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千万别做小镇做题家

千万别做小镇做题家

                                  一

这一段有一个词成了流行词，那就是“做题家”。

我查了一下，“做题家”这个词最开始是起源于豆瓣一个小组的帖子，这个小组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顾名思义，就是考上了985，但是自认为是废物的一群人。当时是一个楼主自嘲是“小镇做题家”。所以做题家的意思就是出身小城镇或者农村的寒门弟子，他们从小埋头苦读，在“题海战术”中长大，擅长应试，但是缺乏其他能力，除了考试，别的什么都不会。所以踏入社会后，感到无所适从。

我知道这个词，是因为去年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新闻，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跳楼自杀，遗书当中也自称“做题家”，他在遗书中说， “二十年来我坚信做题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我因此放弃了其他的方向，使得做题成为我唯一而且是最为突出的优势，并且相信这是唯一的正途。到了大学之后，我竟然听信了某些自由派的鬼话，妄图‘全面发展’，因而舍弃了做题这一优势项目。当我意识到问题所在时，为时已晚。”

看了这个新闻，我感觉特别悲哀，因为所谓小镇做题家，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其实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小镇做题家。典型的代表就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

范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考上举人之后喜极而疯，而是他不知道苏轼是谁。《儒林外史》中，有个人对范进讲了个笑话，说是一个人到四川当学政，出门前，他的老师和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苏轼也是四川人。《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是明代，明代的学政，也就是一省的教育局长，他听老师提到苏轼，就以为老师让他照顾这个人。结果从四川回来后，他对老师说，我在四川当了三年学政，到处细查，从来没看到这个苏轼来考试啊，我想帮他的忙也帮不上啊，估计是文章写得不好，不敢进考场。明代的进士不知道苏轼是谁，这本来是一个笑话。结果范进听了，答了这样一句话，“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正常。”显然他也没听说过苏轼。

我相信今天所有的小学生都知道苏轼苏东坡，然而小镇做题家范进却不知道，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不考苏轼。所以小镇做题家范进虽然读了很多年书，但是毫无真才实学。

其实除了范进之外，曾国藩一家也是小镇做题家。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从十三岁考到四十三岁，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用于考试了。曾国藩自己，也是受 “应试教育”的长期折磨。从小只读应试教材，此外什么都不懂。一直到中了进士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知识结构非常单薄。

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

所谓“吊渡映带”是指八股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一段意思是，我当年幸亏中得早，中了进士之后又进了翰林院，下功夫读了几年书，否则如果我到今天也没有科举成功，一辈子几十年都在做题，除了做题没有任何能力，岂不令人羞耻吗？

所以曾国藩坚决反对他的弟弟们成为作题家。曾国藩对弟弟们的科举事业的态度是，如果有可能，有条件，当然要全力拼搏，努力读书，一定要科举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读书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不能光把书当成敲门砖，敲开门就扔了。要把书本身当成财富，读书不光是为了考试，你要真有收获。

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之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1]

人啊不读书则罢，既然已经自称为读书人，就一定要研读《大学》。《大学》的纲领有三条，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意指使自身的美德通过行为显现出来；亲民指对百姓关怀爱护；止于至善是以尽善尽美作为终极目标。这些都是读书人份内的事情。如果所学的知识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这三条都与自己毫不相干，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即便会写文章会作诗，自夸知识渊博，也只能算是个会识字的猪倌而已，哪里称得上是明理有用之人？

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一贯主张，读书重在明理，要通过先贤文字，体会作人之道，领悟办事之方，才能真的有用。那样即使科举不成，书也没有白读。也可以著书立说，或者当幕僚做实事，总之不怕没饭吃。反之，如果没有真学问，即使侥幸考中科举，当了官，一生也是一个糊涂人。

所以他经常提醒弟弟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读书要用功，另一方面，不要过度执著于科举，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说，“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所以他的科举观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勿以考卷误终身”。他多次在家书中要求弟弟们不要只读“考试文章”，而应该广泛浏览文史。比如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他在家书中说，“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无论文章之工不工，总以看书为急。不然则年岁日长，科名无成，学问亦无一字可靠，将来求为塾师而不可得。或经或史或诗集文集，每日总宜看二十页。”

