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讲：再谈：半部论语治天下（尾声）

上一讲，我们学完了《论语》上半部，也就是全部二十篇的前十篇。今天，我们对上半部《论语》作一个总结。

先围绕一些朋友在喜马拉雅的留言和评论，我们谈谈关于《论语》的几个问题。

第一，《论语》的“论”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文解字》中说，论，议也，也就是讨论、议论的意思。比如，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但大鱼老师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如果“论”，作讨论、议论的解释，那《论语》，应该读作《论（lùn）语》，但我们却读作《论（lún）语》。读不同的音，表示不同的意思，这在《论语》中是很常见的。

另外，我们看《论语》的内容，很多篇章都并非是孔子和弟子们在讨论什么，而是孔子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或弟子们记录孔子的行为。比如《乡党第十》，根本就没有讨论、议论可言。

所以，我们在第二讲中，追根溯源，看“论”字甲骨文的写法。字根，是右侧的“仑”字，像一个房子里，用绳子穿起的一排竹简，本义就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意思。因此大鱼老师倾向于认为，《论语》并非是指孔子和弟子们讨论的话语，而是由编写者，按照一定的逻辑和次序，编排的孔子弟子们所记录的孔子言行，像是一本语录体的文献汇编。也就是说，《论语》中的“论”字，不是讨论、议论的意思，而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意思。

那第二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论语》到底是东一句、西一句，胡乱编在一起的，还是有内在的主题和编辑逻辑呢？

从古至今，很多人认为，《论语》没有逻辑，是瞎编的，前言不搭后语。也因此，常常把《论语》中某一句话拿出来，孤零零的，没有上下文的背景，没有语境，妄自揣测。不注意从全书结构出发，不结合其他的资料记载，于是，就人云亦云，莫衷一是了。反过来，还会认为《论语》前后重复，错字漏字很多，编排很随意，不严谨，看低了这部经典。很多人还主张，《论语》应该打乱了，重新编排，重新梳理一系列的主题来读。

但是我们经过上半部两百多讲的学习，一句一句，一篇一篇，按照顺序读下来，实际上证明，《论语》是有内在的严密逻辑的。

《论语》首篇，《学而第一》，围绕什么是学，怎么学展开；之后《为政第二》，讲为政；《八佾第三》，讲礼；《里仁第四》，讲仁，等等，是层层剥离，依次展开的。

而联系上下文，结合每一篇的主题，也使我们对一些难以解读的篇章，可以豁然开朗，有更合理的认识。比如，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先生就认为，要正确解读《论语》，必须把握全书的整体结构，理解论语要表现的真正的孔子。[1]《论语》是有它内在严密逻辑的。

第三个问题，《论语》到底是谁写的？是什么时候编辑成书的呢？

从《论语·学而第一》第二句就是有子的话，第四句就是曾子的话来推测，很可能是有子和曾子，以及他们的弟子们所编写的。所以弟子们会把自己的老师往前放。而有子在孔子去世后，没做几天大家的老师，就被赶下台了，曾子实际上成了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传承人。曾子又传给了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传给了孟子。这就使得，曾子以及他的弟子们，成为《论语》主要编撰者的可能性增大了。

孔子去世后，弟子中已经出现不同的学派。大家一同为孔子老师守丧三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不如大家共同编一本书，记录下老师生前的言行，以免今后大家各奔东西，学说分散，互不认可，就太不利于传播夫子之道了。可以说，这个时候来着手编辑整理《论语》，时机最成熟，汇集资料最方便。

可大家的观点又有分歧，资料又很庞杂，这本书怎么编呢？合理的推论只能是，先把材料汇集到一起，最后由一个在孔门之中地位最无可争议的人，主持进行整理、编辑、选择工作。

谁才是可胜任的人呢？可以想见，孔子的孙子子思，既是曾子的弟子，又被孔子临终前向曾子托孤，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选。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在自己去世之前就已经死了，只剩下孙子子思这根独苗。让子思作最后的编订者，谁也说不出什么来。而且，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在《泰伯第八》中，连续铺排了五句曾子的话，如果编辑者不是曾子的弟子，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代的郑玄、王肃认为，仲弓、子游、子夏，是《论语》的编辑者，但是康有为曾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仲弓、子游、子夏，都比曾子年长，而曾子很长寿，活了九十多岁，大家都是同学，如果前几位年长，却称曾子为子，把他的话大量选编在《论语》中，不太合情理。

所以由有子、曾子，组织孔子弟子们共同汇集资料，最后统一交由子思来编撰成书，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由于《论语》中记录了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28年，子思大概死于公元前400年，所以杨朝明先生提出，《论语》初步成书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28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这二十几年之中，也就是孔子去世后五十到七十多年间，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的。而没有收录进《论语》中的一些关于孔子的材料，很可能被另外编辑成了《孔子家语》等书。

另外，《论语》的前十篇，和后十篇，也就是上下半部之间，似乎还有隐约的分界。比如，上部十篇，以孔子本人和早期弟子的言行为主；而下部，分了先进、后进，讲子张、子夏、子游，这些孔子晚期的弟子多一些。因此，钱穆先生就认为，可能《论语》不是一次性成书的，也许分了两次，后十篇是续编。这些问题并没有最后的定论，也许随着新的考古发掘，有了新的材料，才会有更加明确的说法。

