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中国由衰转盛的三张底牌是什么？

吴晓波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同读一本书。

在古代，中国本土的纪年方法叫做“干支纪年法”，而其中的庚子年，则是被坊间传唱最为神秘的一年，从1840庚子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中国又经历了1900年的庚子赔款和1960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回过头看，这三年庚子年，都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转折之年。

而刚刚过去的2020年，也是庚子年。在新冠疫情和逐渐激化的中美贸易摩擦下，领导人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决议，打破了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这也意味着身躯庞大的中国巨龙，开始调整前进的道路。

商业史学者何丹与财经作者徐鑫观察了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笔撰写了《中国基本盘》一书。在书中，两人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回顾了中国过去180年的沉沦和复兴，并从中提炼出中国发展的基本盘的三大要素，分别是“工业化演进”、“区域模式创新”以及“创变者精神”。

那么，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三大中国基本盘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呢？

在本书的5个主体章节中，作者以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案例和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现在就让我们以中国基本盘的三要素为标尺，在丈量过去的同时，对中国的未来展开思考。

时间回到1900年，这一年，正是庚子赔款签订之年，大清帝国日薄西山，而耀武扬威的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烧杀抢掠，举国震惊，中国国运触底，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阴极则阳生。此时，晚清状元张謇走出书斋，卸下顶戴，以一届绅商的身份，在离上海不到300里的江苏南通，开办了大生纱厂。

为什么张謇会选择南通？

自明清两朝开始，江苏南通就是中国重要的产棉区。同时，它也是近代棉纺织业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南通既毗邻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又未来得及遭受列强染指，拥有充分的独立性，张謇就是在这张白纸上，探索近代中国轻工业发展道路，开启了他绚烂的“南通自治”。

在张謇的带领下，南通开始了工业化演进，并初步形成了以纱厂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体系，当地经济迅速朝商品化转变，张謇以企业入手，利用当地庞大的人口资源，为纱厂提供原料和劳动力。除了纱厂之外，南通还陆续建起了面粉厂、纸厂和油厂和电灯厂。张謇和他的工业集团，缓解了南通地区人多地少的长久矛盾，带动南通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如果从区域模式创新看，“南通模式”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创新性地解决了在特定区域中，农业大国如何在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资本不足、技术不足等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就是充分因地制宜，利用劳动力的优势，在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之间构筑新的循环。

作者认为，南通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张謇个人的努力。在历史上，张謇是清朝状元，他未曾出国留学，是不折不扣的传统知识分子，然而张謇在南通这块土地上，却展现出超出大多数留学生的求变和创新精神，也正是因此，他成为了非凡的企业家和现代工商业的开拓者。

时间进入1960年。庚子再临，新中国虽已经成立，但重工业发展计划，使中国迫切的需要大量的石油，然而，由于西方的禁运以及与苏联的交恶，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巨大的威胁，幸运的是，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工业有了喘息的可能，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关乎中华民族的国运。

将大庆从荒地上的一口油井，变成一座油城，不是容易的事，它纬度高，极端低温有零下40度，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蒙古语中被称为“多风之地”。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中国如何实现大庆的工业化演进呢？中央给出的答案极具时代特色，那就利用统筹全国，组织大庆石油会战。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数万名军官和知识分子奔赴大庆。在当地，油田的开发和城市的建立，以政企合一、工农合一的方式进行。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调动了当地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口、农业、所有的生产要素，最终流向了石油工业，大庆油田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大庆石油也流向全国，最终支持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在作者看来，当客观资源不足，想要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式进行重工业建设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以压低资本、农产品和劳动力等其它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降低重工业资本的成本，从而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工业学大庆”，大庆油田的建立，就是60年代，一次典型的区域模式创新。

1963年，大庆原油产量达493.3万吨，占全国产量的67.8%，同年，周恩来宣布，中国原油基本实现自给。

油田的投产，离不开石油工人们的精神。在漫长的寒冬里，石油工人废寝忘食，不眠不休，在极端困难的年代，打破了国外油田的纪录，大庆油田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石油工人们的胜利。

时间推移到二十多年后，邓小平为中国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当其他城市依然被计划经济和国企主导时，区位、资源和技术都不占优的温州，却异军突起，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温州是怎么做到的呢？

社会学家费孝通3次造访温州，将温州工业化演进模式概括为“小商品、大市场”。温州以小商品为主，靠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之路，凭借着打火机、皮鞋、眼镜和服装产业，在全国打响了“温州制造”的名声。1990-2000年，温州GDP增长近10倍，GDP排名居全国城市第25位。

温州能够脱颖而出，离不开极具特色的区域模式创新。

温州以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推进了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并利用体制的落差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政府“无为”创造的宽松环境，给温州经济发展松了绑，种种因素相结合，形成了“温州模式”。

此外，“温州模式”的成功还依赖于温州人的企业家精神，由于深受永嘉学派功利主义的影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观念深入温州人的内心，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和大胆的进取精神，开辟了一个属于温商的时代。

2020年，又是一年庚子，中国再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次变局，变在国际力量的对比格局，以及中国发展动力的转轨。

一方面，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将逐渐消耗殆尽，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敌意清晰可见，高出口和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遭遇质疑。面对困境，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促进”。

不靠国外市场。中国靠什么？ 14亿人口以及庞大的市场，让中国有底气开启大内需时代。

此时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已经陷入瓶颈，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社会、工业和商业相融合，在广阔市场开辟新的增长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新时代下的工业化的演进。

那么，谁能成为数字经济的旗手？

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阿里巴巴的壮大让余杭区一跃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中心，深圳南山区也因为腾讯，被称为“中国硅谷”。

阿里和腾讯通过数字技术连接消费者，再到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他们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国内的市场需求被逐渐挖掘释放的过程。马云提出，阿里要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马化腾提出，腾讯的目标是为各行各业进入数字世界提供数字接口。

2020年，中国网络消费11.7万亿元，同比增长10.9%，阿里的电商市场占有率依然位居第一，与此同时，微信日活用户近11亿，微信生态衍生的就业机会超3600万人，二者所建立的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使中国正从消费互联网，迈入产业互联网时代。

与此同时，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重心的中国制造业正进行另一项区域模式的创新。

2015年，湖北十堰的叶国富创立的名创优品在美国上市，2019年国货美妆完美日记，登顶双十一彩妆榜，超过众多进口大牌。2020年，希音服装成为了线上ZARA，营收冲击超过100亿美元。国外商品的市场份额逐渐被国货所替代。

仔细看，这些逆袭的中国黑马都拥有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快速完备的供应链，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中国颇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之上，与其说是国货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供应链的胜利。

到了这里，三个庚子年以及所发生的事就大体讲完了，不论在剖析哪个案例时，我们都不能忽略中国基本盘的三大要素，工业化演进、区域模式创新以及创变者精神，这是中国变革的重大力量源泉。这是百年中国崛起的秘密，也是中华民族制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