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太高租房难，曾国藩比你还难！

房价太高租房难，曾国藩比你还难！

现代人的生活，买房是一个困难的话题，因为所有生活成本中，房价总是最高的一个。这一问题，不仅现代人要面对，古代人也同样绕不过去。

比如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漂泊一生，就从来没买过房；杜甫买不起好房子而只能盖茅屋，结果还被秋风所破，由此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作为诗坛后辈，白居易刚到长安时，结果被前辈拿他的名字打趣，“长安居，大不易。”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京城生活确实很艰难，所以白居易写了这样一首诗：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由此可见，大城市里的“蜗居”生活，早在白居易那会就已经开始了。

在京城里安身立命，古代不容易，现代不容易，近代也不容易。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圣人”的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例。曾国藩老家湖南，出生于普通的耕读家庭。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得中进士并拨入翰林院深造。两年以后，曾国藩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那翰林院检讨是多大的官呢？不大，不过是从七品的小京官。

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按规定，清朝一品官的全年俸禄180两银子；到七品官，就只有45两了。雍正搞“养廉银”制度的时候呢，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收入，但对于京官，因为本身办公费不高，所以没有养廉银而只实行“恩俸”。所谓“恩俸”，就是在原来俸禄的基础上加倍，比如曾国藩之前俸禄为45两，加恩俸的话就有90两的收入了。

京官还有一点和地方官不同，那就是京官有禄米。按规定，京官每正俸一两配发禄米一斛，也就是说，曾国藩正俸45两，配发禄米45斛。那么，这45斛禄米值多少钱呢，大概30两银子左右。这样算下来，初入官场的曾国藩，他一年总收入大概在120两银子左右。

此外，京官还有数目不等的“公费”，但数额极低，一品大员每月不过5两银子，从七品翰林公费一两半，一年能拿到手的大概 10两。加上这项，曾国藩全年收入在130两左右。

收入问题先放一边，这里说说曾国藩的衣食住行。外省人到京城做官，首先遇到的是住房问题。遗憾的是，清朝京官在这问题上没有什么优势，他们既没公房也没住房津贴之类，要么自己买房，要么只能租房。由于当时京城房价高，加上做官的流动性又比较大，所以多数人尤其是刚入职的新官员通常选择租房。

据研究，清朝京官租房大多集中于宣南，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外一带。最开始，曾国藩暂住于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不久，因为家眷还有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陆续来京，曾国藩不得不寻找一处较大的宅院。道光二十年十二月，曾国藩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了一处四合院，全年租金67两白银。这样一个独门独院的四合院，租金着实不低，几乎接近他全年薪俸的一半了。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同为京官的老乡王继贤前来拜访曾国藩。王继贤是京城知名的“风水大师”，他一进门，左右打量了一下，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吓得曾国藩连忙另外找房，最后在菜市口绳匠胡同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比之前的宽敞大气，但租金也翻了一倍多，一年要160两白银，比他全年收入都要高。[①]

据粗略统计，晚清时期的普通京官，每年租房、雇车马、雇佣仆人还有一般性日常开支等全部包括在内，最低开支大约在100两银子，不能再少了。具体到曾国藩身上，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他全年薪俸加起来不过130两白银，花销却高达620两，两者相抵，一年亏空490两。那么，除了租房外，曾国藩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大体而言，清朝京官的开支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中的一个大头是社交应酬。清朝时期，京官的工作量不大，生活比较清闲，但正因为清闲，所以社交活动特别多。比如亲朋好友、上级、同乡之类，遇上谁家生日节庆、红白喜事乃至生孩子等等，样样都得随礼。此外，朋友间的相互来往，请客吃饭肯定少不了。曾国藩也算一个喜欢交往的人，朋友很多，社交开支也不少。比如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用在社交上的随礼就高达70两银子，而他自己请客吃饭也用了40两银子。这两项一加，就已经110两银子，接近他一年的俸禄了。

然而，对于官员来说，社交这种事不参与不行。如时人所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这就是说，京官之间请客吃饭是稀松平常的事，如果别人请你你不去，或者人家请了你不回请，那时间长了，名声坏了，这个交际圈子就没你这个人了，以后遇到什么事，也不会有人想起你了。

清朝京官的另一项开支是置装费，尤其对曾国藩这种初入官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清朝的官服，不是免费配发，而需要官员自己去买，这一年四季，官服都不一样，而且衣料都很昂贵，费用不低。作为新官员，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就花了近500两银子置装，光帽子就买了11顶，什么大呢冬帽、小呢小帽、大毛冬帽、小毛冬帽、皮缝帽等等，这就得花去几十两银子。

或许有人要问，曾国藩不是一向节约简朴吗，那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帽子、衣服呢？这话倒也没错，但您要知道，清朝官场是讲规矩的，不管衣服还是帽子乃至官靴，都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又是一个守规矩的人，他能不按规矩办事吗？为人节俭固然重要，但在官派威仪上，曾国藩却决不含糊。这初次置装花了500两银子，还算是节约的，如果奢侈一点的话，1000两都打不住。而且，曾国藩也确实节约，比如有几件名贵的官服，平时都是放在衣橱里好好保管，只在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用。所以，用了三十年，依如光亮如新。

交际费、置装费之外，还有交通费也不少花钱。清朝时期，京城的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行走十分不便。曾国藩好歹也是个七品官，他不能天天走路上班，一旦碰上刮风下雨天，又赶上皇帝召见之类，那弄得满身是泥，成何体统！由此，京城官员多数是选择乘轿、骑马或坐骡车出行，但这三样，没一样是便宜的。

比如说乘轿子，轿子的费用除外，还得养几个轿夫，那一年的费用绝不是小数目。即便坐车，费用也不少。当时的很多中下级京官买不起车，只能经常雇车。最穷困的官员，连车也不雇，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上班路程很远，但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都走路，“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这个算是十分有吃苦的精神了。至于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轿子是买不起的，骡车也买不起，只能隔三差五的雇车，但即便这样，在道光二十一年，也用去50两银子。

除了以上三种开支外，家庭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曾国藩做官不久，妻儿老小也一同来京，后面又添了几个子女，加上几个弟弟来京读书，外加雇佣仆人的费用，这些都不是小数。此外，曾国藩爱好读书写字，笔墨纸砚和各种买书的费用自是不少。

那有人就要问了，曾国藩的开支这么大，就他那点收入，怎么对付过去的呢？据记载，曾国藩在进京当官时，从家里带上一笔银子，数额在1500两白银。这笔钱，是曾国藩通过“拜客”的方式筹来的。所谓“拜客”，说白了就是“打秋风”。按当时的规矩，出去做官了，要拜访各处本家、本地知县知州，或者有钱朋友，这种相当于收取“贺礼”，也是希望日后彼此有个照应。

俸禄之外，京官还有另外一些收入，比如外地官员送的“冰敬”、“炭敬”，另外就是京官特有的“印结银”之类[②]。此外，曾国藩当过乡试正考官等差使，应该也有一些外快。当然，曾国藩在京期间学做圣人，他“立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这块收入究竟有多少，也不得而知。但根据曾国藩自己披露的，他在咸丰二年离开北京的时候、结束11年的京官生涯时，还欠了1000多两银子，直到他做两江总督时才还清，可见他还是十分清廉的。[③]

[①]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不过账簿中，曾国藩记载的实际房租数为十千文，折合一年租金80两出头。

[②] 印结银，指有人进京捐官时，需同乡京官做保而缴纳的保证金。这笔钱通常由本省京官瓜分，数额不小。

[③] 参考：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