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答疑（上）】“圣人”跟“哲人王”有什么区别？

大家好，我是历史学板块主讲人雷博，历史学板块13讲的内容已经全部上线了。最近，小伙伴们收到很多来自评论区和社群的反馈，很多听众朋友对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讨论，也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反馈和很有意义的批评建议，再次向大家真诚致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朋友们的疑问，在这里对用户们的提问，我挑选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集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我能够回答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答疑。

中国历史学这门课，因为它是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内容，而且我们的体量也有限，只有13讲的内容，就不可能进入到大家不太熟悉那些细节当中。肯定都是宏观的线索、重要的人物，那么在这种宏观线索、重要人物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呈现出这个里边，大家之前的学习当中有所不同的内容呢，从我自己角度来讲，我更希望的不是提供多么崭新的知识，而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因为我们说中国历史它在近代以来，在形成一个我们现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感受的时候，经历了古今之变。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呢，比较容易把它讲暗黑，讲虚无，讲成一种历史经验教训，或者哪怕积极一点讲成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把历史当做了一个裁开的对象来对待，其实并没有体现出我们说中国历史、中国文明和我们现代中国人之间最深刻最本质的一个内在联系。

而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一个适合的、准确的历史观非常重要，甚至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资源。这也是我们通过中国历史这个板块，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核心思考。

那么我在这部分的课程当中，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元问题史观，所谓元问题史观其实它也不是一种历史观，而是一个理解历史的态度或者是视角。我们不是一种封闭的、确定判断的这样一种态度对待历史，不是对历史的主观裁夺，而是带着这种敬畏和求索的心态来面对历史，来面对命运。从最根源的层面上去发掘问题、思考问题，去进行有效的提问。

那么在最后一讲当中，我又试图回归到“治理者”表述上来，尝试去把中西文明的历史观理解为一种征服者史观和治理者史观之间的一个差别。

那么从治理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去试图把握中国历史当中的核心气质和关键落脚点，这个也是我们理解中国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视角核心线索，就是从治身心、治家国到治天下、治天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治理者的气魄和胸怀，而这样一种气魄和胸怀从上古一直到今天贯穿始终，直到今天乃至未来的。包括我们在现实当中的各种思考、各种关怀、各种探索，包括比如我们说到的脱贫攻坚也好，碳中和也好，这些重大的历史任务当中，其实都隐含着大治理者的这样一种关怀。

Q1：那么我现在选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跟大家讨论。用户年轻的世界oq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他理想的统治者是哲人王，而中国古人推崇圣人，那么圣人跟哲人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哲人王这个概念，它所强调的是哲人，他首先具备了哲人的身份。他是这样的一个爱智慧、有智慧，这个智慧本身能够通达到一个非常高度的这样一个思想者，而这个思想者本身呢又具备了王的位置，确实跟在中国古代典籍当中所讲的圣王是有相像的地方，包括在中国古人那里也讲到过，圣人有的时候他虽然有通天彻地的智慧，但是他未必有那个位置，有其德而无其位，那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时有发生的。比如在中国汉代的经学当中，就把孔子视作是一个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素王，以这样一种方式给予他一个界定。

那么圣人跟哲人王之间有什么区别？就是圣人的概念，圣人的圣字，我们知道繁体字的“圣”字，它是左耳右口下面一个王，非常强调它的监听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圣人之圣首先他固然有我们说智慧德行的一个层面，但是他的核心特征是他兼听则明，他有胸怀和心量上的包容开阔。

那么“圣”这个概念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指的是有智慧的人，“圣”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圣王的含义，就是他既是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同时他也有盖世的功业，它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具备了这种或者是有统治者的身份，或者是他完成了一个类似于就是大治理者的这样一个功业。

所以我们说“圣”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大治理者，可以说在这一个字当中就同时包含了哲人和王这两个概念的取向。那么“圣”这个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佛教进入中国，在佛经的翻译当中，把佛教修行当中的“圣凡之别”这个观念引入到了“圣人”这个概念里边。所以从唐宋之后，“圣”这个概念逐渐的转变成比较单一的描述人的道德，描述人的智慧，这样的一个意义。

比如说到了明代的王阳明那里，王阳明就认为圣人和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我们说良知的分量。他打了一个这样的比方，就是圣人的良知和我的良知是一样的都是金子，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你成为圣人的方式，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心中的像金子一样的良知不断地提纯，提纯到99.99%提纯到接近100%，这样你就无限接近的圣人了。真实的圣人他不仅仅有纯粹的良知，他有盖世的功业，这个也许是我们普通人达不到的，但是我们普通人呢，同样也可以达到圣人纯度，所以这也就是阳明后学所讲的满大街都是圣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这个概念在后来的中国历史当中，它越来越转变成这样一种以道德以智慧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是圣人和哲人王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文明的对于理想政治的思考和描摹和文明发展具体的方向。

