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尺度》：“天朝”的再崩溃

“天朝”的再崩溃：可以丈量的晚清中西对抗

精华笔记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作者：著名历史学者茅海建。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对英国来说，这固然实现了它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强占香港岛的目的，但它还希望通过这次战争，迫使清政府接受对等外交的观念。然而，这个目的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实现，最终诱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茅海建运用大量清宫原始档案，以“军事”与“外交”为尺度，丈量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客观距离，使我们对这两次战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一，战争期间，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在如何影响了它的军事动作？

1、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消耗的军费应该在三千万两白银左右。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国库存银仅剩下一千余万两。可见，单靠清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负担这次战争所需的费用。而且这笔庞大的开支，并未在此次战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清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收入：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四大项：田赋、盐税、关税和杂赋。鸦片战争前夕，田赋和盐税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源。自清军入关后，社会生产生活的渐次恢复，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不断上涨，在乾隆四十二年之时，国库存银数量一度达到8182万两。自此以后，国库存银逐年减少。原因在于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大。自嘉庆年间开始，田赋、盐税拖欠严重；而清政府在日常养兵、自然灾害、平定内乱等方面，投入剧增。

日常养兵花费：清军中八旗与绿营兵共计八十万人，每年养兵要2000万两，但其余用于镇压各地反清起义的军事开支，更是耗费巨大。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军费开支竟高达二亿两。如此庞大的支出，迅速耗光了康乾盛世留下的积蓄。原本强盛的清王朝，开始日薄西山了。

嘉庆的儿子、道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增加财政收入。有意思的是，尽管道光生性节俭，但不善理财。他始终坚信：“理财之道，开源不如节流”。因此，在这个节俭皇帝的掌舵下，清政府非但没有增加财政收入，国库存银反而持续减少。鸦片战争前夕，国库竟只剩下一千余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好出卖官职，勒索商人捐款，这样吸纳民间资金，才勉强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英国的情况：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英国通过拓展海外殖民地来倾销商品，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财政收入极大增加。据1840年统计，英国财政收入为5200万英镑，折合白银高达3.46亿两。    

数字，往往是衡量双方差距最好的“尺度”。

我们再来看英军的军费投入情况。据英国政府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对华作战的经费折合白银为1263万两，若减去清政府后来赔偿的2100万墨西哥银元，折合白银852万两，实际支出仅为411万两。这个数字与清政府的3000余万两消耗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可以看出，清军原本拥有的本土作战优势，荡然无存。

2、效果渺茫的军事支出比例：

英国情况：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投入的军费占财政支出的20%，而海军占据的比例不足9%。可以说，英国用不足9%的财政支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清王朝情形：反观清王朝，在财政支出方面，八旗与绿营军每年的日常花费就在两千余万两，几乎占据财政收入的50%以上。

鸦片战争三大军费方向：官兵用度、制造军械和修筑工事

官兵用度：尽管清军军饷较低，但战争期间部队跨省作战，朝廷需要支付给官兵“俸赏银”和“行装银”，以便官兵整理装备。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俸赏银为例，鸦片战争爆发后，贵州曾派出援军2816人前往广东，领俸赏银就有20137两，平均每人7两白银。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出省作战的官兵共计五万余人，朝廷所需支付的俸赏银即为35万两。

此外，清政府规定，部队行军沿途伙食、草料、车马与运夫，全由地方政府负责，这可是一笔浩大的开支。例如，安徽是鸦片战争中过境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共计17800名士兵从该省经过，事后经安徽省统计，该省各类过境费用就高达24万两。正是这笔开销，让跨省调拨的部队把奔赴前线当作生财之道，往往放慢步伐，勒索地方，不能第一时间赶赴作战前线，与敌人拼杀。

根据本书统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的日常用度，占军费开支总数的70%以上。也就是说，这笔高达三千万两白银的军费，大部分作为日常用度消耗掉了。

形式主义的军械制造：早在鸦片战争前夕，清军就已经装备枪炮，并将其视之为利器。为了给英军以迎头痛击，沿海各省纷纷掀起了赶制枪炮的热潮。

然而，这场耗费颇大的军械制造热潮，基本是旧样的复制，毫无技术创新。除缺乏先进的研发能力外，各地还受制于乾隆年间颁布的《钦定工部兵器则例》。该条例对武器制造的报销金额进行了严格限定，面对不断上涨的成本，各地在铸造火炮时，往往以次充好，质量低劣，难以有效杀敌。因为落后制度的限制，原本应该大规模投入的军械制造，仅占到军费总数的12%左右。

海防工事投入与失效：为了抵御英军的炮火，沿海各省纷纷在重要关隘和港口修筑防御工事。例如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等地，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工程建设，例如增添炮台、修筑坚固工事等，以此来提高防御能力。在厦门，闽浙总督颜伯焘用坚固的花岗岩为材料，在厦门岛南岸修筑了一条石壁，这条石壁长1.6公里，高3.3米，厚度达到2.6米，单是这条石壁，就耗费了一百余万两白银。

