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05(下) | 刘津瑜：解决城邦内部冲突的路径：十二表法和平贵斗争

喜马拉雅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津瑜。

在这一讲中，我们继续讨论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在上一讲中我们集中讨论了债务问题这个斗争的焦点，平民为了争取权益，采用的斗争手法是“撤离”运动，来迫使贵族让步。

当然除了债务之外，平民还面临这许多其他问题，比如对规章制度、司法程序的知情权问题，公职人员的权限问题等等。假如说掌权的人可以随意更改规章和程序，那当然对普通民众是非常不利的。

在上一讲的结尾处，我们提到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叫做《十二表法》，这部成文法和平贵斗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公元前451年，罗马的常规官职被一个“十人团”取代，这个十人团的任务是负责收集整理律法，他们完成了十个板块的内容。下一年，另一个“十人团”接手继续完成整理律法的任务。第二个“十人团”以类似僭主的行为而臭名昭著。

这个十人团中有一位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出身于一个反平民立场非常鲜明的贵族氏族。他看上了一位名叫维尔吉尼娅（这个词本身在拉丁语中也是处女的意思）的平民姑娘。她已经订婚，却因为阿庇乌斯的淫欲承受了一场无妄之灾。

为了霸占维尔吉尼娅，阿庇乌斯指使他的一个门客声称姑娘是他的奴隶，要求把姑娘判给他。而阿庇乌斯充当了这个案子的法官，无视维尔吉尼娅未婚夫还有姑娘父亲的抗议和哀求，一意孤行要把姑娘判为奴隶。

姑娘的父亲是位军队中的百夫长，为了维护女儿的自由，他当场亲手杀死了女儿。李维在他的《自建城以来史》第三卷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以及渲染性极强的语言讲述了整个故事，犹如一出悲剧。

甚至最后的场面都犹如舞台，维尔吉尼娅被罗马妇女簇拥着，她的父亲和阿庇乌斯激烈对峙，情绪高涨，读者很难不被感染。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这个故事，体验罗马史书写中的文史不分家。

 这个故事和我们在第四讲中讲过的王政末年卢克莱提亚的故事一样，有着严肃的政治寓意。因为阿庇乌斯侵犯的是“自由”，维尔吉尼娅在这里是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隐喻。

她的父亲在杀死她时，喊出：这是我唯一能维护你自由的方法。这就成了一个“死亡”与“自由”之间的命题，激发了第二次撤离运动，这一年是公元前449年。

作为后续，十人团辞职，平民的上诉权和保民官的权力再次重申。维尔吉尼娅的父亲和未婚夫都当选为保民官。阿庇乌斯被投入牢中，最终自杀。

新当选的执政官颁布了两个“十人团”整理的法律。这就是罗马法之源，《十二表法》。在西塞罗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世纪，《十二表法》仍然是罗马孩童需要背诵的文本。

那么，《十二表法》是否是对平民有利的成文法呢？遗憾的是，《十二表法》的原文的全貌已不复存在，研究者们根据史料和法典中的引文，复原了100多条律令，既包括私法也包括公法，覆盖了私有财产、家庭、婚姻、继承、法庭程序、量刑等等。

有一些律法，对所有的自由人都提供了基本的权利保障，比如，尚未定罪的人不得被处死，等等。

还有一些律法，应该确实是对平民有利的，比如，“任何人不得以高于十二分之一的利息放贷，违反者罚款四倍。”再比如，“合法任命的法官或仲裁人如果判案时受贿，将受死刑惩罚。”

另外有一条现存的条例对穷人是相对宽容的：如果是因疏忽造成火灾烧毁建筑或谷堆，须负责修复损坏，但如果因贫穷无力修复，惩罚可减轻。

然而，涉及债务人的条例都十分严苛。比如，如果债务人无法还债，或者无人为他进行法庭辩护，那么债权人可以将他带走，可以给他套上镣铐，重量不小于15罗马磅。

假如债务解决不了，债权人可以一连三天带债务人到法庭，并宣布债款的数额，在第三个市集日，债务人或被处死，或者买到外邦。

假如有多个债权人，他们可以分割债务人。这一条听起来很血腥，就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分割”割的不是债务人而是他的财产，这种说法可能说服力不是很强。