Q2:有小伙伴听友275072478，他想聊聊就是老子，说孔子也很崇拜老子，觉得老子就像龙一样，那么他们的之间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异同？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展开来讲，恐怕不太可能。那么我选一些其中的这种精髓的部分来做一些简单的讨论。

首先呢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的《老子》的版本，它究竟是谁做的？是不是《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当中所讲的老子？这个在学界是有争议的，就是老子的身份本身就是非常神秘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的老子的文献，大家普遍认为，就学界现在一般的认为，他的成书是在孔子之后，是在春秋末期或者是战国早期，从思想的影响的角度来讲，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四位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人精神世界产生了特别重要的核心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孔孟老庄。庄子可以说他的思想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基本的心灵困境，就他把我们中国人心灵当中所处的最核心的困境揭示了出来；而老子对于天道的思考，对于天道和人道之间的这种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底色；孔子是我在这一讲当中讲到的，他是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根源性的精神轴心；而孟子则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澎湃的精神动力。所以这是孔孟老庄四位最顶级的思想家给我们中国人精神世界所做的核心建构。

那么孔子和老子之间的思想有什么最核心的差别？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孔子和老子，其实他们都是尝试从天道的层面上来理解人道，来理解命运，只是他们对于天道的视角不太一样。老子看到的是天道和命运的冷酷无情，那种无情不受人的这种私情私欲所影响的这样一个面向。

所以道家思想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人在这样的一个无情的天道当中，应当如何自处，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个“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顺逆规律，而在其中可以趋吉避凶。

那么反过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他更多的看到的是，天道的这样一个我们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当中所包含的这样一个正大光明至正至善的这样一个面向。所以它更强调的是，人如何可以从天道当中去感受去把握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秩序，这样一种最核心的心灵的力量。

所以儒家强调的其实不是趋吉避凶，反过来他会强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它强调的是人在命运之间的这种抉择和担当。这是我们说儒道二家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天道，理解天命，并由此而给出的自己的这样一种不同的生存策略。

Q3:那么我要感谢一下用户马元辰，他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正确的，就是我在行文当中的疏漏。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开篇，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演义》的开篇，它是杨慎的这首《临江仙》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准确的讲法，它肯定不是罗贯中把它写进了《三国演义》里边，而是清人在编修《三国演义》的时候，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放在了《三国演义》的开篇。

所以这样一个观念，体现出的我们说就是明人，就是明朝人对于大历史，包括三国这段历史的一个感受。同时更体现的是明清易代之后，清人通过三国的这个故事所理解的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感受，就是所谓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大历史当中他们感受到的是苍凉、空茫，甚至是幻灭无奈的感觉。所以我要感谢马元辰指出了这个问题。

Q4:有一位小伙伴社群用户皇甫，他提的问题是施展老师说，北宋以后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那么我在祖宗之法这一讲里面讲的主要是讲以文育武，那么北宋之后中国不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里边可以说是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宋代它有鉴于唐五代在政治制度方面，在文武关系方面的各种问题。所以宋代它格外强调就是文官政治，强调制衡政治，强调监察监督的作用。用宋人的话来讲，要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方式，用制度来防范制度当中可能出现的弊病，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完整而周密的政治内部的一个监察机制。这种监察机制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在监督和制衡皇权，但是在更大的意义上，它其实主要制衡的不是皇权，它制衡的是那些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各种类型的因素。

我在讲唐代的时候呢也讲到，唐代本身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政治动乱的博物馆”，你能够想象到的各种类型的影响和威胁皇权的政治力量，在唐代都曾经出现，而且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宗室、外戚、后妃、宦官、藩镇，底层民变，然后外国入侵，这些力量不断的在皇权的周围涌现出来，然后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后患，这就说明这个制度本身是存在严重的疏漏的。

这是我在那一讲里面讲到唐人因为“不讲究”，所以“不靠谱”。它整个制度当中的千疮百孔，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皇权在其中其实是一个危如雷乱的状况。那么到了宋代之后，特别是经历了唐五代的五人政治之后，宋代首先解决的要用这样一种方式防患于未然，把皇权周围有可能产生撕裂，产生这种影响和威胁的这种因素全部都扼杀于萌芽之中。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在军队管理方面，在军制方面进行了更加精细的这种设计，尤其要做到什么？做到防范武将本身掌控着强大的私兵，他手上有过于强大的这种私人武装力量，导致整个兵士只认他、只信他、只忠于他，这个就对皇权会产生很大的威胁。但也因此会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宋代的军制当中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严重低下的这样一个局面。

