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二百零五）——曹操收回凉州，孙权攻下皖城

        上集，我们说到汉孝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正月，马超回军围攻祁山，祁山守将姜叙派人向夏侯渊告急，夏侯渊收到求救后让张郃率步、骑兵五千人为先头部队，抄近路由陈仓小道进兵，自己则督运粮草随后出发。

        而此时，马超领兵围攻祁山已近三十天，始终都未能攻下，当他听闻张郃的援兵已赶到渭水时，便放弃继续攻打祁山，下令丢弃部分军事器械做引诱，撤军回了汉中。张郃毕竟只带了五千人的先头部队，因而只是收整了马超军遗留的器械，没有去追马超，当夏侯渊率军赶到时，诸县都已经投降了张郃。

        此时的韩遂也正驻军于显亲（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于是夏侯渊又转击韩遂，韩遂不敌败走，夏侯渊收其军粮后继续追击韩遂直至略阳城（隶属于陕西省汉中市）。夏侯渊在略阳城外距离韩遂驻地三十余里停下，商量进攻方略，将领中有人认为应该继续进攻韩遂，有人又认为应当进攻兴国的氐人，夏侯渊则都不赞成，说：“韩遂的军队精锐，兴国又有坚固的城防，勉强进攻，都很难迅速取胜，不如攻打长离的羌人部落。韩遂军中有很多长离的羌兵，如果攻击长离，他们必然会去援救自己的家乡，韩遂若放任羌兵自救则陷入独守的境地，从而失去羌人的支持而势孤力单；如果率军援救长离，必然需要出城，我们则可以与他的部队进行野战，届时我们定能生擒韩遂”。

        方略定好后，夏侯渊便留下督将负责守卫辎重，自己亲自率精锐步骑轻装突袭长离攻打烧羌部落，斩杀羌人无数。韩遂军中羌兵听闻消息后，纷纷准备回援各自的部落，韩遂不得已，只能率军出城来救，与夏侯渊的军队在野外对阵。夏侯渊的部将见韩遂兵多，建议扎下营盘、挖好堑壕再作战，并且主张持久战。夏侯渊则说：“我军千里转战，如果再扎营盘、掘堑壕，士兵便会疲惫不堪，无法再作战了。韩遂兵虽多，却容易对付”。说罢，当即下令击鼓进攻，果然一举击溃了韩遂的军队，迫使韩遂逃亡西平郡。夏侯渊回军略阳后稍加调整，又乘胜围攻兴国，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千万虽然骁勇，然而却不敌夏侯渊率军猛攻，最后阿贵被杀，千万逃奔马超，其余的官兵则都投降了夏侯渊。夏侯渊继而又攻高平、屠各两个部落，也都把他们击溃。

        至此，曹操算是重新掌控了凉州之地，他下令撤销安东、永阳两郡，又重新安排了安定郡的太守。当安定郡新任太守毋丘兴将要赴任时，曹操告诫他说：“羌族想要与朝廷来往，自会派人前来，你且注意千万别派人前去。派去的这个人不好挑选，好人难得，坏人则一定会教唆羌族求得非分之物，以便自己从中渔利，你若答应了，则于朝廷不利。若不答应又易引起争端，反而麻烦”。

        毋丘兴上任后，却没有遵从曹操的嘱咐，擅自派遣校尉范陵出使羌族部落，结果范陵果然唆使羌人向朝廷提出要求，让他担任属国都尉。曹操为了安定陇右地区，只得暂时答应，他叹道：“我就预知到事情一定会这样，不是因为我是先知的圣人，只是经历的事情多罢了。”

        同年三月，献帝颁发诏书，诏书上说魏公曹操的地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制印玺、帝王和诸侯专用的红色绶带，以及诸侯王专用的远游冠。

        这年四月，干旱，五月，则雨水多。

        同年闰五月，孙权亲自率军攻打皖城，孙权之所以突然要攻打宛城，是因为吕蒙向孙权建议说：“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在皖城屯兵，大量开垦土地，种植稻谷。皖地田土肥沃，如果一旦稻熟收获，曹军必然扩充，应当早日除去朱光啊”。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因而有了这一作战计划，当到达宛城后，将领们准备营造堆土山、搭建攻城设备，吕蒙认为不妥，说：“制造攻城设备和堆土成山，须多日才能完工。到那时，敌人城防已经巩固，援兵必定到来，我们将不能夺得皖城。况且我军乘雨多水大而来，如果旷日久留，大水必定渐渐退走，我们回兵的道路会遇到困难，我认为那是很危险的。现在看来，此城不会十分坚固，我军士气高昂，四面齐攻，定能很快攻克，然后趁大水未退而回军，这才是大获全胜的策略”。孙权同意，吕蒙又推荐甘宁为升城督，甘宁手持白色熟绢，身先士卒攀上城墙，吕蒙命令精锐战士紧随其后，他亲自擂鼓指挥，战士们踊跃登城。拂晓发起攻击，早上辰时便已攻克皖城，俘获朱光以及城中男女数万人。不久，张辽率兵赶到夹石，听说皖城失守，便领兵撤退了。取得胜利后，孙权便回兵驻守寻阳，又因吕蒙之功，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太守。

        曹操听后大怒，于同年七月，率军进攻孙权，留下小儿子临侯曹植守卫邺城。临行前告诫曹植说：“当年我担任顿邱令的时候二十三岁，回想起那时候的所作所为，至今都不曾后悔。如今你也是二十三岁，怎能不发奋图强呢！”由此可见，曹操在此时对曹植还是非常看重的，曹植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都来辅佐他。而曹操对于自己的几个儿子的官属选任的标准一向也很高，他任命邢颙担任曹植的家丞。然而曹植这个人，我们之前提过，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但是也因此，常常任性而为，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也毫无节制。邢颙则相反，他与曹植相处时，坚持不超越规定的礼法，并且严格按礼仪约束曹植，从不退让，因此与曹植性情不合。曹植更喜欢像刘桢那样，擅长写辞藻华丽文章的才子，因而对他非常亲近和喜爱。刘桢见状便写信劝谏曹植说：“君侯您只采撷我华丽的春花，而忽视家丞的秋实，将为君上招来毁谤，罪过不小，我实在感到恐惧啊”。而刘桢所言绝非危言耸听，曹植在邢颙面前的表现，后来直接影响了曹操在立储上的抉择，那么到底怎么影响的，我们之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