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42期：人在灾祸来临之前会有预兆，不信请看

有书君说

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他们呼吁全国民众奋起抗争，发出“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的呐喊。

这里面，有一位“及时雨大哥”。

他和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还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领导、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

他用26岁的生命，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他就是赵世炎。

今天，让我们走进赵世炎的故事。

1901年4月13日，重庆酉阳龙潭镇上的赵家，迎来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

赵家是镇上的大户，有200多亩地和一些商铺。

男主人赵从善是学徒出身，靠着精明能干，积累了殷实的家业。

他思想开明，家里的孩子们想做的事，只要是对的，他都会支持。

按照族谱，赵从善为这个新生儿取名为赵世炎。

赵世炎从小聪明可爱，嘴角时时带着笑意，十分招人喜欢。

他最崇拜的，是离家参加革命的二哥赵世珏。

加入孙中山同盟会的二哥，常常会从外地寄回一些介绍新思想和民族英雄的小册子，给赵世炎。

受二哥的影响，赵世炎早早在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在赵世炎就读的龙潭镇小学，他是第一个剪掉长辫子，以示与清朝决裂的人。

在他的影响下，学校里许多男孩子剪去长辫，女孩子也纷纷扔掉裹脚布。

赵世炎的离经叛道，让母亲惊慌失措，父亲却笑着夸儿子有志气。

20世纪初，似乎有散不尽的阴云，始终笼罩着中国大地。

就连本应很幽静的龙潭镇上，也暗流涌动，气氛紧张而压抑。

学堂里，赵世炎正上着一节特殊的课。

经常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地理老师，最后一次站在讲台，门外就等着准备缉捕他的差役。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大大画了一个中国地图，眼里闪着泪光，沉重地说：

“祖国，就像我们的妈妈。
可是她现在正在受苦受难，被瓜分，被奴役，被欺凌！
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站出来保护她！”

讲台下，一片寂静。刚刚还打闹的孩子，好像一瞬间长大了许多。

赵世炎怒目切齿，带头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声音虽然稚嫩，但充满力量，仿佛要冲破长空，将阴云驱散。

1915年，赵世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

他性格开朗，古道热肠，好像天生具有吸引力，使人愿意与之接近。

由于家道中落，赵世炎的生活费非常有限，冬天有时连取暖的碳火都烧不起。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拿钱出来帮助其他同学，被亲切地叫做“及时雨大哥”。

上学时，初次接触英语，赵世炎蹩脚的发音常常引得班里同学哄堂大笑。

他丝毫不觉难为情，依然大声读课文、背单词，一下课就往学校附近的教堂跑，跟里面的外国传教士学发音，有时睡梦中，还在喃喃地读着单词。

刻苦练习下，赵世炎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在一次外国友人参观学校时，赵世炎充当翻译，标准、流利的发音，让外国人刮目相看，连连说赵世炎使他对中国青年有了新的认识。

学校里，赵世炎不仅成绩优异，对时事的分析也有独特的见解。

在投入新文化运动，结识李大钊后，赵世炎便成了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他主编的《少年》《平民周刊》《工读》等刊物，宣传进步思想，揭露旧制度对青少年的思想束缚和毒害，唤人觉醒。

在他撰写的文章里，公开评论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端，和青年们讨论中国的前途。

他在文章里写道，社会主义是“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族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的社会制度。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其中北师大附中的学生代表队伍，就是赵世炎组织的。

当时，北京的赵世炎、张国涛、邓中夏，天津的周恩来、张太雷，湖南的毛润之和蔡和森以及湖北的恽代英，都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和核心人物。

五四运动后，很多有志青年们纷纷走出国门，去探求救国图强的新道路。

1920年，赵世炎放弃了去北大上大学的机会，赴法国勤工俭学。

船上一同去法国的学生们挤在低等舱里，铺位破烂不堪，饮食也难以下咽。

远离家乡，在海上长时间漂泊，再加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学生们情绪低落，怨声载道。

