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79】乔治·保罗·梅欧：《性学三论》| 我们都是“小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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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05年
作者：[奥地利] 弗洛伊德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文文稿

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性”。这个话题即便是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也有许多讨论的禁忌。人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讨论的时候就加倍小心，生怕触碰到一些主流社会讳莫如深的道德边界。

但历史上的确有人曾经对这个问题发生过强烈兴趣，进行过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他们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当属二十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依德。弗洛依德从人类的性取向出发，尝试寻求一个新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他想知道，人的性取向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受后天的影响而形成的？弗洛伊德的分析与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争取同性权益的运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乔治·保罗·梅欧，一起来解读一下弗洛伊德的名著《性学三论》。

一，所谓“反常”的性取向

大家好，我是乔治·保罗·梅欧，现在在哈佛大学任教，研究范畴包括人类学与非裔美国人研究。

1856年，弗洛依德出生于奥地利帝国的佛莱堡。1873年，他考进了维也纳大学，主修医学和神经学。在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维也纳。1886年，他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同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临床实践，开创了被他称之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和疗法。精神分析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来治疗心理健康障碍。

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兴起了对“性”的科学研究。这与当时欧洲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方说，那时的维也纳，柏林，或者是伦敦，都有很多关于性方面的记录。比如说，卖淫活动一般在城市的哪些地方进行？又或者哪些妓院里可以进行同性关系的交易？哪些地方能容许跨性别的存在？

当时，异性恋家庭本身被认为是理想的模范。同性恋及跨性别的行为自然都被认为是“反常”的行为。而当时的医生与学者都很想搞清楚这种复杂的现象，尝试去把这些现象加以分类，并了解这些行为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他们想知道究竟为什么一个人会成为一个娼妓，或成为一个同性恋者？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是达尔文学说大行其道的时代。1859年，当时弗洛伊德大概三岁，达尔文在那时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主张。他的想法在科学领域有很深远的影响。当时很多研究性的学者都受到了达尔文的影响，相信一个人会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会成为一个变性人，背后都是由一些生理因素所决定的。

弗洛伊德对于这样的解释不太满意。举例来说，如果性本能真的有生理上的起源，那么它到底是受遗传的影响、还是被其它天生的因素所决定的？这会不会有什么其它的因素在里面？我们一些童年的经历会不会比遗传因素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恰恰因为弗洛伊德不满意原来的假设，所以他尝试从人类童年时的心智发展过程着眼，试图找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与其性欲或性取向之间的相关联系。他把这些研究成果整理为三篇论文，并以《性学三论》的书名，在1905年首次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性学三论》里面有三篇论文，在这几篇论文里，弗洛依德花了大量篇幅驳斥那些在当时很流行的观点，比如认为某些性倾向和欲望是一种疾病，或者是一种堕落。书里的第一篇是针对所谓“性反常”的现象而写的。我们可以在书的开首就看到他的论点。他认为我们必须先把性本能和性对象区分开来。所谓的性本能，意思是一种冲动，这个词其实是从德语里的“性欲”翻译过来的。这个词里包含一个表示驱动的动词。换句话说，性本能就是一种驱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跟性对象本身没有必然关系。性对象指的是一个人在性方面被另外一个人所吸引。换句话说，性对象也就是在性方面把你吸引住的这个人。这个区分尤其重要，因为它把吸引我们的这个人和性本能给分开了。弗洛伊德认为性对象是次要的，真正关键的其实是性本能。

一旦我们把性对象从性欲本身剥离开来，我们就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所谓正常与反常的边界。弗洛伊德认为，一个特定的男人对另一个特定的男人有性冲动，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男人在性取向上是反常的。这些人在日常生活的其它方面往往都非常正常。人们之所以会说这种行为反常，是因为大家在用社会主流的两性价值观来评判。而根据弗洛伊德的临床经验，在日常生活的其它方面行为异常的人，往往也会有异常的性癖好。因此，他总结说，“性反常其实是人类性本能的一种原始和普遍的状态。”

恰恰是在这层面上，弗洛伊德把所谓“反常”的性行为给“去病态化”了。也就是说，他质疑了对于所谓“反常”的一些固有成见，成功把这根深蒂固的观念给拆分开来，再加以分析。

如果说，人类普遍都有性反常的一面，那么这种反常的性质，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因后天社会而形成的呢？弗洛伊德的想法是，这其实不完全是生理上的，也不完全是社会性的。它处于二者之间。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目光转向了人的童年成长经历。