然而， 这些耗费巨资修筑的防御工事，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毫无抵抗之力。尽管厦门岛上修筑的石壁极为坚固，但英军采取海军正面攻击，陆军从侧翼包抄的战术，最终使这条石壁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的陷落，正式宣告清军修筑海防工事所耗费的巨资，几乎全部打了水漂。据作者统计，这笔投入海防工事的资金，占到了军费总数的10%左右。

从清军在官兵用度、军械制造和海防工事三个方面的花费，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鸦片战争期间，生性吝啬的道光变得异常大方，陆续投入了三千万两白银，但这些钱真正用于作战的却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这也说明，清政府这个传统王朝的军事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

二、清政府原有的外交观念被冲击和毁灭。

2.1反对英国商人进入广州城居住

冲突的根源：自广州通商以来，出于对英国这些“蛮夷”的鄙视，清政府仅允许他们居住在港口，而不能在城内居住。1842年《南京条约》的英文文本中明确规定，允许英国商人在城内居住。早在1843年，英国方面就提出入城的要求，但遭到广东地方官与民众的抵制，双方你来我去，唇枪舌剑，开始围绕入城问题展开长期的拉锯战。它也由此成为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关系史上著名的“广州入城事件”。

对于英国方面来说，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而他们之所以坚持要求入城，更多是出于傲慢心理。由于英国当时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英国人也始终以“高等民族”自居。因此，英国方面将中国拒绝他们入城视为侮辱，并产生逆反心理：你不要我入城，我就偏要入城。

清政府之所以反对入城，不仅是为了保持“天朝”的尊严外，而且还有“夷夏之防”的心理使然。出于对这些“蛮夷”的鄙视，清政府认为允许英国人进入城内居住，无疑是对“天朝上国”的侮辱。因此，入城断不可行。

“入城”事件第一个阶段：1843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式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入城的要求后，双方经过反复争论，最后经过英军的武力恫吓，耆英在1847年与英方达成协议，自1849年4月6日起，正式开放广州城。得到耆英的答复后，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认为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

“入城”事件第二个阶段：1849年4月1日，眼见最后期限将至，为了继续抵制英国人入城，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在给英国方面的照会中，竟然伪造圣旨，说广州城内民众坚决反对，为保证英国商人安全为借口，再次拒绝英国人的要求。而广东巡抚叶名琛更是反对英国人进城，居然发动民间力量，组织武装，准备对抗。英方在收到该照会后，考虑到清政府与广州民众的坚决态度，不得不暂停入城的要求。

徐广缙之所以胆敢伪造圣旨以欺骗英方，充分体现了中英双方在外交理念上的巨大差异。英国方面是按照近代平等外交规则，以条约为基础，定行止。但清王朝则始终以“天朝”自居，在对待条约问题上，时常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在他们看来，对待这些“蛮夷”，哪里需要讲什么诚信呢？

“入城”事件第三个阶段：1852年5月，两广总督徐广缙被调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广东巡抚叶名琛很快接替了他的职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有名的地方官莫过于叶名琛了，他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怪异表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1849年，广东巡抚叶名琛，与两广总督徐广缙紧密合作，成功抵制了英国方面的入城请求，并受到皇帝的嘉奖。经过这次胜利，叶名琛尝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甜头。自此以后，他在对外交涉时主要是通过文牍往来辩论，有武备但并不强调使用武力。反入城斗争的短暂胜利为他赢得了全国性的荣誉，但也成为勒紧他命运的绳索。阻止英国人入城，这个不解的情结，逐渐在他头脑中形成坚不可摧的信念。

1854年4月16日，英国方面正式向叶名琛提出照会，要求按照鸦片战争后条约条款的规定，按时修改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并同时再次提出入城的要求。此时英国的重点在于修约，叶名琛却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入城上去了。因此，在对英国方面的回复中，他继续反对入城，而对修约一事不置可否。他的这种态度，促使英国加快了再次发动战争的步伐。

1856年，英、美、法三国相继再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此次修约随即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奏。然而就在此时，叶名琛多年经营的情报系统出现了重大偏差，竟然给他提供了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情报，认为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与俄国的战争中惨败，英国女王甚至被迫前往美国求救。叶名琛得到这个情报后，断定英国人不会动用武力，依然准备与他们打无休止的笔墨官司。

10月23日，英军炮击珠江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但直至英法联军占领整个广州城，叶名琛都始终坚信，英国不会为了小小的入城一事动真格，而只是以武力恫吓达到目的罢了，不久就会退兵。一直到1858年1月4日，英法联军都已经占领广州城长达一周了，叶名琛仍然在他的总督衙门办公、见客，并通过占卜认定“五天后便无事”，同时交代南海知县，依然对英军“独进城一节断不可许”。然而，就在第二天，叶名琛就被英军抓走了，并被囚禁于印度的加尔各答。1859年4月，这位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封疆大吏绝食而死。

2.2抵制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冲突的本源：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中，从来就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有的只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礼治。尽管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关后建立的政权，但它依然延续了传统儒家观念与朝贡体制，以“天朝上国”自居，拒不承认存在与之地位平等的国家。这一切，都与西方近代形成的平等外交原则格格不入。

