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为何接受不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马秀珍建议将性健康教育纳入中学生教育课程体系。消息很快占据当日热搜第一。

一周前，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2021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上建议，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教学内容。

2011年10月24日，上海首套中小学性别教育教材《男孩女孩》投入使用，并在市内18所中小学试讲这一课程 视觉中国图

“终于有希望了，这是让全体性教育工作者泪目的时刻。”知名博主他塔拉在微博上如此感叹。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他塔拉是一位拥有16万B站粉丝、37万微博粉丝的“网红”，她如同一座桥梁，将活跃的年轻网友与性教育连接在一起，切入各种话题来普及性教育。她的职业身份则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研究助理、中国性学会家庭性教育分会最年轻的常委。

3月3日公布的《“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有332起，受害人数845人，年龄最小的仅1岁，其中熟人作案占比达74.04%，家庭成员性侵案曝光量大幅上升。受侵害的儿童中，女童占90.61%，男童则占9.76%。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负责人、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在座谈会上介绍，这些年，性侵儿童的案例曝光呈现较高频率，但事实上，由于案例的特殊性，以及受社会认知、风俗习惯、传播规律、搜索规则等因素影响，性侵儿童案例经大众媒体报道进入公众视野的，仅是极少数。

他塔拉告诉第一财经，中国从事性教育的人非常少，除了一些NGO、课题组、民营机构，就是一些博主或大V，很多都是满腔热情，但缺乏专业背景。

国家法律对猥亵儿童罪有刑法处罚，对儿童的保护也有相应政策。但在当前的情势下，防止儿童被侵害必须从性教育的全面普及做起，这种教育不仅迫切，而且必须是自下而上的。

1998年他塔拉生于北京，哪怕生在一线城市，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能感受到，在国内，但凡谈论到“性”，总会被公众狭义而偏颇地理解、误读。而中国性教育也总是遭遇来自不同层面的阻力，其中最常见的阻力，往往来自家长。

家庭性教育之难

剃了寸头的他塔拉，看上去颇为叛逆。早在青春期，她就将性教育视为未来想要从事的专业，笃定前行。

她生长在一个观念传统的家庭，父母从小对她有诸多行为乃至衣着上的严格要求，在“性”的观念上，更是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代表，几乎是避讳话题。

“就算想聊，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加上有些话题压根不想说。父母总是坚信，孩子长大了自己就能学会。”他塔拉说，哪怕到今天，父母从未跟她聊过性教育，甚至她从事这一行，母亲还不能完全理解。

她的性教育启蒙来自小学六年级老师在班级里传阅的一本《青春期手册》，到了初中，学校开展过艾滋病科普讲座，“但远远不够，性教育绝不只是关于生殖、性病和性侵害的教育，性教育不等于性行为教育。”

他塔拉原本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却因偏离性教育的梦想而退学。后来，她在悉尼大学找到向往的性别研究专业，成为该专业唯一一位中国学生。去年12月，她传媒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国普及性教育。越是深入专业，她越发现，性教育的概念非常广阔，它不仅是关于一个人如何与别人交往，如何了解自己的需求、保护自己的权利，更是一种了解人类多样性的学科，涉及文化、关系、性别、性行为、健康、权利等领域。

他塔拉在悉尼大学找到向往的性别研究专业，成为该专业唯一一位中国学生 受访者供图

早在2017年，她就开设公众号与视频课，讲述自己的专业。讨论的话题从什么是性教育、国外的性学研究到了哪一步、性教育在国外的现状，乃至女生该如何正确使用卫生棉，都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分享到网络。

怎么科学系统地教孩子们理解性、保护自己的隐私、防范性侵，也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职责。去年，课题组就在北京一些幼儿园开展性教育事件，他塔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幼儿园的孩子对生殖器并没有意识和羞耻感，很多意义是大人强加的”。

在性教育工作者看来，当孩子开始询问“我从哪里来”，就是最好的开启性教育的时机。每一个孩子天生都会对生命的来历充满好奇，与其用“垃圾桶里捡来的”回答粗暴回避，或是让孩子通过网络或是其他方式获知不准确信息，不如用科学而系统的方式，从一开始就给他们正确引导。

普及性教育刻不容缓

将儿童性教育纳入必修课，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两会代表委员的呼吁，让整个课题组为之兴奋。几乎所有从事性教育工作的人，都为这一刻而感慨。

2013年，海南某小学校长带6名小学女生开房，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当时还是《京华时报》时政新闻记者的孙雪梅为这个新闻而愤怒，同一年，她联合全国上百名女记者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在许多年的性教育推动中，她发现，基层的性教育普及因为缺乏专业教案和专业师资，非常困难。

如何让孩子明白什么是性侵，怎么保护自己而不造成误导？这个度的拿捏很难。为推动儿童防性侵政策和法案，“女童保护”在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发布儿童防性侵教育和性侵儿童案件的调研报告。

这些年，公安机关破获的猥亵和性侵未成年儿童案件数量大大增加，2020年已突破一万件。

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第一季度公布数据，决定起诉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是4151人。一个更加痛心的现实是，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发展，更多的网络性侵案件开始频发。2017年至2019年6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8332件，其中近三成是施害人利用网络聊天工具结识儿童后实施。网络隔空性侵儿童成为新现象，施害人故意接近孩子，骗取孩子裸照或者裸聊，威胁孩子不许说出去，否则把裸照散布，以此控制未成年儿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认为，现在对于猥亵和性侵儿童的犯罪分子处罚力度不大，违法和犯罪成本很低，导致很多人敢对未成年人下手。

多位人大代表认为，学校应该将儿童防猥亵和性侵内容写进教材，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

“这不是简单的几堂生理卫生课，大家不好意思嘻嘻哈哈就过去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宏宇认为，性教育应该纳入必修课，通过考试的方式，提高孩子的意识和防范能力。而在家庭层面，父母最能深入孩子心灵，更应该建立家长学习性教育的辅导机制。

截至去年12月底，“女童保护”在全国31个省份相继开课，培训志愿者数万人；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儿童超过464万人，覆盖家长超过64万人。

进入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这一年，他塔拉亲眼见到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和心力，努力为决策者提供有力的研究证据。她屡屡体会到这过程中的艰难和困境，每次觉得前途艰难想放弃，每次都被刘教授鼓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做下去，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性教育工作要改变的是几代人、十几代人，未来一定能越来越好。”

“性教育急缺课时、教师、研究和评估，这是一条漫漫长路，孩子们等不及了。”他塔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