二，婴儿有没有性取向？

《性学三论》的第二篇论文针对的是婴儿的性取向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婴儿期并没有被看成是性成长的一部分。人们以为，性取向是要到青春期才真正发展出来的。但弗洛依德却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他不相信我们在婴儿期和青春期之间真的在性取向方面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他认为，我们从婴儿期就发展出自己的性取向，并且与以后的发展阶段存在连续性。因此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它的发展。这个论断非常关键。

在这样的前提下，弗洛伊德把焦点集中在婴儿的性取向问题上，并把人的成长分成五个发展阶段。他把人的性欲称呼为“力比多”，认为在每个发展阶段，我们的“力比多”都会集中在一个不同的性敏感带。只是在早期的发展阶段中，我们的“力比多”还不像成年的性欲那样成熟，并不由我们繁衍的本能所驱动。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我们在经历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创伤，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一个精神发展平衡而健康的个体。但如果一个儿童在其中某一个阶段有过一些创伤经历，那他的心智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这些创伤会在小孩长大成人以后表现出来：比如像依存症和忧郁症等，就是早期发展阶段创伤的体现。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口欲期”开始的。在这个阶段，本来母亲的乳房是婴儿出生后几乎能让他实现所有满足感的东西。在这个阶段里，乳房被替换成吮吸的手指。婴儿的这个重复的动作，已经不再代表摄取营养的快感，反而开始跟性快感产生了一点点联系。

在从出生到一岁之间，我们通过口腔来感知和探索世界。对于婴孩来说，如果他过早的断奶，这就会变成创伤，导致婴儿对口欲有特别的迷恋，吮吸手指的习惯有可能会被保留下来。在经过了“口欲期”之后就到了“肛欲期”。在这一阶段，我们开始对肠和膀胱有了一定的控制。也就是说，孩子会停止使用尿布并开始学习使用厕所。就像口欲期一样，如果一个儿童在这一阶段受到了创伤，就会对其日后的性格和行为举止产生影响。

在“肛欲期”之后就到了“性蕾期”。在这一阶段，孩子会开始注意到不同性别间的差异，并开始对他们的父母产生浪漫性的依恋。男孩会依恋自己的母亲，而女孩则会对她们的父亲产生爱意。这也是弗洛依德最著名的一个概念，即“俄狄浦斯恋母情结”。这个名字取自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剧中的主角俄狄浦斯无意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性蕾期”之后是潜伏期。在这一阶段，孩童通常会意识到他们对父母的性欲是无法满足的，所以他们会学会放下这些欲望，并开始把自己与和他们同性的家长联系起来，将精力集中在自我认知的发展之上。

经过了前面的四个阶段，一个人最终会进入青春期，又或者说“生殖期”。在这一阶段，性冲动会投射到家庭之外。人们会寻找可能的性伴侣。

关于婴儿性取向有很有趣的一点。那就是小婴儿不会单单预设身体哪个部位才会跟性有关。我们一般会把性想象成一种以生育为本的行为和欲望，或者把性取向等同为生育能力，认为与生育无关的快感都是反常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讲法，那弗洛依德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之中任何人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反常，因为我们儿时都会用全身各个部位来获得性快感。比如说，喂哺母乳，哄他们睡觉也可以让小孩产生快感。可以说，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快感是明确属于性的。

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性敏感部位，像是口腔、手掌等等也可以是性快感的来源。而且，他认为我们并没有在长大的过程中就此摆脱掉这些快感。这就引导到了他这本书的第三篇论文。这篇论文说的是关于性取向在青春期时经历的转变。他认为，我们并没有丢失这种从身体各个部位得到快感的能力。比如说，性爱的前戏其实就是要调动起所有这些性敏感的部位。

而对于刚才讨论到那些受到创伤，停留在“口欲期”、“肛欲期”或“性蕾期”的人，他们会发展出所谓“反常”的癖好。

但对于那些依然停留在某个阶段的人，它属于一种暂时的延迟。相比于与正常的发展，这些人会停留在和婴儿期相关的性敏感部位，从这些部位得到满足感。按照常规来看，这本身很反常，让人以为他们在做一些反常的行为。

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看，其实这里所谓“反常”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婴儿长大过程中的一部分。从这一论点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弗洛伊德这一论断的本质，实际上是在质疑所谓“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区隔。

他在书的第一部分里总是会用“什么事物看似正常”或者“什么东西表面上正常”来做描述，而且他用“反常行为”这个词的时候都会加上引号。这种写法显然是要特别针对当时那种普遍的认知，希望纠正当时的人认为正常和反常两者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的这种认知。通过模糊婴儿和成人之间性取向的边界，通过模糊“异常”与“正常”之间的边界，《性学三论》完全展现了欲望本身的复杂性。