另外，第十一表中明确规定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对这一条，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这只是将既定的成规写入成文法；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存在着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情形，才特地加入这条律法进行禁止。

如果说后面这个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十二表法》对平民是存在着压制和敌意的。

不过，贵族与平民不得通婚的条例，最终在公元前445年被废除。在那之后，平民又获得一系列的胜利：

公元前444年-367年，军政官（或者译为军事保民官）的设置，和执政官交替，一直到公元前367年。而从罗马流传下来的关于平贵斗争的叙事中，平民获得当选执政官的资格正是从公元前367年开始的。

到公元前342年，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名来自平民。公元前287年，平民大会的决议不仅仅只适用于平民，而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适用于所有的罗马人。平民的这些权利，都有正式的法律保障。平民与贵族的等级差缩小到到那时为止的历史最低点。

平民的上层和贵族行成一个新的阶层，叫做nobiles，字面的意思是著名的人，也可以翻译成“贵族”，但为了和以前的贵族相区分，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新贵”。

我们曾经多次提到，古代作家叙事经常很戏剧化，在前面我们引述的故事中，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那么关于平贵斗争的叙事能不能经得起细致研究的考验呢？前面提到的贵族的古老起源和垄断执政官这两条，究竟是史实？还是创造性的杜撰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在共和时代凸显出来，正是因为王政时代的终结。因为在王政时代，王可以作为一种力量来遏制贵族，而王被驱除以后，贵族的力量被推到了前台，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得到激化。

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它需要假设贵族和平民的古老起源。然而贵族和平民的起源问题非常之复杂，在李维、迪奥尼修斯和普鲁塔克的叙事中其实也包含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要素。

罗马人的名字中包含着很多信息，包括身份地位。因为姓名问题和平民贵族之间的区分关系很大，我们就来说一说罗马人名的构成。

通常我们说罗马男性公民有三个名字，所以念名字的时候一念一大串，比如上一讲中讲到的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Iunius Brutus），这三个名字分别是前名（praenomen）、氏族名（nomen）和家族名（cognomen）。

但完整的名字实际上更长，还包含部落名、荣名，等等。在早期罗马，并非所有人都有三名，但一般会有两个名字，就是前名和氏族名。

这个所谓的前名，也就是第一个名字，是放在氏族名字前面的名字，比如说路奇乌斯Lucius、盖尤斯Gaius，等等。氏族名是第二个名字，氏族在拉丁文中是gens（复数是gentes），以亲缘关系为纽带。

我们所谓的平民和贵族，其实是平民氏族和贵族氏族。而每一个氏族中又包括很多分支，这些分支叫做家族，罗马人的第三名就来自于家族名。

比如我们比较熟系的恺撒，他的三个名字是盖尤斯·优利乌斯·恺撒，其中盖尤斯是前名，优利乌斯是氏族名，恺撒是家族名。优利乌斯氏族是贵族。

至少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罗马人一看名字，就知道一个人是属于平民氏族的还是贵族氏族的。

但平民氏族和贵族氏族的壁垒是否一开始就存在呢？

首先，我们在前面几讲都提到过，罗穆路斯属于神话范畴，归到他身上的举措，我们不能够直接把它当做史实来看待，至少要存疑。罗马人可以相信这些说法，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信史来采用。

其次，这一点其实更重要，就是早期罗马的执政官是否真的是由贵族垄断的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在流传下来的罗马执政官年表中（这个年表是刻在石头上的，列出每年的两位执政官或者最高公职），早期有不少执政官其实出身平民。