为了安抚船上学生，赵世炎写了一首“邮轮歌曲”，并找人谱了曲，让大家一起传唱。

“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有少年有此志气。”

简短有力的歌曲，既鼓舞了人心，又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次旅程的初心。

相比海上，到了法国后，学生们才真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他们每天工作强度非常大，赚的钱却很少，有时连饭都吃不饱。

赵世炎想了很多办法，改善大家的伙食，如“面包夹糖”“面包夹面酱”等。

他会在上工前，给下班回来的工友做好饭。

还风趣幽默地留下打油诗：“告尔瞎子，并致李斌，锅内洋芋，已经煮好。”

生活虽苦，但是有赵世炎在，学生们便会觉得有了依靠。

为了团结勤工俭学学生，赵世炎和李立三等共同发起创建了“劳动学会”，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0年底，中国赴法学生达1600多人。

但是，由于经济萧条，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

无工可做的学生们聚集在巴黎华侨协社，每天靠着华法教育会借贷的5法郎维持生活。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又没钱看病，不少留学生病死。

这时，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

留法中国学生三分之二以上都没有找到工作，维持费的停发，无异于将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推入绝境。

留学生们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

最终迫使法国政府答应给勤工俭学生，继续发放每人每月150法郎生活维持费。

经过这次事件后，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决定联络在法国的其他革命力量，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

1921年春，赵世炎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员早期组织，取名为“少年共产党”。

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3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1926年，赵世炎回国后，被派往上海组织工人运动。

他被任命为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化名为“施英”，在工人中开展活动。

当时，工人们被资本家盘剥，切身利益，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有工人灰心地说：“工人就没有出头之日，一旦出了头，就成了个‘土’字，要入土了。”

赵世炎听到后，对工人们说：

“工和人合起来，是一个‘天’字，出了头，便是‘夫’字，只要我们工人联合起来，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一番话说得工人们一扫低沉的情绪，士气激昂。

北伐战争期间，赵世炎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配合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由于条件不成熟，第一次、第二次都以失败告终。

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织了第三次上海工人大罢工。

他们先在工人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组成了约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并秘密进行了武装训练。

这一天，80万工人宣告罢工，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胜利。

谁也不会想到，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组织者“施英”，仅仅只有25岁。

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分享，仅仅过了一个月，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三天时间里，上海工人便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上海的共产党员危机四伏。

赵世炎每次开完会，总是说：“让我先离开，把国民党特务、暗探带走，以免麻烦你们。”

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很快锁定了赵世炎的住所。

1927年7月2日傍晚，大雨滂沱，赵世炎打着伞向家中走去，而家中早已蹲守了抓他的特务。

由于风雨太大，以至于岳母从楼上推下花盆示警，他都没有注意到。

赵世炎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始终一口咬定自己是湖北人，叫夏仁章，来上海做生意。

连军法处长也觉得真假难辨，怀疑是不是抓错人了。

但是在叛徒的指认下，赵世炎最终暴露了身份。

面对敌人更加残酷的审讯，他只有一句话：

“你们只能捉到一个施英，但要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

自从身份被公开后，赵世炎自知必死，他把监狱当做战场，对狱友们说：

“一定要顽强地斗争，不要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

“革命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必须付出代价。”

赵世炎宁死不屈的气概，让国民党十分惊恐，更让他们感到可怕的是，连看守赵世炎的狱警也被赤化。

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胆战心惊地说：“这个人太厉害了，非杀不可，不然我们将来要吃他的苦头。”

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赴刑场前，系好领带，穿上半旧的西装，从容得好像去赴宴。

他边走边高呼革命口号，如同走上街头游行的学生。

赵世炎的英勇，让刽子手们不禁为之战栗，狂叫：“砍，拿刀砍。”

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枫林桥畔，赵世炎被杀害，时年26岁。

对赵世炎而言，理想是一缕晨光，可以驱散无尽的阴霾。

而他，始终是那个追光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