三，反思，以及反思的反思

弗洛伊德的理论最直接的影响自然是在精神分析学方面。他被誉为精神分析学之父，开创了一种针对性取向的新的研究方法。在他去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分析方法还是很有影响力。

他在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贡献很大。比如说，雅各·拉康的著作就回顾了弗洛伊德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性取向的著作，并试图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性取向？”；“有没有一套可以明确称为‘性行为’的行为呢？”拉康得出的结论和弗洛伊德非常不同。对拉康来说，性终究只是一个标识。他只是一种用于组织的标识，这个标识被用来把我们的欲望，把我们的取向塑造成一种秩序，用来指代这种我们自身追求的对他人的欲望。

尽管拉康跟弗洛伊德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于弗洛依德的细致的“重读”而建立起来的。

除了拉康，另一个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重要人物是威廉·里斯。他在1936年出版了《性革命》一书，其中吸取了弗洛依德对性取向的见解，并将他的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需要各种抑制性的力量，因为它需要利用压抑的方式，维持俄狄浦斯式的父权结构。

在弗洛伊德看来，似乎所有的婴儿都多多少少存在俄狄浦斯情结。这大概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广为人知、也最广为人诟病的一个结论了。这一说法引起了一些社会人类学家的关注，为验证其可靠性，人类学家们将讨论的切入点放在了“普遍性”上。

有关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弗洛依德是不是在谈论一种普遍的现象呢？其实弗洛伊德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他在讨论文明的时候，到底具体指的是哪一种文明呢？是人类文明，还是只是说西方文明呢？

如果恋母情结、以及弗洛伊德在西方社会中观察到的其它一些性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人类行为，那么，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区文明中也应该会有类似的现象。于是，人类学家开始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中做相关调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得出了与弗洛伊德非常不同的结论。

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公共人类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她到了萨摩亚群岛去研究当地人的青春期。她特别留意去观察萨摩亚岛的青少年，看看他们是否也会像美国的青少年一样，经历那种青春期的躁动不安。最终，她发现当地的青少年跟美国人所经历的成长过程截然不同。她的研究说明了很关键的一点：青春期只是一种文化建构。

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伦敦政经学院的马林诺夫斯基曾在一战期间，到特罗布里恩群岛做考察。他想看看那里的人有没有俄狄浦斯情结。他到了一个和自己原生文化很不同的地方，尝试去验证弗洛伊德的一个假设。而特洛布里恩群岛是一个母系社会。这一点特别有趣，因为他们其实意识不到父亲在繁衍时候的角色。他们那儿对生育有另外一种信仰，认为是神灵让人受孕生子的。在那种情境下，父亲就不一定能在恋母情结里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所以恋母情结本身是不是适应在所有文化之中？这一点启发了很多更深入的研究。

然而，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了更大冲击的，是几十年之后另一位对性学和哲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米歇尔·福柯。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柯出版了《性史》。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对福柯有很大的影响。福柯对于精神分析持有一种很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所有这些关于压抑的说法其实都没有根据。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里看到的不是压抑，而是煽动。他认为现代社会在煽动中衍生出一套话语，目的是激发那些背离社会规范的人做忏悔。

虽然福柯的出发点是批判和否定弗洛依德的某些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但有趣的是，他在有意无意间采取了一种和弗洛伊德非常类似的思维路径。作为性学研究的学者，二人都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生理层面的“性”，而是从这发散开去，试图发掘“性”与社会、与政治、与价值观等多个维度的关联。换言之，对他们而言，“性”不只是“性”，它牵涉的层面太多了，代表的意义也太复杂了。

就像弗洛伊德一样， 福柯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析。福柯的出发点是要理解为什么性取向在当代政治中会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想分析性取向为什么与一个人的主体性有关联。他在落实自己的分析时，却没有只关注性取向本身，反而有意识的把它“去中心化”。换句话说，他没有刻意去关注性行为，或者与同性之爱相关的幻想；反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入手，质疑把性取向细分的意义。这一点其实在弗洛依德的著作里就已初见端倪——他已经在质疑到底有没有一种本质上属于性的东西。

福柯的研究为酷儿理论提供了很坚实的基础。所谓酷儿理论，是从批判的角度研究生理性别，以及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等问题。追根溯源，酷儿理论中的许多议题其实都是在回应和反思《性学三论》里的主张。

