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为什么同事们要孤立曾国藩

为什么同事们要孤立曾国藩

上一集，我们讲到，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叫《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给咸丰皇帝挑毛病。结果惹了祸了。为什么呢？

我们说了，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自卑的皇帝。一个是因为他从小和弟弟奕一起长大。奕处处比他聪明。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衬托着，所以他从小就感觉自不如人，什么事都表现得比弟弟差，所以他从小自卑心理就很强。另一个，咸丰身体还有残疾。什么残疾呢？有一次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摔折了。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接得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的，是一个瘸子皇帝，所以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

那么一个自卑的人，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所以上台之后，他不停地挑大臣礼仪上的错误，挑大家给他磕头磕得好不好，见他表现得恭顺不恭顺，正是这种自卑心理的表现。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其实是比较有好感的，感觉这个曾国藩做官认真负责，比较有能力，所以本还打算进一步提拔重用曾国藩的。所以他这时候，已经让曾国藩兼任了五个部的侍郎。就是说，兼任了五个部的副部长。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让咸丰对他的印象就完全变了。

我们可以想象，咸丰看了这样一道奏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史书记载说：“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就是说，咸丰看完了，一把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召来军机大臣，说你们马上给我拟旨，把这个曾国藩立刻抓起来，关进大牢！敢这么埋汰我，还反了他了！

所以曾国藩本来想帮助皇帝成长，却得罪了皇帝。

通过这件事，我们能看出来，曾国藩在刚刚当上高级官员的时候，还不算太成熟，血气方刚，做事比较冲动。

按理说，这时候曾国藩已经当了十年京官了，已经是老资格了，不应该这么不成熟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这是因为道光年间曾国藩的升官，是靠考试和皇帝赏识得来的。所以他实际上没有经过官场上的真正的风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深层规律还不掌握，对人心对世事，还没有研究明白，他净研究学问了，没研究人心。

那几个军机大臣们一看到这个情况，也都吓傻了。这可怎么办呢？闹不好要出人命啊？好在有一个军机大臣比较机灵，他赶紧跪下来给曾国藩求情。他对咸丰说您刚刚下诏求言，还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类的话。结果这才几天，曾国藩就因言获罪，那您这岂不是出尔反尔，这不也正好坐实了曾国藩在这道奏折当中对您的指控吗？不如您啊，来个大家出其不意，你下诏褒奖一下曾国藩，鼓励他一下，这样一来，天下人岂不是会佩服您的气度不凡，说您英明伟大吗？

咸丰皇帝一听，说得也有道理。要是把曾国藩抓起来，大家真要是这么一批评，他脸上更不好看。

于是咸丰皇帝就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假惺惺地夸奖了曾国藩几句，说曾国藩敢于上这样的奏折，看来还算得上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人。但是接下来，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为自己辩解了。他说，你说的那些毛病，我一条也没有。然后咸丰不厌其烦，长篇大论，论证说我其实是一个如何英明伟大的人物，完全不是你说的那样。你说我指挥打仗，不看地图。其实打仗不见得非要看地图，谁说打仗必须看地图？等等等等。

曾国藩一看这样一道上谕，心彻底凉了。咸丰皇帝一开始大发雷霆，要抓他，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他已经做好了要坐牢的精神准备。但是咸丰如此长篇大论地为自己辩解，这让曾国藩明白，这个皇帝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你想让他洗心革面，变一个人，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也就是说，他在做官方面，比以前成熟了一些。

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这件事说：

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折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

折子刚递上去的时候，我怕触犯天威，遭遇大祸，所以已经把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做好一切准备。没料到皇上宽容包涵，对我曲加保全。自此以后，我更要尽忠报国，不再顾虑身家性命这些个人之事。不过我也决定，以后虽然还会多上奏折，但也不会再像这道奏折这样激烈直言了。如此激烈亢直的折子，皇上都能优容，那么以后的折子一定不至触犯天威。弟弟们可以把我讲的这个意思，详细告知堂上大人，让他们不要担心我以后会因为奏折中语言憨直不慎，干犯天威。

曾国藩不知道，他的这道奏折，后果很严重。他彻底把咸丰皇帝给得罪了。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记了一辈子。在曾国藩编练湘军开始打仗的时候，他就不信任曾国藩。曾国藩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

事实证明，与最高领导的关系处理一步不慎，可能影响自己的终生事业。

那么，在咸丰朝刚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不光是把皇帝得罪了，同时还把朝中的高官大臣以及自己的同僚们也给得罪了，让自己非常孤立。

怎么把大臣得罪了呢？

第一个，他把琦善给得罪了。琦善是晚清一个很有名的大臣。大家知道他，可能是因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中，他接替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妥协投降的态度，所以也被称为著名的投降派。所以后来鸦片战争打败了，他也被道光皇帝给革职了。