接下来，我们对《论语》前十篇，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第一篇，《学而第一》，非常重要。围绕什么是学、怎么学展开。特别是一上来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蕴深长。学，绝不仅仅是学知识和技能，更着重在于做人做事的道理。在任何际遇、任何场合、任何复杂的局面下，都懂得如何做人、做事，学和习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自身能力和时势相结合，做到知行合一，则独善其身可内圣，兼济天下可外王，进退从容，何事不成啊。

同时，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光有自己，闭门造车，这是不行的。成就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团队，要广结善缘，所以行走江湖，施展才能和抱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时哉时哉，成就任何事情，光有自己的努力还不够，还要有外在时势条件的配合，所谓时势造英雄。有时，还要尽人事，听天命，不可强求。那么，我有了很好的学问修养，该努力的都努力了，事情不成功，功名没有建立，人不知我，不理解我，不认可我，我也能做到不愠，不恼怒、不怨恨，彻底想开了，用行舍藏而已，拿得起也放得下，这才是真正的活明白了，是人生的大学问、大修养。

后面我们会说，别提“半部论语治天下”了，就是这《论语》第一段话，我们真正透彻明白了，治天下，又有何不可呢？

而且，《学而第一》第七章中，用子夏的话讲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懂得向优秀的人学习，在家把家里的事情办好，对最亲近的人怀有浓浓的感情，和最长期相依相伴的家人处理好关系，在社会上，对待任何一项工作，都能够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来办，用心用力，尽职尽责，对任何人都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以诚相待，急人之困，给别人带去温暖和帮助，广结善缘，那你说，这不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学问吗？识不识字，上没上过学，有没有学历和文凭，那都是其次的事情啊。

这一篇中，“温、良、恭、俭、让”，也给了我们一把尺子，时时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做到了吗？如果做到了，就是圣贤了，就会远离无妄之灾、飞来横祸，就会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确幸，低调、平和地走向人生正途。

这一篇中，“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有礼”，又有几个人做到了？可以说，细细去品味的话，每一章都是金句，比现到处都是的心灵鸡汤，深刻隽永多了。

第二篇，《为政第二》，讲学之后的致用。

真正有学养的人，善于向历史学习，“温故而知新”，“虽百世可知也”；他们善于察人用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举直错诸枉”；他们可以在任何岗位上发挥价值，而不是只会做某一方面事物的工具，因为“君子不器”；

他们不会照搬照抄其他地区的经验，“学而不思则罔”，而是懂得因地制宜，注意政策制定的长期性、稳定性、科学性，如“诗三百”之“思无邪”；他们知道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要正直谨慎，“多闻阙疑，多见阙”，慎言慎行；他们知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不结党营私，不搞团团伙伙；

他们懂得在执政、治国中，道德力量的重要性，推行“以孝治天下”；他们重视道德礼仪甚于政治手段、严刑峻法，主张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们知道，从政要不得教条，要深知人性的复杂，要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如孔子的现身说法，“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政治不是做事的科学，更像是人性的艺术，从政者必须要有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后面我们会说，何必“半部论语治天下”，真正读懂、悟透了这《为政第二》一篇，就足以治天下了啊。

第三篇，《八佾第三》，讲礼的重要。

礼仪，是一种社会秩序，用来约束、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具有繁杂细节的文化积累。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化，往往看他们有没有自己的礼仪规范，就可以得出结论。

而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是礼崩乐坏的乱世，“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礼，有时候徒有形式，有时候连形式都没有了。祭祀时，人在心不在，人在礼不在，“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告朔之礼，徒有其羊；事君尽礼，人以为谄。

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重振礼乐开始，而且比礼乐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人内心中的态度，要有仁义仁爱之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个仁，就是礼的本。诸夏如无礼，不如夷狄；明白了礼的实质和意义，则治天下如同置于手掌心。

礼的精神，在射礼中最能体现。射不中，是自己没练好，怪不得对手。一切要反求诸己。求自己心中之仁，内有仁，则外有礼。

乐的精神，在韶乐中最能体现。《武》，尽美未尽善；《韶》，则尽善又尽美。形式和内容都要好，不可偏废。

往大了说，西周初期，周公制礼的出发点最值得学习，就是如何让一个多诸侯的大国家长治久安，文化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而周代，在夏商的基础上，文化最繁盛，礼乐最昌隆，一定要借鉴吸收其中好的内容。孔子自己也愿意“为天下之木铎”，担负起传承传统文化、重振礼乐、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

第四篇，《里仁第四》。

孔子生于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早期思想关注最多的是礼，也就是周礼。孔子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名望，也是因为，他对周代礼乐有很深的造诣。但是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虽然他一心想出仕，但是处处碰壁，他也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仪不能够实行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人内心中没有了态度，缺乏了仁义仁爱的精神。于是他更多地提到“仁”，讲“仁”和“礼”的关系。“仁”，也是《里仁第四》的核心主题。

