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 第16集 拗相公（下）

几周内整肃御史的工作完成了。连同去年被免职的御史，去职的人达到十四个，十一位御史台的人，三位是宫中的谏官。司马光用肯定的语气警告皇上。 

只有王安石、曾布、吕惠卿拥护新法，整个朝廷都反对他们。“陛下要靠这三个人组织政府和国家。”韩琦与张方平二月去职；司马光拒绝担任枢密使，那个月就被贬官；范镇已愤怒离京。九月里原本犹疑不决、曾偏爱新政的赵悻决心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几个月之后，认命、沉着、曾把王安石得势归于“天意”的老臣曾公亮也提出辞呈，以老病为借口，其实是被批评者的炮火轰走的。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正式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居群臣之首，地位不可动摇。次年七月欧阳修辞去一切官职，闲居归隐。

现在苏东坡写了他那封著名的九千字“上皇帝书”，打算接受免职的命运。他和司马光、范镇曾并肩作战，司马光和范镇都一怒而去了。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亲戚关系，曾在前两位皇帝手下任职中书省。他外貌肥胖温和，内心却如钢铁。他临走在辞呈中说：“陛下有纳谏之贤，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皇帝上朝的时候把信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面孔铁青。站在附近的人说，大家都看到他手握状纸，气得发抖。

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被派往陕西的偏郡去任职。他来不及推拒。他和王安石交换了三封诚挚而严苛的私函，终于完全翻脸。皇帝还希望他留在京师，他一再告诉百官，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就不会犯大错。皇帝一再要他回京师，司马光都拒绝了。他忠言已尽。如果皇帝不听劝，硬要骑一匹倔骡子去找死，他也无能为力。他决心辞官归隐，简直压不住满腔怒气。他上书给皇帝说：“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起到神宗的十六年间，司马光一心闭门写作，终于完成他九年前已经动手的史学名著。后来神宗罢黜王安石，想叫司马光回去任高官,他的回答仍是神宗肯不肯改变经济政策，于是两派政治思想屹立不屈，始终无法更改。但是哲宗初年，王安石去世， 司马光身为宰相，临死却说：“王安石不是坏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固执，尽量谥给他一切高贵的荣衔吧。”

苏东坡的九千字“上皇帝书”非常重要，可以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充满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夹着冷静、 简明的推理。有时候沮丧、严苛、挑剔、直爽无比； 有时候却徐徐辩论，引经（孔孟）据典，引史例来支持他的理论。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动和悲哀。一月里他面见皇上，皇上称赞他的“议学校 贡举状”，要他“拍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就直接遵守他的旨意。当时高官都已去职，时机对他不利，他最后一次奋不顾身劝皇帝改变意思。他知道自己若不遭大祸，也会被免职。

在近代读者眼中，最重要的两大论点就是孟子所谓君权民授，容纳异见和批评的问题。苏东坡警告皇上，君主不是靠“神权”当道，而是靠人民的支持。 要皇帝当心！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僻。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 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道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君主若不许人自由发表意见，他怎能得到民心呢？苏东坡接着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上不同意的原则，台谏制度就是此一原则具体的表现。苏东坡认为，好政府要靠异议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根据各党异议的原则而存在。我相信苏东坡若生在现代，一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认为不民主。他知道盘古开天以来，没有两个人看法完全一样，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在家、在国、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苏东坡又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 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 ‘‘

我相信没有人把台谏存在的理由和其中包含的原 则说得比苏东坡这封信更清楚。自由、无阻、无畏的台谏议论就代表自由的舆论：

“夫弹劾积成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 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 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 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 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C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 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比较今昔的舆论状况：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舆，台谏亦舆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仇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研究比较各朝的政府制度，阐明台谏存在的理由。此处他大展策士的鸿才，内容渊博，说理有 力，见解深刻：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我朝）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 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 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惜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劝皇帝不要用权势逼人民屈服。他再度提到恢复肉刑的传说。几百年前，政府曾以各种肉刑来惩罚罪犯，包括墨、用、荆、宫四刑。这些不合人道的刑罚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废除了。宫刑则在公元六百年才废止。多亏苏东坡这两封信，宋朝才没有恢复酷 刑。谣言一天天增加：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 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商业痪瘫，价格高升；近自京师四周的省份，远到川蜀，谣言纷纷，民心沸腾。连山区也行酒禁。僧尼被捕，财产没收，军人和官吏的薪俸都减少了：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 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 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 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他相信皇帝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他应该能 由大臣的辞职看出公议的倾向。他一再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然后回到本题，说皇帝行新政已失去民心，公议都反对他和现在的政府。

这封信没有回音。三月苏东坡又写了第三封信。此时皇帝曾下令禁止强摊贷款，但是不打算废新政。 苏东坡引孟子的话说，这就象偷鸡贼有心改过，却打算每个月偷一只鸡。他自熙宁四年（1071年）一月开始担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出了一道乡试。题目是“论独断”（全文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非常生气，使情况更糟。

苏东坡立刻被免职。不出所料，皇帝有心善意接受他的劝告，奸佞小人却可以找些莫须有的罪名来整他。王安石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把法律的巨轮转向苏东坡。有人谣传他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图利。朝廷派官员到苏家兄弟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军人和仪官收 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的买了不少家具、陶瓷，但是 没有非法的行为。差人回来说：没有发现什么，如果找得到，他们一定会带回来才对。

他写信给当时住在四川的小舅子（王箴）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幸所疾 久矣。然措摭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老家之前，皇帝曾对他说： 、

“我觉得苏轼人品不好。也许你高估了他。”

“陛下是指苏轼的弹劾案？ ”司马光答道。“我比较了解他。陛下知道谢景温是安石的亲戚，此案是王安石发动的。苏轼并非十全十美，但是他比隐瞒母丧的禽兽李定可强多了。”

根据作官的考绩苏东坡该任太守，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和谢景温不赞成，要他担任偏郡的判官； 不过皇帝把他改派到丽都杭州去作通判。对御史的控告苏东坡连答辩书都懒得写。他让调查员去查个痛快，自己则带着家眷到杭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