但是这个琦善背景很深。他出身贵族，当官很早，三十岁就当过河南巡抚，所以他在朝廷当中根深蒂固，人脉非常广。虽然被革职了，但是不久之后，通过自己四处活动，就获得了道光的重新起用，派他去当陕甘总督。

不过在他当陕甘总督的时候，出了一点事。他搞刑讯逼供，把一些少数民族叫雍沙番族的犯人给打死了。这样这些雍沙番族就进京上访。这时咸丰皇帝已经即位了，于是咸丰把他革职，交刑部审讯。

那么我们说过，曾国藩因为认真肯干，所以咸丰皇帝让他兼了五部侍郎。中央一共六个部，吏户礼兵刑工，曾国藩兼任了五个部的副部长。哪个部有什么难处理的事，都让曾国藩去办。那么琦善这个事，曾国藩也是审讯官之一。

琦善这个人在北京人缘特别好。所以京官中有一多半，都和他有关系。而且琦善家有钱，给很多人都送了钱。因此把他押回到北京后，刑部官员对他非常客气，给他放到高级牢房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开庭审问的时候，刑部尚书就是部长，只找一些“微琐细事”就是一些小的问题来让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

参与会审的官员们也都说，琦善问题不大，应该从宽处理，降个级罚个俸就算了。

曾国藩一听不干了。曾国藩是一个处事只凭公心的人。琦善家里送来的钱，他一文没要。现在一看大家都要高抬贵手，就知道他们都收钱了。曾国藩非常生气，一拍桌子，说：“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讯乃其职分。”

就是说，琦善虽然官位很高，但是既然犯了罪，皇帝叫我们查办，那就一是一二是二，必须得查清楚。你们要是敢循私枉法，我肯定要汇报皇上。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声色俱厉，把大家都吓一跳。当时的刑部尚书恒春一看，没办法，不得不按照法律条文，把琦善判了个革职充军。所以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四月，曾经不可一世的一品大员琦善，被革了职，穿上罪犯的衣服，凄惨惨离开北京，被押往北大荒充军效力去了。

所以曾国藩晚年回忆自己在北京这一段经历说：“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就是说，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我越不怕。

曾国藩与琦善这个事，在家书中也有反映。曾国藩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二日家书当中提到，“予署刑部，现在审办琦善一案，正为吃紧之时。予保养身体，自知慎重。诸弟禀知堂上大人，敬求放心。”

他只是让家里的放心，没有讲自己如何与大官斗争，显然是怕家里人担心。

那么另一个有大名大位的人，叫赛尚阿。

赛尚阿也是朝中重臣，作过文华殿大学士，还做过首席军机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么咸丰元年，咸丰刚上台，广西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咸丰皇帝慌忙派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前去镇压。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家书中，曾国藩提到这件事，说“初九日，予上一折，言兵饷事。适于是日皇上以粤西事棘，恐现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托，特放赛中堂前往。以予折所言甚是，但目前难以遽行。命将折封存军机处，待粤西事定后再行办理。赛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应可迅奏肤功。但湖南逼近粤西，兵差过境，恐州县不免借此生端，不无一番蹂躏耳。”

也就是说，初九日，我上了一道奏折，谈军队和兵饷之事。恰巧这些天皇上正烦心广西的事，担心现在在那主事的官员难以承担重任，特地派赛中堂去广西。皇上认为我的奏折虽然很有道理，但是目前难以立即施行，命令把我的奏折封存军机处，等广西之事平定以后，再来办理。赛中堂清廉公正，名气和威望向来都很高，他此次前去应该能够很快取得成功。但广西毗邻湖南，军队经过时，恐怕各州各县不免会以供应军队为借口向百姓强行摊派，百姓难免又将经受一番蹂躏。

其实赛尚阿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料，而且特别贪生怕死。他到了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太平军一到他又带头逃跑，结果清军是一败涂地。

所以咸丰二年，咸丰把赛尚阿抓起来，交给刑部处理。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放赛尚阿一马，降个级罚个俸就完了。只有曾国藩不同意。曾国藩说，带兵打仗犯的错误，非同寻常。打仗是军国大事，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你不好好打仗，再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好好带兵？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他说，“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军务关系重大，处理一定要从重。

那么刑部开会，大家只好听曾国藩的，从重议处，最后赛尚阿也被革职了。

本来，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往，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

然而，这两件事出来之后，可就不一样了。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满朝都是他的人。曾国藩这个楞头青一下子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就让他自己成了官场上的公敌。这两个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就不再跟曾国藩往来了。“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有一次，谁家里生了孩子请满月酒，请了很多人，曾国藩也去了，一看东边角上有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呢，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一屁股坐到那了。正想跟大家打招呼，结果他一坐下，这一桌人都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上去了。这桌就剩下曾国藩一个人。你说这饭还怎么吃啊？曾国藩感觉非常难堪。所以他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所以有人说，四十岁以前，曾国藩在官场上，是很不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