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球战场又传来凛冽寒光！还是老问题：“中国人是不是人？”

讲述听得懂的热点，表达看得见的情绪。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喜马拉雅独家订制的节目《补壹刀》，我是刀客团的花叨叨。最近，西方一些媒体不约而同地就碳排放问题，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新一轮攻击。

比如“美国之音”就火力全开，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高达1/4左右，是美国的大约两倍”，“早在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峰，比中国早了20多年”。它还说，“中国的‘煤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涉及的仅仅是二氧化碳”，而“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减排目标都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准”。它还讽刺说，中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坚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使得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达峰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美国之音”还一个劲地撺掇说，中国“有能力使碳达峰的时间从2030年提前到2023年左右”。

讲到最后，这篇文章直接说，中国在气候议题上“压美国让步”，把气候变化问题变成了一个“外交博弈”，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国际领袖地位”。

这些呢，让人想起2010年丁仲礼院士那段著名的采访。当时采访他的主持人曾经质疑丁院士作为一个“科学家”，为何一直对气候变化做“政治解读”，也不知道凭这位主持人的专业素养，看了上述西方媒体的文章，能不能从满篇的“政治解读”当中扒出一丁点“科学”出来。

这位主持人还追问说“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丁院士对此是发出了“灵魂拷问”，他说：“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那么减排，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能有不少人感觉，减排是一个离柴米油盐很遥远的事，但实际上，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长远看，这是我们早晚都必然要实现的目标，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对每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根本性的。而且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看，早实现比晚实现要更有利。

但实现它的过程，也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努力，以及无数两难的选择。

恐怕很多人都记得，在去年年底，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市出现了一波“拉闸限电”。以中国今天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存在电力生产能力不够的问题。但是停电，的确发生了。

据介绍，这一方面是受到疫情之后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以及低温寒流叠加的影响，部分地区电力需求在短期内快速增长，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也存在个别地方为了促进节能减排，限制电力消费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的能源结构到现在为止还是以煤炭消费为主，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占比已经从70%左右下降到去年的56.8%。但这还远远不够。

先不说宏观层面，就说说对企业和个人，这意味着什么。

以燃煤发电为例，要转化为风能、光伏和水能发电，目前从技术上和设备上来讲，我们基本不存在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储能和输送。

由于燃煤发电的一大优点是产能稳定，因此在输送方面，对电网要求不高。而如果改为风能、光伏和水能发电，由于存在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燃煤发电一样稳定，因此电网就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特别是远距离输送。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造电网得到部分解决，但不可能全部解决。

而要改造全国电网又是极其庞大的工程，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可能有吧。

那就是让企业搬到发电厂附近。

但是这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搬迁成本极其高昂，企业能否负担是个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新能源发电厂所在地区可能本身生态就比较脆弱，比如让一些山东的化工企业搬迁到甘肃，可能用电问题解决了，但生态问题又冒出来了。

更不用说，中国各地区发展还很不均衡，让企业搬迁是否能满足现实的生产和消费需要，本身就是个问题。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清说，我们的确要争取更早实现碳达峰，但这也意味着要承担非常巨大的成本，在效率、发展和低碳三者之中，我们至少要取其中的两个目标，不可能为了一个而牺牲掉另外两个。

“西方一些媒体的想法很简单，认为你应该先把低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去满足发展和效率问题，但是这样的方式，中国人接受吗？”

对个人而言，目前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期待着住上大房子、享受各种现代化设备，城里人希望能从刚需的小户型，换成稍微大一些的改善型住房，南方人渴望冬天不用哆哆嗦嗦地围着“小太阳”取暖，在小城市的人盼望家乡能早日通上高铁，而大城市还有许多人在排队摇车牌号……

这些，都与能源消耗息息相关。

就以摇号很难的小汽车为例，在主要国家中，美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最高的，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超过800辆，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是不到200辆，排在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伊朗、南非等国家之后。

当美国一些记者在四季恒温的空调房里，轻松敲下指责中国为何不将减排目标提前的文字时，他们实际上指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要住大房子，为什么中国人冬天还要采暖，为什么要修那么多路，为什么出门还要开车。

他们根本不曾想过，中国人也是人。

围绕排放权的博弈，归根结底是发展权的博弈。

西方很多国家的碳排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达峰了，它们早已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也停止了增长。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中国的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刚过60%，还有很重的发展任务，而美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或超过60%标准。

换句话说，许多美国家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用上了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大排量私家车成为出行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家庭两辆车、夏有凉风冬有壁炉的舒适生活环境，早在几十年前就实现了。

丁仲礼院士在节目中表示，从1900年到2005年这105年之间，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

换句话说，美国等发达国家该发展的早发展完了，该排放的也早排放完了，他们为什么不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呢？

而他们，现在反过来指责中国说，你们就不应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生活。

所以，中国一直坚持在减排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因也在于此。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己一家的发展权，更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福祉而站出来发声。

而且，恰恰是美国，最没有资格指责中国。

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历至少三次“先承诺后毁约”的过程：

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且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国；2009年，美国气候变化法案被国会否决；2017年，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

直到现在，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两倍还多。

反观中国，自从提出目标，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我们的进展，是肉眼可见的。

对此，西方媒体也心知肚明。在无法指责中国“不减排”“不履约”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压中国减排的进度。

其根本目的，还是借这一议题，打压中国的发展。

但是，这种打压将注定无法实现。

一方面，没有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目标不可能实现，碳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高度契合。

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下一代能源技术当中的一些核心部分，以碳目标来促进能源产业经济升级，我们是有把握实现“换轨超车”的。

另一方面，我们减排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实现中国老百姓的福祉，而不是以西方国家为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将注定是艰难的，因此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既定战略目标与节奏。

如今，美国新政府试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让美国重新成为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恐怕需要重新学习“重信守诺”；

美国一些政客想炒作中国人权，也请先承认：中国人是有权利过上好生活的。这才是最大的人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欢迎大家订阅《补壹刀》，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