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她是民国著名女律师,也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妇女运动著名领袖之一,还是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
她就是史良。
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前清的进士。
父亲由于反对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入考做官,在家中当私塾老师,母亲会作诗,会下围棋。
这位出自传统书香门第的常州女子,是怎样成为名震上海滩的大律师的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史良的故事。
常州有“八邑名都”之称,位于江苏南部,北携长江,南衔太湖,崇文重教,经济发达,还有便捷的交通。
生长在这样开放的地方,很容易受到新文化的熏陶,萌发民主意识和爱国思想。
所以,常州不仅承载了史良的青春岁月,也为她传奇的一生打下了基础。
在常州女师读书的时候,史良就是校园风云人物。
她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且说话做事干脆果断,宣传鼓动能力强,在同学中很有威信,被推举为三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成为常州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当五四运动的高潮到来时,常州已经走在了前面,也给了史良大量锻炼的契机。
1919年12月20日,一则报道这样写道:
“女师范之女学生手执纸旗,上书‘国民猛醒’、‘抵制日货’、‘坚持到底’等字样游行街市于西瀛一带,沿途讲演日本对待吾国情形,速谋救国方针,后至青果巷,在真武庙首演讲到三十分钟。”
这便是当时史良领导的运动之一。
组织类似这样的活动,史良早已驾轻就熟,并且在苏州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为了发扬五四精神,史良创设义务学校,教育培养无力求学的儿童及失学妇女,不收分文。
毕业后的史良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一开始选修政治专业,但是半年后的她,却毅然改学了法律。
当人们问及她为何更改专业时,史良无比清醒地回答说:
“在学校里我比较活跃,喜欢做点事情,发言的时候也极多,慢慢地自己有了一种企图,想改造环境,想做点事。
当时又傻傻地痴想着要一个国家走上正途,只要政治上来几个人才就好了,真有点一手打成天下的怪想头。
所以我起初是进的政治系,过了半年想想政治太空洞,不如学法律,我便感到不妨在这方面也试一试,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史良,那么她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理想主义者。
也正是这样的脾性,使她闻嗅到一抹笃实、勇敢、坚强的气息,成为了始终坚持追求真理的人。
毕业后,史良开始当律师。
当时妇女被社会歧视,作为一个女律师,更是维业为艰。
但史良深谙法律,口才锋利,办事干练,又为人仗义,因而所受案件常常胜诉。
只要是她承办的案件,都竭力为保障妇女的权利辩护,并对困难者,义务办案,对离家无所依者,为之谋职。
善良高尚,坚持伸张正义的史良很快就积累起良好口碑,声名蜚著。
1935年左右,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东北之后步步紧逼,向内蒙、华北进兵,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就在1935年的下半年,在上海的一个会场里,黑压压挤满了人,连走廊里都人满为患,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台上的一个中年女人。
这个人身材高挑,举动稳重,只听她字字铿锵地说道:
“诸位,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
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难道甘心在家里期待亡国奴的生活来临吗?
