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 休谟难题二：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

 休谟难题二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

⼀、知识点

1、弗洛姆：

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后来从德国移居美国后仍然保持与学派的联系。毕生致力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他企图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跟人本主义的学说。弗洛姆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1980年弗罗姆在八十岁生日前五天于家中去世。

2、择业：

择业，是择业者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能力，从社会上各种职业中选择其中的一种作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过程。

择业是当前很多人面临的一项难题，尤其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找工作又要专业对口，又要薪水高，又要待遇好。所谓择业，就是择业者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能力，从社会上各种职业中选择其中的一种作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过程。任何已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要进入社会职业领域选择特定的职业。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择业者不仅要考虑到个人的需要、兴趣、能力等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

3、亨廷顿：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年)又译赛缪尔·杭廷顿，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却又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早年是文武关系研究(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奠基者。后来，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学界关注。

二、金句/精华笔记

1、儒家的价值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是中国人，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理性论证出来的，而是孔子说的叫推己及人。

2、运用理性来把某些民族向来追求的利益看成不合理的。某些民族他向来追求的利益是普适的，适合于全人类都应当追求的。

三、全文逐字稿

我们再来看修木难题二。修木难题二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因为按照迪卡的原则，我们运用理性不光可以解决知识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道德问题。怎样的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他应当得到理性的论证。假如李欣能够论证某种社会生活状态、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善的制度就是一份善的价值理性能论证吗？修模是这么提问的。

修木难题二，用英语来表达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英国人，他用英语说话。修木这么问了， how to how 就是一个疑问词了，如何 how to derive out from is？这就是修木难题二的英语表达。我们知道有一个动词短语，在英语当中有个动词短语叫 derive from，学过英语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词了， derive 就是推论弗洛姆就从什么什么当中， deliv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从什么当中推出什么来。好现在的修模问题这么问的， how to derive alt from is 这个 out o u g h t alt 在英语当中本来是个情态动词，应当是吧，应当现在修末的做法是什么呢？仿照了德语的做法，在德语当中所有的名词，不管这个名词在句首还是句子中间还是句尾，第一个字母总是大写的，学过德语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看德语的一句子，你马上就能辨别这句子中哪几个是名词，它只要第一个字母大写，它就是名词。现在把奥特的第一个字母 大写了，那就变成名词了。

is 此动词 ToBe 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是吧？ ToBe to be 是原型动词，第三轮称单数形式叫is。黑叶子的 t 恤，他是一个老师这个叶子，现在把这个动词叶子的第一个字母也大写，也让它变成名词。好。 alt 变成名词了，叫应当。 is 叫存在。how to derive alt from is。

如何才能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来？择业的话，这句子就这意思，把它直接的译成汉语修末。问题二就是如何可能从存在中推出应当，应当牵涉到价值是吧？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什么义务，如何从存在中推出义务？关于存在，我们可以获取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判断吗？推得出来吗？假如理性还能做第2件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可以论证哪一种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理性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从什么存在中推出应当来。

关于存在我们固然能做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说我们人类的生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我们更简明地说，就莫等于再问。一系列的科学知识都给出了事实判断，事情是怎样的，是吧？我们从事实判断当中推得出价值判断吗？比方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叫社会科学，他给出一系列关于经济现象、经济运动的知识，精细存在，你可以对它做出 knowledge 知识来。但是我们倘若问精细学家，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当这样展开吗？这样展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些学家当然要拒绝回答了。

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在描述资本运动，并且寻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人类生活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件事不归我管。科学总这样回答，但是资本最生存好的还是不好的，确实向来是什么一个真实的问题，对不对？就像我们的改革，三年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开始服从资本的逻辑来从事经济，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可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个什么价值判断。

那么我们就给价值判断了，给了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夹杂在里边了吗？中国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办？一方面要描述资本运动的古逻辑，一方面要给予赋予它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果进去学校发现这件事不归我干，很尴尬，一切社会科学都处在这个尴尬当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他当然自诩自己为科学的，但是他又发现他所研究的这个对象，经济制度、法的制度、政治制度同时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的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接受他，这个制度就不能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存在，首先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价值上认同了这个制度。是不是这样？这里边有价值判断在里边，我认同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认同是价值认同，然后再去描述它。近期学把这个前提撇开了，但它总是存在。

修摩南提尔非常厉害，他择疑了什么？这一类理性在价值的领域当中能不能被运用？而价值的问题是失踪人类生活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冠妾，他偷窃他人的钱包已经几十年了，经验成熟，在事实判断上他能力很强。这一次他登上一辆公交车，他发现边上有位老人站在那里，这个老人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判断就是里边有个钱包，按照他作为关切所形成的偷盗是否能成功，这个姿势他足够了。他按照周围的环境条件，他就发现本次的行且一定成功，它可以给出一个知识性的判断，这一次一定成功，不会失败，这是个事实。判断来了，但是他突然发现站在他身边的这个老人衣衫褴褛，一看就是个穷老头，跟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突然一个问题从他心中产生了，我该不该下手呢？倘若我下手的时候，我简直是在偷盗我穷父亲的钱，我的父亲跟这个老人一模一样。