酷儿理论其实是从一系列非常世俗的情境衍生出来的。地下俱乐部、酒吧、夜总会，还有后街小巷——只有这些地方才能孕育出酷儿文化，或是一种对于主流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八九十年代的纽约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来自曼哈顿的人和来自布鲁克林的人可以在这些地方以匿名的方式邂逅，进行相对而言跨越阶级、种族和社会地位的交流。但这种邂逅毕竟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整个过程往往是秘而不宣的。

除了邂逅，他们也有其它一些交流方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久而久之就催生出日常世界之外的另一个潜隐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有那些差异，那些阶级都不再那么重要。这个世界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借此反思社会对于性别问题的成见。比如，性取向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体面？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成功？而学术界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异性恋父权社会的缩影？

这些学者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酷儿理论家”。他们试图抨击以异性恋为主导的父权社会，尝试为同性恋者和其他少数群体争取权益。

有趣的一点是，尽管酷儿理论的诞生与性少数的权益有关，但它本身其实也质疑性取向是否是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悖论就在于，酷儿理论本身似乎就诞生于一种稳定的性别身份之中，但随着批判性思考的深入，就必然要重新思考这种稳定性是否成立。性取向是否是一成不变的？所谓身份认同，是否就意味着一种政治组织的形态？

现在新的酷儿理论更多是指酷儿这种行为，而不是身份认同。酷儿本身的意思就是混乱怪异，我们以往很容易会觉得性取向本身是固定不变的，现在的酷儿理论则颠覆了这个概念。可以说，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其实就已经开启了类似的论调。所以弗洛伊德现在在很多酷儿理论家心目中地位还是十分重要的。

换言之，新的酷儿理论有意识地要把性取向的问题“去中心化”，不再将性取向视为一种抽象的身份，而把它当作一种具体的实践。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向，从某种上来说是一种“反思的反思”。如前文所说，弗洛伊德和福柯都不将“性”视为一个封闭的、生理性的研究对象，而是试图看到性问题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价值观的关涉。对他们而言，性意味着性以外的许多东西。尤其是在福柯那里，性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甚至是提纲挈领式的核心议题。

而受弗洛伊德和福柯启发的酷儿理论，一方面延续着这种以性为观测角度来剖析更广泛深刻议题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警惕着另一种倾向：那就是让性取向承担许多额外的社会意义，把它变成僵化的身份类别。简单而言就是说，性取向诚然不只是性的问题，但性取向也不应成为所有问题的投射，尤其不应该成为一种抽象的、固化的身份标签。

在福柯等人的影响下，现在全球各地都有学者在做有关日常规范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比如，大家会探讨国家如何试图把性取向稳定下来，让民众以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有人会说：“是外国人带来了这些不良的性取向”，或者是“如果我们让国外的同性文化渗透到我们国家，就会毁了我们的孩子。”而与此同时，有些政治家则会反过来说：“如果移民把别的国家那些保守的性观念带进来，那我们就要失去性解放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了。”无论他们的论调具体是怎样的，这种现象都很让人担忧。

更让人沮丧的是，有时不单是保守派在加深这种对性取向的狭隘理解，即使是自由派，有时候他们也在传播这种对性取向的迷恋，仍把它视为是一种身份。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值得从政治的角度重读弗洛依德的作品，更深入的了解酷儿理论，然后再加以反思，想想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更包容的方法，去纠正这种把性取向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狭隘观念。弗洛伊德在这问题上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把性取向看成是我们主体形成的关键。

终其一生，弗洛伊德都在探寻神秘而深不可测的人类心智。尽管他的许多理论如今已经被移除出了主流的心理学教程，但他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建构、他提出性学的关键性问题，都带给现代心理学研究很大的启发。其中最具开创性的讨论，便是对此前关于性取向的“先天-后天”、“正常-反常”的二元对立讨论框架的突破。

《性学三论》提供了一种出发点，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同性权益运动提供了肯定性的依据。他的观点总括起来其实不很复杂，就是我们不能把行为简单分为正常与反常两种。这种认识意味着我们不应把同性行为当成疾病来看待。他的观点并不是说有什么同性恋、异性恋之分，而是你我多多少少都有点同性恋倾向，只是一个或多或少的程度问题。这就是在试图动摇之前那种性取向的分类法。

《性学三论》告诉我们，“反常”其实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潜伏于所谓的“正常”行为之下。这世上或许并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正常”或“不正常”，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面，没准儿都住着一个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小变态”…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期节目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许止峻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ry Davis, Galen Beebe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