早期试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势力的扩张，西方国家希望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对此进行了一番试探。1793年，英国借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外交团来华，其目的之一就是让马戛尔尼作为驻华使节留在北京，结果遭到了清政府的严词拒绝。自此以后，对于西方国家派使节来华，清政府都一直极为警惕。

《南京条约》与两广总督涉外体制：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向中国派出使节的意图。在《南京条约》签订期间，英国还一度提及了这一问题，作为战败方的清政府此时不敢明确拒绝，而是以条约到期再议为由拖了下去。然而，国门既然已经被迫打开，今后难免要与这些“蛮夷”直接打交道。为此，道光皇帝特地作出规定，由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进而将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麻烦”，一股脑儿推给了两广总督。原本由中央掌握的外交权，竟然戏剧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这个地方官员的身上。

修约驻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据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十二年后可以修改条约的内容，1854年4月16日，英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正式提出修约，第一条就要求“英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而美国、法国方面亦有同样的要求，这些要求无一例外地遭到叶名琛的严词拒绝。咸丰皇帝在收到叶名琛的奏折后，同样对此进行了驳斥。三国修约的行动失败了。战火也随之燃起。

《天津条约》与公使进京始末：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扬言进攻北京。面对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只得派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同意了英法联军提出的大部分条件，例如减税、增开通商口岸以及赔偿军费等，而对于“公使驻京”却拒不让步。以他的天下观来看，这些志在经商的“蛮夷”，为何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实在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强非要派人驻在北京，甚至面见他本人，究竟是想干什么？

关税奇想：面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咸丰被迫批准了《天津条约》。条约中明确规定，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但当他仔细看过《天津条约》文本之后，仍然对公使驻京一事耿耿于怀。为了让英法等国取消公使驻京等要求，咸丰竟然想出了一个今天看来惊世骇俗的交换条件，那就是对英国等全免关税！也就是说，咸丰皇帝打算以今天看来最大的国家利益——关税，来交换国际上通行的“公使驻京”。所幸的是，他的这一想法被大臣所劝阻，从而避免了近代中国的一场经济大灾难。

《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要求英国、法国代表由北塘经天津前往北京换约，但后者强行从大沽口入京，进而遭到守军的炮击。为了报复，英法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并攻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在列强刺刀威逼之下，他最终同意了公使驻京的全部条件。这场围绕公使驻京问题的拉锯战，总算勉强画上了一个句号。

接见使节风波：   

礼节选取：根据国际外交惯例，他国新任公使抵达驻在国后，必须面见驻在国元首并递交国书。按照规定，列强公使面见皇帝之后，所采用的礼当然不可能是中国传统的三跪九叩，而以“西礼”方式觐见。所谓“西礼”，就是鞠躬礼。这对于咸丰皇帝来说，简直就是对天朝的莫大侮辱。但是，列强对此拒不让步。于是，围绕咸丰皇帝是否接见公使并接受国书一事，双方又展开了持续谈判。

咸丰避见：身在承德的咸丰皇帝始终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展，为了逃避接见，他曾一度打算躲到西安去。尽管英法联军已经撤离北京，然而他一再拖延回京的时间。直到咸丰病死，也就是1861年8月22日，他也未能返回北京。这个被茅海建称为“苦命天子”的皇帝，最终以这种近乎悲剧性的方式，维护着这个没落王朝最后的所谓“体面”。

中国近代第一次元首面见外国使节：1873年2月23日，同治皇帝正式亲政。为此，驻京公使们再次想起他们尚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觐见皇帝。鉴于他们多次提出要求，6月29日，同治皇帝在总理衙门大臣的陪同下，接见了日本、英国等六国联合使团。

至此，列强孜孜以求的派出驻华公使并面见皇帝这一愿望，才最终得以实现。有趣的是，他们后来得知，皇帝接见的地点并非在皇宫，而是在西苑紫光阁，那里是皇帝以前接见藩属国朝贡的地方。

洋务运动试图缩短差距：然而面对这个差距，清政府并非无动于衷，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承认西方列强的先进性，并陆续采取调整与效仿措施。这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

首先是军事方面，洋务派官员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强”的口号，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走富国强兵之路，例如训练新式军队，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学习武器制造之法等等。为了配合军工企业，洋务派也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兴办实业的浪潮。这些做法，都是清政府力图缩小与列强之间军事差距的努力。

其次是外交。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使节陆续进驻北京，清政府被迫改变传统的天下观，而逐步接受西方社会通行的平等外交原则。1861年，一个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外交机构正式成立，以及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个驻外使节等，都是“夷夏”观念被颠覆，并让位于平等外交观念的实际表现。

然而，这种将近代科学技术与平等外交观嫁接于传统专制王朝之上的简单做法，真的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吗？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胜负，已对这个问题做了及时的回答。

书           名：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作           者：茅海建

主    讲   人：何志明

主讲人简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主           播：沈怡育

策 划  编 辑：袁博

总    编    辑：徐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