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本次行且是否成功的判断，而是应该不应该行且的价值判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看到边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的穷父亲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问题，我应该不应该把他那个钱包拿掉？他发现如果他的手伸向这个老人的口袋，仿佛在伸向自己父亲的口袋，请问他这个价值问题哪里来的？儒家的价值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是中国人，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理性论证出来的，而是孔子说的那个人叫推己及人。所以梦晨那句话说对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推己及人，这不是一种理性论证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它发端于儒家，从孔子开始的，然后孟子发挥了，或者有阳明讲梁志了吗？这哪里是理性的结果？理性推论的吗？不是。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否能用理性来加以论证？熊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么厉害的一个问题，理性能否运用在价值领域当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理性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慢，这就提出了一个价值理性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我们改造自然界就自然科学有这个能力。现在的技自然科学的运用叫技术科学更厉害，我们把这地区改的面目全非了是吧？我们上海地底下地铁纵横交错，我们真会改造世界。理性这种用法叫工具理性，很成功。笛卡尔原则起来之后的西方科学不断的发展运用于生产中，那叫技术。我们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技术改造的关系，成功了，但这个理性与价值无关，工具为了人类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理性的成就是在工区的领域当中确凿无疑。我们有了IT学技术了，我们手中有手机有iPad，理性真是充分发挥它了，但发挥出来的叫工具理性加车理性成立了吗？现在是价值理性空槽。

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伦理价值问题，现在不再是个追求真理的领域，而是个相对主义的领域。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可以彼此不一样，你保留你的价值观，我保留我的价值观。不要说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现在是不是都在这么想叫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这里似乎已经没有真理的可能性了。休莫如此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能否做到让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起作用，增进人类的利益？我们是否在利益的领域当中也让理性起作用？哪些利益是值得追求的？哪些利益是根本不应当追求的？假如理性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普世价值、跨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全世界共同认同的价值。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解决什么？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你阿拉伯伦为什么要坚持你这种生活方式？你的立业诉求在理性上站得住脚吗？假如我们这样来追问，不是要寻求价值理性吗？运用理性来把某些民族向来追求的利益看成不合理的。某些民族他向来追求的利益是普适的，适合于全人类都应当追求的。你能认证这一点吗？假如你能认证这一点，你就解决了亨廷顿那本书所提的问题。亨廷顿在20世纪 90 年代发表了他的一本国际政治学的著作叫文明的冲突，预言了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就是文明的冲突。我们能消解文明的冲突吗？用理性来消解他全世界能思维的头脑在联合国的号召下集中起来探讨，最后给出了普世的价值，用理性冷认真的，所以你印第安人，你非洲部落放弃你们那些价值，因为他在理性上站不住脚，一一的跟他们讨论，最后形成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这件事可能吗？这件事可能吗？怎么问的？

how to derive out from years？

这就是修模问题。

课程金句

课程文稿

我们再来看休谟难题二。

休谟难题二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理性的可能性问题。

因为按照笛卡尔的原则，我们运用理性不光可以解决知识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道德问题。怎样的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它应当得到理性的论证。假如理性能够论证某种生活社会生活状态、某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善的制度，就是一份善的价值。

“理性能论证吗？”——休谟是这么提问的。

休谟难题二，用英语来表达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英国人，他用英语说话，休谟这么问了：“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

我们知道在英语当中有个动词短语叫derive from，学过英语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词了。derive就是推论，from就是从什么当中。 derive sth. from sth.，从什么当中推出什么来。

好，现在的休谟问题是这么问的：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Ought”在英语当中本来是个情态动词，应当。现在休谟的做法是仿造了德语的做法，在德语当中所有的名词，不管这个名词在句首还是句子中间、还是句尾，第一个字母总是大写的，学过德语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看德语的一句句子，你马上就能辨别这句子中哪几个是名词，它只要第一个字母大写，它就是名词。

现在把ought的第一个字母o大写了，它就变成名词了。is是动词to 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Tobe是原型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叫is，He is ateacher，他是一个老师，is。现在把动词is的第一个字母也大写，也让它变成名词。好，ought变成名词了，叫“应当”，Is叫“存在”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如何才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来呢？直译的话这句子就是这个意思，把它直接的译成汉语。

休谟问题二就是：如何可能从“存在”在中推出“应当”？“应当”牵涉到价值，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义务”。如何从“存在”中推出“义务”呢？

关于存在我们可以获取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判断吗？推得出来吗？假如理性还能做第二件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可以论证哪一种社会制度是符合道德的，理性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来。

