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03｜政治与宗教：“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真的能做到吗？

【宗教与政治的古今之变：相爱相杀的纠缠关系】

欢迎来到社会学板块第三讲，我是孟庆延。政治和宗教这两个词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一提到政治，我们就会想到权力、战争，而一谈到宗教，神圣的教堂、神秘的天国则浮现在脑海。这两个词，一个现实一个超脱，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讲呢？

这是因为不管它们各自的本质是什么，政治和宗教都关乎着秩序，这一人类社会的元问题。政治关乎秩序，这一点，你应该不难理解，宗教怎么也与秩序有关呢？如果你对今天的伊斯兰世界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阿拉伯国家还保留着禁止女性进入公共剧院和体育场观看演出或比赛的禁忌。请你注意的是，这些禁忌并非“性别平等”这个政治词汇可以解释的，它实质上是宗教对世俗生活所做出的规定。所以，在现代世界，宗教依然深深的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和政治一样，规定着、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秩序。

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左右秩序本身，真正能够影响世界局势和社会秩序的，是政治与宗教这两者之间“相爱相杀”的纠缠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别急，我一点点讲给你听。

我想，你一定知道中东地区已经延续了数十年的战火硝烟。从1948年到1982年，在35年的时间里，就爆发了5次中东战争；不仅如此，从1990年到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针对中东国家伊拉克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然而，光是这些还不够。2001年到2016年，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恐怖势力——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战争持续了十余年；2011年初，在阿拉伯之春的思潮下，西方国家和叙利亚政府与被认定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国之间爆发冲突，双方的冲突一直持续至今……

在我看来，这些冲突背后，其实有着共同的基础逻辑，那就是突如其来的现代文明所引发的政治与宗教的全面对决。

你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指的是宗教，这无需解释。凯撒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统称，指代政治。通俗地说，就是政治处理人的行为问题，而宗教处理人的灵魂问题，二者井水不犯河水。这种现象又被称为“政教分离”。听上去是不是很简单，政治和宗教二者似乎可以拥有明显的边界，但其实，政教分离在现实操作层面远没有听上去这么简单。

我们一个个来说。先来说说政治。简单地说，政教分离，其实就是政治从“道德”领域退出的过程。今天我们谈起政治，要么是政党选举，要么是政策制度，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其实就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及权力运行来规范人的行为。但是以前可不是这样，在古典时期，它更关乎人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句话就是在说，政治的作用是要培养城邦公民善良的内心和勇敢的品性，因此，“good”（善良）成为了英语世界中的非常重要的词汇。应该说，直到现代社会来临，政治才从道德问题变成行为问题。

再来看宗教，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它绝不局限于“灵魂安顿”和“信仰价值”这个抽象的领域，而是要进一步规范人类世俗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所以你会经常在欧美电影中看到中世纪的修道院与宗教裁判所，罗密欧和朱丽叶想要结婚不需要去国家的民政局，而是去教堂找个神父主持婚礼就可以了。意大利的思想家布鲁诺，因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宗教主流理论不符，就可以被宗教裁判所合法烧死。不仅仅是基督教，像伊斯兰教、印度教之类的宗教，也一直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

直到以启蒙思想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来临，西方文明才出现了明显的政教分离趋势。君权神授的宗教理念被主权在民的政治观念所取代，政治权力的神圣性不再建立在宗教之上，而是通过大众选举的政治制度实现；同时，法律体系规制个体行为的基础秩序与规范，但与心灵和道德不直接发生关联。那么问题来了，心灵和道德怎么办呢——它们将彻底地交由宗教来进行处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与政治以现代为起点，分道扬镳。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么“世界和平”也就不再是上帝的头号难题。当现代西方政治以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形象展现着他的新生和力量的时候，这场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体系”为主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向世界输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只处理人的行为、停在表面的政治，却遭遇了来自不同文明的强烈抵抗。以阿拉伯国家为例，很多阿拉伯国家在形式上都实行了现代政治体系，但是它的本质依然是“政教合一”的形态，宗教更是在他们的政治运行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现代文明造成了西方社会中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然而，这种分离并不彻底，也不完美，特别是当这样一种分离方式施加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时候，就会遭遇顽强而激烈的抵抗。因此是阿拉伯之春还是阿拉伯之冬也就成为了一个待解的命题。