有学者统计过，从公元前509年到公元前445年，55%的最高公职由贵族担任，平民占15%，还有30%的人身份我们确定不了。贵族确实占了较大比重，但是平民也绝非被完全排除在最高公职之外。甚至罗马人自己认为的第一位执政官之一布鲁图斯，他的氏族名是尤尼乌斯，这是平民氏族。

还有我们提到的在所谓的第一次撤离运动中，去和平民谈和的元老梅内尼乌斯也是平民出身，他也曾经担任过执政官。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罗马时代的作家说平民起初不能担任执政官，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开放最高公职，但在他们关于早期共和历史的叙述中，又似乎有平民执政官，而且执政官年表上一开始就有平民。

如何来解释这个矛盾呢？我们目前至少有三种角度：

一种认为早期年表不可信，因为实际上所谓的执政官年表是公元前296年才开始正式记录的，早期的执政官名单可能有后来伪造的嫌疑。甚至最早的最高公职人员都不叫作consul（我们一般翻译成执政官），而是praetor Maximus（大政务官），而到了公元前449年以后，才正式称为执政官。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执政官年表大体上是可信的，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后来被认为是平民氏族的名字，其实早期可能是贵族的名字。

这里又分几种情况：有的氏族名既包括平民又包括贵族，因为门客可能也在使用恩主的氏族名；另一种情况可能是有些贵族氏族没有后裔所以消失了，但平民氏族使用了那个名字，等等，不一而足；

另一种说法认为贵族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早期的执政官名单里包含平民，是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贵族”还没有最后定型，等到贵族形成以后，有一些家族被排除到了贵族之外。

所以我们就在早年的执政官年表中看到的平民，在当时并没有平民和贵族之分，只是后来有些名字称为了平民氏族的名字。

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角度都有可能，特别是后面两种。那么也就是说，“贵族”其实并不是在王政时代就定型了的，在王政时代最多就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概念。而是到了共和时代，贵族这个阶层，才最后界定了它的边界。

那么相应的，作为“贵族”对立面的“平民”也应当是到共和时代才形成的。关于平民的起源，学界的理论很多，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综合起源说，认为平民既包括外来移民、被征服的拉丁人，也包括旧的部落中的下层民众等等。

他们和所谓“贵族”之间的界限，应该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比如公元前485年到461年，执政官年表上只有一位平民执政官，这或许体现了“贵族”作为一个群体对平民的压制。

也正因为有许多可存疑之处，学者们倾向于重构平贵斗争的早期历史，但是如何重构意见并不统一。

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元前494年的第一次撤离运动以及公元前449年的第二次撤离运动很有可能是古罗马史家的虚构或夸张，是为了把一些早期事件纳入后来真正的平贵斗争的叙事框架中。

有学者建议，保民官有可能并不是在所谓的第一次撤离运动以后设置的，而是在《十二表法》之后。

还有学者认为公元前450年-449年的所谓的第二个“十人团”可能完全是虚构的，或者至少部分是虚构的，它可能是在模仿雅典历史上的“三十僭主”专制的故事。阿庇乌斯和维尔吉尼娅的故事，有可能是在复制王政末年卢克莱提亚受辱的故事。

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象征贞洁与自由的女子，都有当权的人物对她们的侵犯，都造成了社会的变动。而阿庇乌斯的形象之所以如此负面，是因为罗马人后来对克劳狄乌斯氏族的憎恨被投射到他的身上，这个我们今后还会再讲。

至于罗马人声称他们在整理律法的过程中，曾经派遣使团到雅典去学习梭伦的立法，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完全是虚构。

罗马早期历史中，虚虚实实的内容太多。但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社会和制度在不断变化之中，而内部的冲突并没有采取大规模武力冲突的方式，而是通过集体谈判、立法、选举等途径来解决，这些应当是比较清楚的。

之所以这些方式是有效的，也是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环境总的来说就是一方面小国寡民，另一方面罗马城一直处于和邻邦的战争状态，所以对于人力和劳力相当依赖。

那么罗马人在和哪些人开战？为什么战争如此频繁？战争给罗马人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