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4.请不要叫我做题家（2/4）

中国人对高考的信仰，有对其公平性的执着，也有对其“改变命运”属性的憧憬。它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精英的产生与权力的分配，改变了个体理解自身命运与社会处境的方式。高考恢复的四十多年里，它脆弱的公平一直被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但更大层面的落差与不公，却在放大。



无论是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还是先富人群的凡尔赛式炫耀，996和福报的无奈戏谑，都是这种不公的体现。更可怕的是，还有更多的人，在这个混乱嘈杂的互联网时代里，正经历着残忍的消音。这不是教育的问题，也不是教育部能解决的问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曾是整个社会的活力源泉。但人才规模的迅速膨胀与资源分配的不均，已经开始动摇长久以来“读书改变命运”的信仰。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正视问题，而不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让寒门出身的做题家“适应更加立体的社会评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