【政教分离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产生？ 】

讲到这里，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在西方社会政治和宗教会发生分离，并且还能分离得那么成功呢？恭喜你，你和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同样的问题，他在一百多年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19世纪，韦伯提出了他的时代之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率先在西方产生？韦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美解释了西方能够率先、并且成功实现政教分离的原因。

与卡尔·马克思更多从生产力与技术进步的角度给出回答不同，韦伯从宗教层面追寻社会的变化。他发现，17世纪之后基督新教的改革开启了西方宗教的“除魅”过程，也就是宗教世俗化的过程。经过了宗教改革的基督教，不再像过去那样将“积累财富”、追逐利润视为人性的贪婪而加以排斥，而是积极鼓励，并规定人在此生不断积累财富，就是证明上帝的荣耀。改革后的基督教不再像其他宗教那样，以遥远而不可见的“天堂”、“原罪”来塑造人在此生的心灵和行为，而是告诉人们，必须在此生努力工作，积累财富，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个过程，被称为宗教的祛魅过程。这样，在西方社会中，宗教渐渐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退居幕后”，尽管它依然保留着对人的道德与灵魂的“管控”，却不再像之前那样，明目张胆地约束着人的行为。

不仅如此，韦伯还注意到了现代政治其实也完成了“除魅”的过程。他发现，与传统政治更多地与宗教捆绑在一起不同，现代政治就像现代工业体系一样，每个从事政治的人都是机器中的零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以此来确保权力的来源与执行都尽可能的规范化与程序化，韦伯将其称为“科层制”。同时，现代西方政治系统的运行只是关涉人的行为及其效果，也被称为“不触及人心的政治”。于是，宗教的除魅化与政治的表面化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秩序。

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完成政教分离呢？这里面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在伊斯兰的宗教发展历史中，并没有发生西方马丁·路德那样的宗教改革，而这场影响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宗教改革，其根本是将人的世俗行为与宗教活动区分开。人类的世俗行为只要符合法律规范、市场契约与政治规则，就是合理的。至于你内心究竟是善良还是邪恶，这件事不再交由世俗的政治权力加以干涉，而是完全交给宗教进行处理。而没有进行这样一场宗教世俗化改革的伊斯兰世界，宗教与政治之间也就没有如此泾渭分明的边界，而是始终捆绑在一起。如果说现代西方世界的政治与宗教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话，那么伊斯兰世界中的政治与宗教则几乎是一体的。

【中国的文化基因：化解了政教问题的紧张关系】

讲到这里，还有一个遗留问题。前面我讲的这些政教合一、政教分离都是在西方和中东，我们中国人似乎体会不到政治和宗教在历史上的这种复杂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在这一讲的最后，我要告诉你，这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有着密切关系。

在漫长历史中，我们的政治从来都不是“停在行为表面”的政治，它更强调从道德心灵到行为举止的全面照料。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皇帝，不仅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更是道德水准的示范者。孟子曾经讲过：“人人可以为尧舜”。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像尧和舜那样做贤明的统治者，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具有崇高道德的人。这就是我们文化基因中的政治意涵，政治对于中国人而言，不是权力的游戏这么简单，还包括对人的道德教化与人格塑造。

再来看宗教，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不像其他宗教类型那样将世俗与天堂区隔得泾渭分明（比如我们对“天庭”的想象，和我们对神仙体系所做出的安排，其实就是世俗社会中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映射），换句话说，我们早已将对宗教的理解，潜移默化的植入了自身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像是北京香山的卧佛寺，因为谐音和offer寺接近而成为求学、求事业人的“求过宝地”），与其说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理解方式，不如说是宗教充分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具体呈现。

也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基因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人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的统一要求，我们才不会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宗教与政治分离所带来的那些强烈紧张。

政治与宗教，在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持续上演着分分合合的悲喜剧。在人类文明进入“现代”这个节点之后，这两者的分离趋势越发明显，也在不同文明土壤中不断生产着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然而，无论它们谁战胜谁，谁的力量更大，都有着“本是同根生”的历史渊源——因为从有人类文明那天起，政治与宗教便共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秩序。

你是如何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现象的？为什么伊斯兰世界没有发生彻底的政教分离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或者加入社群讨论，我们下一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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