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佛教的发展和对唐文明的影响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佛教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传到我国的新疆地区，东汉时传入内地，此后数百年中，到中土传播佛教的僧人都是来自古印度和中亚各国，还没有内地僧人主动出国求取佛教经典。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开始，汉地僧人或自发结伴，或受官方派遣西行求法取经，这就是中国僧侣的西行求法运动。西行求法运动绵延千年，是中国历史和亚洲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断给中国输入外来的知识、信仰和精神元素，而且也促进了东方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地的衰落，中国逐渐成为佛教的中心，佛教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在东晋时期，隋唐时代中国佛教日渐自信，但是西行求法依然是连接各处佛教的重要途径。而且唐朝诞生了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的高僧，对文化交流和佛教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朝之后，佛教在印度和中亚彻底衰落，虽然仍有零星的求法僧人，但是已经对中国文明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在艺术创造上也更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在灿烂的宗教文明发达的同时，与之相关的雕塑、绘画、建筑等，都取得了令后人赞叹的成就。

虽然大多数气势恢宏的佛教建筑，经过政治起伏和连绵战火的洗礼，已经彻底毁掉，但是只要看一看同一时期甚至较晚的日本佛教建筑，就知道唐朝的佛教建筑是多么惊人。隋唐时代，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寺塔、石窟、佛寺、佛塔等大量出现，有一些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宗教建筑。留存至今的大、小雁塔就是唐代建造的。前者建造于高宗永徽三年（625），是高僧玄奘亲自设计，武周长安年间毁，但是随后又重建。这座七层高达六十四米的密檐楼阁式建筑，经过一千三百年，仍然坚韧地矗立在那里。可以想象，当时世界之都长安城的天际线，被像大雁塔这样恢宏的佛塔装点着，俯视着来来往往的商旅、高僧、官员、和普通市民，远眺着胡商驼队从西域往返，带来丰富多彩的舶来品。而这些来自亚洲各个角落的异乡人，尚未走进长安的城门，就远远看到星罗棋布的高层建筑，目瞪口呆之余多么羡慕盛唐的气象和风度。唐中宗这位可以说是唐朝历史上最为崇佛的君主，在短短的任内，又修建了小雁塔。为了修建这座塔，宫女们纷纷募捐，很快就让这座十五层的宝塔建立起来。走出长安城，佛光照耀之处，就能看到佛塔的身影，诠释着大唐帝国在信仰世界的地位。

开凿石窟，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成为中国人表达自己信仰的方式。隋唐的石窟艺术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的发展。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到今天仍有一千三百多个佛教石窟，大多数都是隋唐时代开凿。作为天后的都市，洛阳在武则天时代取代长安成为帝国的首都，也因此成为东方世界的中心。则天武后在神都修建了前所未有的建筑——明堂和天堂。这两座带有鲜明佛教色彩的建筑，使整个洛阳城的空间层次异常鲜明。与之配套的天枢，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座纪念碑，可以与罗马帝国修建的图拉真纪功柱（Trajan's Column）相媲美。来自朝鲜半岛的毛婆罗造模，来自波斯的阿罗撼召集诸藩王筹资修建，来自高句丽的高足酉也参与修建。天枢既是武周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又是中国当时作为东方世界主宰的明证，故号“万国颂德天枢”。

位于敦煌的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壁画、雕塑，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中心。莫高窟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其壁画内容博大精深，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等题材，还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景。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最高的第96窟，附岩修建了佛塔，内储高达30多米的弥勒佛坐像，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虽然武则天的天堂焚毁，敦煌的这座建筑为我们提供了可参照的样品。

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现在编号第16窟的石窟发现了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里面居然保存着从4世纪到11世纪的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藏经洞出土的文书除了汉文文献，还有用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撰写的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另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中亚文明提供了重要史料，补充了大量信息，保存了重要人类文明的记忆。

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东大殿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古老的木结构建筑，长安和洛阳的大量木结构建筑已经彻底毁灭了。但是从南禅寺大殿（修建于782年）和佛光寺（857年重修）来看，规模宏大，技术高超。雕塑也形成了新的风格和特色。不论是石雕还是泥塑，都气势宏伟、形象生动，四川乐山大佛，是唐代的作品，高达71米，是目前最大的石佛象。这些雕塑艺术品，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佛教推动纸的使用和传播，推动了印刷术的发明和更新，在艺术上，也推动了绘画的发展。敦煌莫高窟中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深富独创精神和超凡的想象力。唐代的三彩陶俑制作精美，能够刻画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感情思想，而动物俑多以马和骆驼为多，形态逼真，生动地反映了唐帝国开放的时代精神。唐代著名的塑像家活跃在长安和洛阳等大城市，为数量众多的寺院和普通民众塑像。长安各大寺院的壁画，俱出名家之手，主要仍是以佛教画为主。吴道子擅长佛道画，号为“画圣”，他在传统的兰叶描和从西域传来的铁线描之外，别创出一种圆润的莼菜条，又吸取梁代张僧繇和西域画派的晕染法，使其画作富有立体感。其所画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在盛唐时代宗教画的代表人物。擅长人物故实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擅长仕女画的张萱和周昉、发展了山水画的展子虔、善画金碧山水的李思训等等，都在中国绘画史占有重要地位。受佛教文化熏陶至深的唐代大诗人王维，首创中国水墨山画，被称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的水墨山水画影响深远。敦煌等地壁画中的经变画，内容纷繁、构图紧密，展现了当时画工们的高超水平。从这些经变画，可以一窥唐代绘画的风采。

隋唐时代，音乐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的五音音阶、丝竹钟磬的乐器，在域外传入的新的乐理和乐器冲击下，出现了融合。大量胡人创作的乐曲在唐帝国内广泛流行。唐代《十部乐》包括《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唐代的音乐中加入了中亚、印度等地的音乐元素，融合造就了唐代的新音乐。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可以说，西域音乐在唐代音乐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如唐玄宗非常喜欢羯鼓一样，说明西域音乐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唐南卓《羯鼓录》记载：“上性俊迈, 酷不好琴, 曾听弹琴, 正弄未及毕, 叱琴者出曰:‘待诏出去。’谓内宫曰:‘速召花奴, 将羯鼓来, 为我解秽！’”正是因为唐朝宽容开放的心态，海纳百川的气度，才继续能够推动音乐体系的革新。除了音乐，唐代的舞蹈也是吸收多种文明的精华，气度恢弘。隋唐舞蹈分为软舞和健舞，软舞有鸟夜啼、凉州、回波乐等；健舞有剑器、胡旋、胡腾等。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舞蹈，在唐朝却非常流行。唐代的大曲都是舞曲，每一曲分为十二大段，结构复杂。具有故事情节的戏，比如《兰陵王》等，在唐代非常流行。木偶戏也出现了。唐代的杂技表演也很活跃，从唐代的壁画中，就可以看到表演杂技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