦！！”

哎，您这是倒斗，人秉烛，鬼吹灯！

人家考古看的是脉络，看的是各个遗址之间的联系。

就拿这三个遗址群来说，昌都与拉萨都发现了粟，便可以推导出西藏主粮种植的推广线路。同时，卡若遗址陶器的形制和装饰纹样，又与甘肃遗址的有关联，可以将文明传播的线路进一步延长。

而藏北的细石器与另两处遗址的细石器同属一个文化类型，也说明三者之间存在某种脉络关系，这些才是考古专家重视的东西。

至于出土器物值不值钱，这东西又不能揣进自己兜里，有谁会琢磨这种事儿？！

综上说述，卡若、曲贡、藏北细石器三个文明特征，构成了西藏早期文明的“三元化结构”。

这三个文明现象，又分别代表着生活状态不同的原始族群。

卡若文化是定居的，农耕+狩猎群体；

曲贡文化是定居的，农耕+畜牧群体；

藏北细石器文化则是狩猎为主的流动群体。

但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所以，西藏文明的融合之旅，早在石器时代便已开始。

我们以后会反复提到这个概念——西藏绝不是在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文明现象。

恰恰相反，西藏作为东亚、中亚、南亚相会的三岔路口，一直都是文化交融的前哨。

交融让西藏文化广博而厚重；

交融让西藏文化丰富而多彩。

对那些只看到西藏文化独特性的人，我只能说：“你们对西藏的了解，实在是太浅薄。”

文化在相互交融，基因也一样在互相融合。

在学者眼里，卡若人代表着——从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

曲贡人代表着——西藏高原本土的土著居民；

藏北人代表着——北方草原南下的游牧群体。

这三大族群交融，共同构成了藏族的血脉基础，他们今天藏族人真正的祖先。

因此，西藏无论从文化特征上，还是从血脉传承上，都是一处交融之地。

新石器时代这三个遗址集群，构成了西藏早期文明的“三国演义”，但这个“三国演义”讲述的不是互相争霸，而是相互融合。

下一讲，我们要跨域漫长的历史时空，从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部落联盟，讲讲吐蕃文化的源头，讲讲那个从天而降的首领。

参考书目：

[1]、 《卡若考古四十年祭》_侯石柱；

[2]、《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_童恩正；“卡若遗址已有十余个放射性碳素鉴定结果，早期距今4655±100年(树轮校正5555±125年)——4280±100(树轮校正4750±1145年)，晚期距今3930士80年(树轮校正4315±1155年)。”

[3]、《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_汤惠生；

《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_杨曦；

（在曲贡遗址中还见到有鱼骨，“当是曲贡文化先民食用拉萨河无鳞鱼的证据”。）

[4]、《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_王仁湘；

[5]、《西藏带柄铜镜补论》_吕红亮；

《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_霍巍；

[6]、《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_石硕；

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卡若遗址中唯一可确定的饲养动物品种是猪，而曲贡遗址可确定的饲养动物品种则有耗牛、绵羊和狗。这种饲养动物品种的不同，足以显示卡若遗址的居民同曲贡遗址的居民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明显差异，即曲贡居民的牧业水平与牧业成分要远远高于卡若遗址的居民。

[7]、《论西藏史前农作物的两个问题——以卡若遗存为例》_李永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地处雅每藏布江中游的昌果沟遗址出土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古青稞、古小麦、古粟(Hordeum vulgare L. var. nudum)、  (Triticum aestivum L.)、(Setaria italica L. Beauv)等早期作物遗存，表明小米等粟类作物在“卡若文化”时期之后仍在高原种植。

不过昌果沟遗存与卡若遗存略有不同，一是二者在年代上的早晚差异；

二是前者与小米共出的还有青裸、小麦等物种。

对此，傅大雄教授提出三点看法:

1、昌果沟所出粟类作物再度表明，粟是西藏高原长期和普迫栽培、而且是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

2、昌果沟古青裸的发现表明，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已与以“麦”(青裸)为主的西亚农业文明有所接触，且青棵在高原农作物中具有独特的适应性；

3、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粟与青稞的混合农耕，最终演变成为以青裸为主的西藏近代农耕，从而取代了高原早期的单一作物粟。

[8]、《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_石硕；

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的起源地是我国的华北地区。因此，关于藏北石器文化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最主流的意见是华北起源说，认为藏北地区的细石器是‘从华北向西传播过程中，大概沿黄河上游也向南传播，一直到喜马拉雅山下的聂拉木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