宋代以后不是没有分裂，实际上我们看到南宋与金的对峙，其实对于整个中国而言，这就是一种分裂。那么分裂体现出来的就不再是我们说，之前因为皇权受到威胁而导致的这种地缘破碎。它更多的体现出的，是因为中原王朝本身的包括它的组织动员能力，包括它这种战略防守和攻击能力，相对于北方民族王朝的这种薄弱。

所以我们看到在宋代之后，就是辽、金、元、清这几个北方民族王朝都对中原王朝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威胁，这个是宋代之后历史的一个主要的线索和规律。

Q5：用户达尔文拱桥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王安石这样的奇才在当时这么少，是不是他的性格有什么问题而导致他不能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王安石的很多评价，其实是因为经历了南北宋之变，到南宋时期因为这个批评王安石变成了由宋高宗赵构所主导的一个政治正确，还有包括对王安石变法前后的历史有非常严重的污名化，有很多史料是非常不可信的。所以在这些污名化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倾向，就是因为王安石这个人，在个人品性上来讲实在是无可挑剔，他自己的反对派，他的政敌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攻击王安石的地方，唯一能够攻击他的地方就说这个人个性过于的清介，过于的这种就是耿直，清介耿直到了没有朋友。这个表述其实是对于王安石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王安石本人确实他不喜欢官场上面的这种酒肉朋友，郊游、狎妓当时的这些风俗，但是王安石他自己在当时的学术地位、社会地位、名望是非常高的，有很多人是在王安石还没有成为宰相之前就对他推崇备至，而在王安石成为宰相之后，他也吸引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进入到当时的政府当中。

王安石所吸引的这些年轻人当中的，比如说吕惠卿后来跟王安石之间发生了矛盾，有批评者说王安石所经用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小人，后来在写宋史的时候，还把这些新党都打入了宋史奸臣传。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公正的讲法，就吕惠卿这个人权力欲比较大，但是他不能说人家是奸邪，吕惠卿比如说他治理河东、治理陕西的时候，治理水平是非常高的，而王安石所经用的其他的一些年轻的政治人物，本身不论是在他的政治才干，还是在具体做事情的能力，还是在大局观，在战略思考方面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所以在当时确实也聚集起了一批这样子的优秀的青年政治人物，来共同推进新法事业，所以才形成了后来的新党以及所谓的新旧党争。

那么这批人当中非常可惜的是，比如这批人当中有一个人物，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其实从沈括做《梦溪笔谈》就可以看出来，他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科学家，准确讲法他是一个科学史家，或者他是一个有着全新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的观察者。

他在做官的过程当中呢，他把北宋民间当时的各种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突破，有意识地并且是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所以形成了《梦溪笔谈》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王安石的新学所倡导和影响之下，形成的这样一种新的学术风气。

那么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宋神宗38岁英年早逝，而他提拔的很多青年官员的年纪比他还要更轻，所以这些人在宋神宗过世的时候年纪都太轻了，有些人已经成为了方面大员，在这个地方上独当一面，但是还不足以包括年龄也没有成熟到能够成为在中央担任大臣担任在职的角色。所以客观上就导致了宋神宗过世的时候，整个朝堂政治的过渡方面，这些人没有办法充分的参与，即使有些人能参与进来，他们也没有办法顶住当时的这些元老大臣的反击，所以最后就导致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埋没掉了。

再到后来北宋晚期，进入到党争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一旦是党争的环境这个政治氛围就被毒化了，就不再是谁能干，谁升官而变成了谁会斗，谁升官。所以在这样一个毒化的氛围当中，就有这种长才的人就更加难以出头了。

所以我们说回顾历史，我们来看，就宋代其实是不仅仅是王安石涌现出了一批这些优秀的，不论你是从文学、从思想还是从励志，从这个就是政治能力上面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是宋代有它的整个王朝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有它的一些根源层面的问题，而根源层面的问题最终使得王安石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里边所包含的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情怀和诉求，是没有办法最终在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充分的呈现出来。

所以这是一我在这一讲当中讲到的，这既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同时对中国历史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空谷足音，他把改革种子埋在了中国大历史当中，为后来的千年历史种下了一个重要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