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1【白话文】致纪泽：教纪泽读书应勤做笔记

导言  

这封信是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自江西建昌（今江西南丰等地）军营写给湖南老家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的甲五是曾国藩小儿子曾纪鸿。这封信中涉及了大量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信中提到的《伐木》、《鸳鸯》、《螽斯》都是儒家经典《诗经》中的篇章，这些篇章的意涵，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自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赋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文体，这封信中提到的潘岳的《西征赋》、鲍照的《芜城赋》等文则是当时的名赋。还有，信中提到的《孔宙碑》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主孔宙，是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北海太守孔融的父亲而作。碑文称颂孔宙，文学价值不大，但书法精美，是汉隶的代表作之一。《元教碑》即《玄教碑》（元字是为避清圣祖玄烨讳而改）全称《元子昂玄教宗传碑》为宋末元初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所书行楷名篇。另外，王怀祖、王伯申是父子是清代著名考据学者王念孙、王引之，他们是曾国藩最推崇的学问大家。此外，信中提到的“年伯”这一称呼是后辈对与父辈同一年考上科举的人的敬称。

白话文 

字谕纪泽儿：

十月十一日接到你的向我请安的信，信内附有隶书一册。二十四日接到你四叔的信，信内附有你临摹的《玄教碑》—册。王五还有其他几位咱们家的长夫来军营时，已经把家中的琐事都详细的告诉了我。

你在信中谈到阅读《诗经》注疏的方法，跟上一封信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汉人为经典所做的传注、唐人为经典所做的义疏，不好的地方在于在他们墨守原来的解释，常有穿凿附会的毛病；好的地方在于他们坚守原来的解释，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见解。把“谓”解释为勤的地方还不多见；把“言”解释为我则到处都是。大概也是许多人辗转相传的传统解释，这种解释只看重前人之说，而不顾及文章本身通顺与否。其它像把《伐木》篇解读为文王与友人上山；《鸳鸯》篇解读为明王与万物相交，还有你所怀疑的《螽斯》一篇的解释，同样都犯了牵强、穿凿的毛病。朱熹所作的《诗集传》，一扫古人设置的阅读障碍，深入领会诗经本身的神韵趣味，不拘泥于字面而意在疏通文义。然而像《郑风》各篇的注释，一般认为是为了讽刺太子忽而作，这种看法固然不对，但朱熹认为《郑风》都是宣扬私奔，言语放荡的诗，也未必正确。你钻研儒家经典时，不论汉、唐的注疏，还是宋代的注解，都应该实事求是虚心地的探求本意。其中满意的观点，就用红笔标出；表示怀疑的观点就另外用本子上记上，或者深入辨析论说，或者简要的写上几个字的意见。将来疑点逐渐得到解决，再详细的记在这条下面。长期积累，逐渐成卷、成册，学问自然会一天天进步。在我看来，高邮王怀祖先生和他的儿子王伯申，研究经学的成就是本朝最高的。他们的学问都是依靠做笔记积累而来的。我的学问虽然比不上王怀祖先生，可还是非常殷切地希望你能成为像他儿子王伯申那样的人。

另外，你问我八股文可以不可以暂时搁置不学，或者学些其他的学问。我想只有文章既可以用来追述古人、也可以用来关切现实，文章之中没有哪类文章比得上赋。汉魏六朝的赋，名篇杰作全都收录于《文选》一书中。我曾经把其中的《西征》、《芜城》及《恨》《别》等名赋拿给你看过。小品赋有《古赋识小录》，律赋有本朝吴谷人、顾耕石、陈秋舫各家所作的名篇。你如果想要学习赋的写作，可以每逢三日、八日作一篇大赋，大概几千字，一篇小赋，大概只有几十个字。或者对偶或者不对偶，都可以。这件事比八股文稍微有意思一些，不知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天赋。

你所临摹的隶书《孔宙碑》，笔画太拘束，不是很灵活，我想可能是握笔太靠近笔头的缘故。你以后握笔应该握住笔管顶端。我因为握笔太低，一辈子吃亏，所以教育你趁早改掉这个毛病。另一篇《元教碑》的墨色很好，可喜可贺。亲家郭二叔嫌左肩太低，右肩太高。吴子序年伯想带回去给他的子弟看。你的字体尤其适合写草书，以后要专门练习真、草这二种书法，篆书、隶书放下不写也没有关系。四种字体一起学习，恐怕将来一样也学不精。

我的癣病近些日子好了很多，只是视力一般，和从前一样。军营里生病的士兵、民夫，已经康复了十分之六七，只是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完全复元，不能外出参与讨伐“贼军”的战斗，这让我很是焦急。听说甲五的眼病已好了十分之八九，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比欣慰。你是晚辈之中年龄最大的，要常常存有栽培、提携诸位弟弟的念头。君子之道，没有比与人为善更重要的部分了，何况你们还是亲兄弟呢？临三、昆八是你的表兄弟，你也应该跟他们互相勉励。你知道什么道理了，也要常常跟他们讨论一番，这样的话彼此都能有所进步。

此谕。

解读  

在这封家信中，曾国藩再次向儿子曾纪泽指示了学问、文章、书法的门径，他所推荐的文赋、碑帖都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对古典文学、书法感兴趣，亦可以参照一读。当然除此之外，这封家书最值得关注的是曾国藩有关学问的态度。作为清代最著名的理学家，曾国藩并没有当时学者常犯的入主出奴之见。不仅他最推崇的当朝学者是坚持汉学立场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且他还告诫儿子，即便是理学宗师朱熹有关诗经的注解也不能完全相信。他告诉儿子读书要做好笔记，多闻阙疑，实事求是的从经典本身出发客观的评判各家注解，这种治学态度值得肯定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