关于存在我们固然能做知识，关于存在的知识中推出我们人类的生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我们更简明地说，休谟等于在问：一系列的科学知识，都给出了事实判断，事情是怎样的，我们从事实判断当中推得出价值判断吗？

比方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叫社会科学，它给出一系列关于经济现象、经济运动的知识，经济存在，你可以对它做出knowledge，知识来。

但是我们倘若问经济学家，人类的经济生活应当这样展开吗？这样展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经济学家当然要拒绝回答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在描述资本运动，并且寻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人类生活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件事不归我管。科学总这样回答。

但是资本主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像我们的改革。30年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开始服从资本的逻辑来从事经济，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可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

那么我们就给价值判断了，给了，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在里边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办？一方面要描述资本运动的逻辑，一方面要赋予它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果经济学家发现这件事不归我管，很尴尬。

一切社会科学都处在这种尴尬当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它当然自诩自己为科学的，但是它又发现它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制度、法的制度、政治制度，同时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接受它，这个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存在，首先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价值上认同了这个制度，这里边有价值判断：我认同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认同是价值认同，然后再去描述它。

经济学把这个前提撇开了，但它总是存在。

休谟难题二非常厉害，它质疑了理性在价值的领域当中能不能被运用。而价值的问题是始终人类生活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惯窃，偷窃他人的钱包已经几十年了，经验成熟，在事实判断上他能力很强。这一次他登上一个公交车，他发现边上有个老人站在那里，老人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判断里面有个钱包。按照他作为惯偷所形成的偷盗是否能成功这个知识他足够了，他按照周围的环境条件，他就发现本次的行窃一定成功。他可以给出一个知识性的判断——这一次一定成功，不会失败，这是个事实判断来了。

但是他突然发现，站在他身边的老人衣衫褴褛，一看就是个穷老头，跟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突然一个问题从他心中产生了：我该不该下手？倘若我下手的时候，我简直是在偷盗我穷父亲的钱，我的父亲跟老人一模一样。

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本次行窃是否成功的判断，而是应该不应该行窃的价值判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看到边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的穷父亲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问题：我应该不应该把他那个钱包拿掉。

他发现如果他的手伸向老人的口袋，仿佛在伸向自己父亲的口袋，请问他这个价值问题哪里来的？儒家。儒家的价值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是中国人，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理性论证出来的，而是孔子说的那个“仁”，叫“推己及人”。

所以孟子那句话说对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这不是一种理性论证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它发端于儒家，从孔子开始的，然后孟子发挥了，或者又如阳明讲良知了，这哪里是理性的结果，理性推论的吗？不是。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否能用理性来加以论证？休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么厉害的一个问题。

理性能否运用在价值领域当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理性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吗？这就提出了一个价值理性是否可能的问题。

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我们改造自然界，就自然科学有这个能力，现在的自然科学的运用叫技术科学，更厉害，我们把这地球改的面目全非了。我们上海地底下，地铁纵横交错的，我们真会改造世界。

理性这种用法叫工具理性，很成功。笛卡尔原则起来之后的西方科学不断地发展，应用于生产中，那叫技术。我们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技术改造的关系，成功了，但这个理性与价值无关，是工具，（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理性的成就就是在工具的领域当中确凿无疑。

我们有了IT，信息技术了，我们手中有手机，有iPad，理性真是充分发挥它了。但发挥出来的叫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成立了吗？

现在是价值理性空场，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伦理价值问题，现在不再是个追求真理的领域，而是个相对主义的领域。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可以彼此不一样，你保留你的价值观，我保留我的价值观，不要说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现在是不是都在这么想？叫“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这里似乎已经没有真理的可能性了。

休谟如此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能否做到让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起作用，增进人类的利益？我们是否在利益的领域当中，也让理性起作用——哪些利益是值得追求的？哪些利益是根本不应当追求的？

假如理性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普世价值，跨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全世界共同认同的价值。

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解决什么？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

你阿拉伯人为什么要坚持你这种生活方式呢？你的利益诉求在理性上站得住脚吗？假如我们这样来追问，不是要寻求价值理性，运用理性来把某些民族向来追求的利益看成是不合理的，某些民族他向来追求的利益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都应当追求的，你能论证这一点吗？

假如你能论证这一点，你就解决了亨廷顿那本书所提的问题。

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他的一篇国际政治学的著作，叫《文明的冲突》，预言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就是文明的冲突。

我们能消解文明的冲突吗？用理性来消解吗？全世界能思维的头脑，在联合国的号召下集中起来探讨，最后给出了普世的价值，用理性来论证。

所以你印第安人，你非洲部落，放弃你们那些价值，因为它在理性上站不住脚，一一地跟他们讨论，最后形成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这件事可能吗？怎么问的？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这就是休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