不管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作文作得怎么样，你必须多看些有用的书，每天要看二十页以上的经史子集，不然最后你年纪大了，还没考上，什么都不会，你想当塾师都当不成。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针对曾国华的前途，在家书中严厉告诫曾国华，“年过二十，不为少矣”，你啊二十多了，不小了，应该放下一切、发愤读书了。如果这次仍然中不了秀才，你不如就放弃这种专读应试教材的学法，学点真本事。否则万一将来科举之路走不通，这一辈子将如何安排呢？[2]

道光二十五年，他给几位弟弟写了一封家书，介绍了一个让他们学习的榜样。他说：

安分耐烦，寂处里闾，无师无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则我之所期于诸弟者也。昔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

你们不如安下心来，忍住寂寞，即使无师无友，也可以潇洒自立，成为一流的人才。这就是我对弟弟们的期望。从前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岁以前在窑上给别人当佣工画碗，三十岁以后才开始读书，教育蒙童一直到老，终身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一生著书百余卷，成为本朝少有的名儒。他何尝有过师友?又何尝离开过家乡?我对于弟弟们的期望，是象他那样，总不会超出“立志有恒”四个字之外。

曾国藩提到的汪双池，指汪绂，他是乾隆年间一个大儒，他小的时候， 家里非常贫穷，所以他曾经在景德镇的烧瓷作坊里给人家画碗为生，是社会最底层。但是他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生虽然没有参加科举，没当过官，但是学识渊博，著述两百余卷，成为徽派著名的朴学大师，后来《清史稿》都给他立了传。

曾国藩为了弟弟们的科举，操了太多的心，给弟弟们在湖南选择名师，安排他们到省城读书，又让他们到北京读书，但是发现他们长进都不大。因此他感觉弟弟们有可能科举终身无望。科举不成，如果他们能够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间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儒家的孝悌精神，能让家族上下和睦，温饱有余，自己从读书思考中得到单纯的快乐，也不失是一种成功的人生。所以曾国藩在家书向他们介绍汪双池，曾国藩认为，汪氏一生虽然没有功名，但仍然是成功的，因为他找到了真正的人生快乐。

    曾国藩的这些说法，对他最小的弟弟曾国葆影响很大。

曾国葆在给曾国藩的一封家书中说，“今世之人，枉道从人，角逐于纷纭利禄之场，其得之者，仅享庸福，学问功业，不能自立自建……，其不得者，抑郁无聊，不自爱惜其精神，为有用之才，徒作无益之事。以自滔其身心，而辱及其亲。学问功业，无所自立。品行心术，何堪自问？见弃于友朋，受毁于乡人，惜哉!”

翻译过来，就是说，今天的人，学习不是为了明白道理，只是为了功名利禄。所以即使科举成功，也只是一个庸人，没什么见识，做不了大事。不成功呢，则成天抑郁无聊，自暴自弃，不知道爱惜自己，自己把自己的身体作贱坏了，还辱没家风，被朋友抛弃，被乡里的人笑话。

这一段话，显然是在说他六哥曾国华，只是没有点名而已。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确实是传统社会被科举制度残害的一个典型，他科举不成、破罐破摔，嫖娼赌博纳妾，无所不为，让曾家上上下下包括曾国葆都操了不少心，所以曾国葆发誓不做第二个曾国华。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三岁的曾国葆写信给曾国藩说，他以后的学习，将不再以科举为目的，而要多为有用之学。曾国藩对此表示非常赞同。他回信说“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之学，余阅其书，不胜欣喜”。

季弟国葆有志于研究道德仁义、有益身心的学问，我看了他的信，非常高兴。

所以千言万语，曾国藩是坚决反对弟弟们成为小镇作题家。所以我们总结他对弟弟们的教导，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要立志有恒，第二点是不要成为作题家。

[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39页。

[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