而且，孔子很少空谈理论，不会形而上地空谈仁的概念，讲仁是什么，他更多的是讲，我们怎么做才能达到仁。

比如，仁者，会“久处约，长处乐”，困顿也好，安乐也罢，都可以安住身心；仁者，眼中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会促人离恶向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志于道，但不会“耻恶衣恶食”，吃的、穿的，根本不重要，富贵贫贱都是浮云；

仁者，重道不重利，关注自己的忠恕之心，警惕自己的过失，一切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仁者，又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不会死心眼，一根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仁者，也不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我未见力不足者”，关键是你是否真的用力于仁了吗？

仁，是孔子儒家学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是人的一种终极境界。人，应该始终把心安放于仁之上，“里仁为美”；能够始终安心于仁之上的人，就是得道成就的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

接着，《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孔子品评弟子以及古今知名人士的长短得失，更不是空谈理论了，而是谈一个又一个具体、实在的人。

我们学做人，自然要以人为目标，以人为榜样，以人为鉴戒。正如同，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应该看大量的人物传记，了解别人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就更容易确立我们自己的人生坐标，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

仁义仁爱的仁，也在这两篇中一个一个人的身上，呈现出丰富的侧面。恭、宽、敏、惠、忠、信、孝、悌、智、勇，等等，或“闻一知十”；或“无欲则刚”；或“与人交久而敬之”；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或“三思而行”；或“愚不可及”；或“不念旧恶”；或“敏而好学”；或“不迁怒，不贰过”；或“箪食瓢饮，安贫乐道”；或“居敬行简”；或“不居功自傲”；或“文质彬彬”；或“博施济众”；或“好之乐之”；或“乐山乐水”；或“博文约礼”；或“为中庸之德”，等等等等，简直是学习如何做人做事的百科全书。

《述而第七》，专讲孔子，讲他学问修养的境界，树立后来者学习的楷模。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发愤启悱，用行舍藏”；他“饭疏食饮水”，又“乐而忘忧”；他“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他以周公为偶像，“志于道，依于德，据于仁，游于艺”；他又不是老古板、死教条，他也钓鱼射鸟，为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别人唱歌唱得好，“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他“求仁而得仁”，一生坦坦荡荡。到了晚年，他醉心于《周易》，人生境界更为提升，哲学思想、对中庸的认识更加成熟，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由、大自在的境界。

《泰伯第八》，讲“斯为美”的先王之道。

讲泰伯，讲尧、舜、禹，讲周文王、周武王，讲这些从前的政治榜样。并且，编入了五组曾子的话，借以讲从政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之重要；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担当和气节的重要；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的重要。

《子罕第九》，在先王之后，又讲到孔子之德。

孔子博学而不重声名，自认为无知，而“空空如也”；他“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身上没有臭毛病；他“不惑、不忧、不惧”，智、仁、勇兼备；他修诗书、正礼乐，肩负起“斯文在兹”的历史责任。

第十章，《乡党第十》，我们刚刚讲完，讲道在伦常日用中，讲孔子的生活细节，讲礼仪在孔子身上的表现。最后一章，又意味深长地提到，“时哉时哉”，人是社会中的人，是一定时间、空间中的人，对时势的判断和把握，对于人的一生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们学孔子，要学一个活孔子。我们读《论语》，不能死读书、读死书。

好了，这又是一个回应。如果我们真的读懂、读通、读透了这半部《论语》，那为什么不能定天下、平天下、治天下呢？可以说，是完全可以的。学好这半部《论语》，某种意义上讲，就够了，只怕我们是没有真正读懂罢了。

我们在第一讲中，就讲到了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有人说，赵普本人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表达这个意思的话，是到了南宋的时候，朱熹去世之后，林駧（dòng）在《儒史》中最先提及的，说，“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另外和林駧同时代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赵普对宋太宗赵光义讲，“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即《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平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到了元代，才有高文秀的元杂剧《遇山皇》，正式讲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原话。

据此，有人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没有可信史料佐证的。这么说，无非是有人借此神化《论语》，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是后人用以兜售、鼓吹自己的思想罢了。

结合刚才我们对论语前十篇的回顾，以及整个250讲中我们讲过的内容，大鱼老师认为，这种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全是无稽之谈，是小丑跳梁的道具，是妖言惑众的观点，失之武断了。

毕竟，正史《宋史·赵普传》中，明明白白讲过，赵普为相之后，“太祖常劝以读书”，他“晚年手不释卷”，拿的、读的，正是《论语》二十篇。

可见，第一，赵普是读《论语》的；第二，赵普是从《论语》中受到了启发的；第三，对于他以宰相之位平治天下，《论语》是起到了帮助作用的。

总之，我们要表达的是，尊重经典，学习经典，有所学，有所悟，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读懂了《论语》，完全可以内圣外王，岂止是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鱼老师认为，很多人都是把传统经典的智慧看低了。

好了，至此，我们上部《论语》的250讲就画上句号了。休整一下，我们继续《论语》下半部的学习。  

[1] 参见《论语诠解》，杨朝明主编，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