不,绝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这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
慷慨激昂发表演说的,正是35岁的史良。
她作为主要发起人,宣布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这也是她全面参加救亡运动的开始。
那一天,上海的人们在街头会看到一支非常壮大的游行队伍,他们4人一排,挽着臂,怒吼着喊着口号,徐徐向前。
领头的正是史良,这是空前的由妇女领导的示威运动。
在史良的带领下,上海的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各界救国会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组建、成长起来。
1936年6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的政治立场。
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也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相吻合。
为了促进各方势力团结对敌,共御外辱,救国会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集会游行。
史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走到老西门的时候,大量军警突然出现,扑向队伍,用刺刀、军棍、皮鞭等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进攻。
史良也遭到毒打,浑身伤痕,躺在病床上的她却丝毫不觉得疼痛,还兴奋地对友人说:
“五年来使我们民族含羞,激起了人人心头千万丈高的怒火,现在这怒火已经在重重压制下化作伟大的力量,抵抗着敌人。”
随后,她在《九月的鞭笞》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这一句简单的话,足以看出史良内心的坚持。
从病床上起来没多久,史良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组织救国会响应和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将抗日救亡运动一次次推向高潮。
史良抗日救亡的事业正如火如荼,却没想到,一场灾难正携风带雨地到来。
随着救国会的抗日救国运动席卷全国,日本驻沪机构坐不住了。
他们开始对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救国会负责人。
于是,1936年11月23日凌晨,借口救国会有“鼓动工潮”“危害民国”的反动嫌疑,国民党秘密对救国会负责人下手了。
这天夜里,史良住所,探警们翻墙而过,打开大门,蜂拥入楼,将刚起床不久的史良抓捕并立即带走。
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六名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仆,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领袖的被捕,就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元旦之后,江苏最阴森恐怖的地方——高等法院看守所,迎来了这批特殊的犯人。
狱中的史良竟然把坐牢变成研究学问的好机会,不仅和关押的女犯打成一片,还在狱中以律师的身份帮女犯们申述、维权。
对“七君子”羁押四个月后,4月3日晚,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提交了一份对“七君子”案的起诉书,以所谓共犯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为由,罗织了十大罪状要求对史良等人进行依法审判。
起诉书见报后,举国哗然。
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方面请了杜月笙来当说客。
杜月笙对“七君子”提出了看似没什么损失的妥协方案:
法院宣判五年徒刑,但并不真的执行,从反省院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转一转就算了。
“七君子”们听此都非常愤慨,这是对爱国人士的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他们说,我们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绝不接受。
1937年6月11日,法院正式开庭审判当天,史良等人把法庭当做讲坛。
用明晰简洁的语言,阐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驳斥得体无完肤。
七人中,勇敢果毅的史良态度最为从容。
“七君子”事件在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想办法支持他们。
各地举行援助救国会领袖的示威运动,爱国人士纷纷发声,对国民党逮捕救国会领袖的行为进行谴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局面形成,证明了七君子率先奋起倡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正确。
史良等7人,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
下午5时30分左右,史良等人从狱中走出,早就守候在门口的群众热烈欢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抗日救国口号,那一刻,史良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然而她没有过多沉浸在重获自由的喜悦中,没多久就回到上海,继续投入引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七君子”出狱时在监狱里合影 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此后的史良一直力主正义,不为名利所动,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甚至经常冒生命危险,营救一些受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她参与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筹备成立,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任司法部长,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奠定了我国的法制基础。
1985年9月6日零时30分,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著名领袖之一史良因病逝世,终年85岁。
在她的遗物中,亲属发现了一份复函,才知道,早在1935年5月,她就把自己上海的房产捐给了政府。
史良没有留下遗产,她留下的是精神财富。
光阴荏苒,日历从1985年翻到2021年,似乎只用了一瞬间。
如今算来,史良离开我们已经36个年头了。
晚年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纪。”
她却不知,这个世纪因为她的存在和努力,而多了多少美好。
她的一生,始终坚持追求真理,立场坚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常州人引以为豪的中华女杰。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少年立志做律师,中年被捕宁死不屈,晚年虽疾病缠身,却仍为国为民。
时光匆匆,85载人生实苦,史良却用不断追求真理的信念和胆量披荆斩棘,在苦难里绽出花来。
大家好,我是有书君。
2019年12月16日开始,名著专栏重磅升级,开始正式连载。
不知不觉,竟陪伴大家一年零3个月之久。
做这个栏目的初衷,就是希望每位读者能从中获得一些知识,不辜负大家这十几分钟的阅读。
同时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读书、喜欢上我们的历史文化。
每篇文章下的每一条留言,有书君都会认真去看。
每每看到有读者留言说,通过这个栏目收获很多时,有书君真的很开心。
这一期,是我们名著栏目最后一期了,为了不辜负大家对名著栏目的支持,有书君决定闭关创作,希望未来能策划出更多优秀内容。
所以要暂时和大家告别了,感谢各位书友对我们名著专栏的支持与守候!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等待,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遇。
各位书友,让我们一起期待不久后的将来,新名著内容定不负诸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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